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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近日发布了一份全球城市GDP研究报告（下称牛津榜单）指出，到2035年，全球城市实力排序将发生重大变化。虽然以纽约为首的美国城市依然保持着霸主地位，但亚洲城市，尤其是中国城市，将成为世界经济新重心之一。
未来，中国一线城市的全球排序，取决于它能否在具备实体经济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崛起为全球性的要素积聚和分发的“枢纽型城市”。那么，中国“北上广深”的未来，将分别走向何方？他们终将以怎样的姿态傲立于世界的东方？
大国与大城
大国崛起、全球化演进 美中双头驱动争霸未来
2035年全球20大城中国占7席
牛津经济研究院近日发布报告指出，到2035年，全球城市实力排序将发生重大变化。亚洲尤其是中国城市，将成为世界经济新重心之一。其中，上海将取代巴黎，上升5位成为全球第五大城市。北京紧跟其后，排行第六，而广州则将升至第八，位居全球“十大城市”之列。换句话说，18年之后，中国城市的排序依然是“北上广”。
广州《南风窗》杂志报道，截止2016年，上海GDP排名全球第十，北京位列第15，广州位列第22。为何在18年后，中国城市会发生如此大的排序跨越？未来，全球城市新竞争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会发生什么样的“动能转换”？
城市的崛起，背后很大程度是国家运势的一个折射。
在这份牛津榜单中，到2035年，即在未来18年的时间内，全球崛起的20大城市中，美中两国拥有的数量分别位居前二名。其中，9个来自美国（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达拉斯、旧金山、华盛顿、休斯顿、费城、波士顿），7个来自中国（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深圳、重庆、苏州）。此外，有2个来自日本，英国、法国各1个。未来，中美两国大城市在全球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将扮演越发关键的角色。全球经济的“双头驱动”，也将以城市的全球性角逐为表现方式之一。
在全球城市发展历史上，大城市的崛起不外乎来自于两种动力：一是母国市场的统一化进程和国内经济的崛起，如法国巴黎、二战之前的柏林。
第二种动力是全球化的演进，特别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日益平滑。但必须注意，受惠于这种动力的城市，要么是城市国家，要么是立法权相对独立的城市。其中，以新加坡为代表。
不过，真正的超级城市则必须是以上两种动力的“合力”而打造，最典型的是伦敦和纽约。百年以来，这两所城市一直都是全球超级城市的双头巨星。其他各国的任何城市，暂时还难以望其项背。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二战结束，美国GDP在峰值之时，曾一度占全球的50%以上。之后，随着各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国经济自身增速的下滑，这一占比逐年下降。
到2016年，这一比例为24.32%。但另一面，纽约在全球城市中的超然地位非但没有下降，反倒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背后原因并不复杂，一是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GDP这一指标不再能完全衡量这个超级强权的真实实力。另外，伴随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一地位的不断夯实，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日益平滑，金融服务业成为了美国的支柱，纽约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地位进而被不断强化。
因此，完全可以说唯有两种动能的积聚并形成“合力”，才能产生真正的超一流国际性大城市，缺一不可。法国、德国这样的中等强国，或者说日本这样的“特殊国家”，显然很难产生这样的超一流城市。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会诞生这样的城市吗？
从20世纪开始，上海就一直是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图为从外滩远望陆家嘴金融中心。（图片来源：中新社资料图）
金融与实体
城市崛起需靠实体经济 上海或将超越巴黎
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中国内地在短期之内还难以产生纽约、伦敦式“金融驱动”的超一流城市。尽管中国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已赶上了纽约和伦敦，但城市实力的真实差距，它显然无法用房价来填平。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具备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并且有着跨国资源配置能力的一线枢纽城市。
这样的城市为实体经济服务，它不推高资产价格，也不单纯地吸附资源，而是营造合理的营商成本，最终成为一个位于中心的枢纽，为国内、国际市场配置资源。显然，这才是大国大城的“最理想版本”。
中国的城市的崛起全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的为前提的。在牛津榜单中，2035年的全球GDP前十大城市中，将有4个来自中国，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进入全球前20的中国城市还有深圳、重庆、苏州。可以看出，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实体经济重镇，而这种排序也有着很强的“去金融”色彩。比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深圳排在了广州和天津之后，而重庆和苏州这样的非一线城市，也最终得以和深圳一样位于10位至20位的区间。
这是为什么？重庆和苏州的“潜力”，很大程度在于实体产业的后劲。有媒体曾报道，仅在2016年，重庆便生产了各类智能终端（笔记本、手机和平板等）3.8亿台。其中，光笔记本电脑就达到了5800万台，占全球产量的1/3，已经成为了全球笔电硬件生产第一城。此外，重庆还是中国唯一位于西部的直辖市，这种“政治地位”的优势，也意味着大量资源的倾斜。当然，更意味着“潜力”。
苏州的地位也非常特殊。目前，这座城市已经是长三角地区在上海以外最大的制造业中心，通过“苏州模式”，大量台资和外资制造业企业积聚于此，形成了难以撼动的产业集群和生态圈。
未来，随着上海营商成本（比如地租）的走高，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化，上海将对本就拥有较好产业基础的苏州形成前所未有的产业外溢效应。
天津之所以能够进入“全球前十”，则被解读为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带来的产业转移。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城市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城市自身，而是受制于外力作用。
在原有的中国一线城市中，上海和广州的“跨越”受到的关注最多。上海超越巴黎并不意外。从20世纪开始，上海就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仅以外资为例，目前上海已成为快消、医药、信息等领域跨国企业最集中的中国城市。而本世纪以来，上海在产业迭代上也下足了功夫。比如，中国方兴未艾的民用大飞机产业就将整机制造放在了上海。
广州一直是中国经济“第三城”。但如今，“第三城”和GDP数字已成历史，其发展之路正逐渐清晰。图为广州塔夜景。（图片来源：中新社资料图）
储备与释放
服务中国制造大举转型升级 广州蓄势待发
除牛津榜单之外，今年11月，美国数据平台Visual Capitalist也用图表形式说明了全球经济新版图。目前，中国已有35个城市达到了“富可敌国”水平。比如，上海GDP和菲律宾相当，而作为“第三城”的广州，其GDP则相当于欧洲先进强国瑞士。
近30年以来，广州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第三城”。但对现在的广州来说，“第三城”和GDP数字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它对自己的发展路径正在变得越发笃定。某种意义上讲，广州正在进行自己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在宏观层面，广州正着力推进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打造国际航运、航空和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既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合理的营商成本，也强化自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对资源进一步积聚和分发的能力。在产业层面，广州既“补短板”，更面向未来。传统的汽车、日化等产业一直都是广州的强项，但全齐产业变革的趋势告诉广州，IT、生物制药和人工智能这样的产业更关乎一座城市的长久未来。于是，广州果断推进了产业调整的战略，这是广州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产业革新。今年3月，广州宣布推进“IAB”计划，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生物制药（Biopharmaceutical）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打造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并最终推动广州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科技创新枢纽和超级国际大都市。
实际上，在中国的城市经济版图中，广州一直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它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也是最低调、最温和、最对外来者充满善意的一线城市。现在，这座城市深知它自己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在某些一线城市营商成本节节走高，脱实向虚趋势难以遏制的情况下，“中国制造”必须要有一座超级大城作为资源的配置中心，服务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大业。这样的城市，应该是一座枢纽型的服务型城市，而非依靠资产泡沫吸附周边资源的吸附型大城。
城市未来，更系于国运。2016年，中国GDP在全球的占比已上升到接近1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理所当然诞生更多的超级国际性大城。那么，面对牛津榜单全球第八的期待，广州的准备是什么？很简单：储备动能，终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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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三
小编：高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