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留洋时代:他们为何花上百万送孩子到美国上高中?

文/高龙 吴家翔

来源:谷雨实验室(guyulab)

为了去美国上高中,孩子们经历了惨烈的“丛林游戏”:备考、考试、申请、面试……成功者只有少数,在丰厚的物质基础支撑的前提下,他们踏上漂洋过海的求学生涯。迎接他们的,是陌生的文化、社会和国度。在压力和青春期的情绪波动之中,他们经历着不一样的高中岁月。

三年前那次美国高中申请面试,Cindy感觉不错。

撇开激烈的升学竞争氛围,这像一次梦幻之旅。布鲁克斯中学位于波士顿北部北安杜佛小镇。学校在山上,毗邻一个一望无垠的大湖,周围是广袤的田野和森林。在北京住惯的Cindy,感觉像“进村了”:环境少了嘈杂,晚上能看见星星。

面试Cindy的是布鲁克斯中学的男队网球教练。由于Cindy也打网球,两人聊得投机,聊了40分钟,大部分时间在谈网球。

申请程序结束后,Cindy等待布鲁克斯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次年三月,它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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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丹棱街,留学广告在这里随处可见。

出国动机

Cindy十六岁了。小学六年级那年,她母亲第一次带她进了一所国际学校。母亲想让她将来出国读书。她喜欢上了这所国际学校的环境。从此,出国成了她预设的轨道。

国际学校是出国预备学校。那里的课程设置和国内公立中学差别很大,因此学生们几乎无法退回到公立学校。


一些从小就上国际学校的孩子,甚至不会写中文。 

国际学校是全英文式教育。刚开始上学,Cindy上课听不懂,作业不会写,随身带着一个电子字典。一年后,她的英语慢慢熟练起来了。

旁边好多同学出国上学。初二那年,Cindy也开始了美国高中(以下简称“美高”)的申请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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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y

与Cindy的家庭推动相比,今年刚入读美高的Steve出国动机更像“顿悟”。

像大多数入读美高的国内孩子一样,Steve成长于北京一个优越的家庭。15岁的Steve学冰球已近十年,是校队成员,多次出国参加比赛。在出国前的一天,我们在家中见到了Steve。钢琴老师刚刚辅导完他的钢琴。房间里摆放着一个微型的篮球架,显示他的运动热情。母亲刘菲(化名)拿出她收藏的厚厚的一沓他的获奖证书,多数是Steve所在冰球队国际比赛的奖励。说起儿子所在的中学校队,刘菲充溢着自豪。

Steve多次参加美国夏校。最早的那一年,他12岁。真正让Steve产生出国读书目标的,是2015年7月夏,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的Great Book读书营。学完后,Steve得到了读书营发的一本电子书,储存了很多英文书目。这年回国后,Steve迷上了飞盘。最重要的改变是,这次夏校颠覆了Steve对美国学生的印象。他第一次感受到,美国大学生学习非常勤奋,与“美国学生学习轻松”的国内传闻完全不同。他确立了自己出国读书的目标。

2016年,Steve加入了考托福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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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Cindy和Steve出国的时间段,正是在美中国学生数迅猛增加的时期。

国际教育协会为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独立非营利机构。据该机构统计,2013年,在美国的中国中学生共23562人,占国际生的比例为32.3%。2016年,中国学生增加到34197人,占国际生的比例达到42%。中国已成在美国际生最主要的输出国。

2017年8月,国际教育协会发布了调查报告《全球少年迁移——美国国际中学生趋势,2013—2016》。据该报告,2013年到2016年,在美中国中学生增加了48%,远超总国际生的增长率。后者增长率是12%。

该报告将中国中学生数增长的原因概括为“强大而增加的中产阶级”,以及“送孩子到国外接受优质教育的兴趣”。据该报告,在美国际生读美国中学的普遍动机是,在美国中学获得的经验能提高他们申请美国大学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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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之路

2017年暑假,Cindy在中关村一家培训学校兼职。这是她上过两次的出国培训学校,她和以前的留学顾问赵老师早已熟络,两人形同姐妹。

在这所培训学校,励志氛围弥漫。一个走廊一侧,分布着一列小教室。每个小教室供一名学员做题练习。一间教室的墙上写着莎士比亚的句子:Be great in act, as you have been in thought.(展开伟大的行动,像你想的那样)


在一个房间的磨砂玻璃上是励志句子:勇敢的孩子往前走。 

各个小教室都以西方经典作家的人名和书名命名,英文写着: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等。所有的装饰构成一种略带灰暗的场域,并最终暗示两场直指人心的英语考试:托福和SSAT(美国中学入学考试)。

2015年到2017年,在该机构参加出国培训的中学生有近四千人。“出国之前的标准化考试费和申请费,每个家长的投入在30万到40万。”赵老师估算。

中关村的这所培训学校对Cindy有特殊意义。在这里,她遇到了她的前男友。在教育的维度,这所学校则弥漫着学生们青春期的彷徨和出国流水线上的苦闷。

第一次申请布鲁克斯中学被拒后,Cindy第二次被母亲送进了这所培训学校。这一次,她受到母亲颇为严厉的要求。她母亲要求学校老师写下Cindy每一天详细的行为报告,包括她每小时在干什么。执行监督任务的是赵老师。

赵老师从事督导工作,遇到过很多不堪重负的学生。“孩子们要做很多的督导内容,看书,做听力,然后再上课,做作业。一些小孩接近崩溃。我见过小女孩,我们俩抱着哭。”赵老师回忆。


有的女孩子学到断经,真的很累! 

此前,一个面对巨大作业量的男孩,在教室里突然崩溃,把一根中性笔折断,然后嚎啕大哭。“他哭得特别凄惨。他说老师我坚持不下去了,‘不只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高,我妈妈对我的要求也高。’”赵老师此前还从电梯口拽回来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压力很大,想放弃学习。

这所位于北京繁华地段的学校,虽承载了孩子们非常复杂的心理体验,但它是教育链条上极重要的一环。中国初中——美国高中——美国大学,这个链条离不开培训学校和它所制造出的标准化考试成绩。

决定出国后,Steve也加入了备考大军。

他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英语学习。经常出国锻炼了他的英语口语能力。但在标准化考试面前,路很艰难。

2016年,连考五次托福,Steve的分数仍只有88分。这个分数对申请美国排名考前的高中没有优势。他母亲刘菲心切,看到这个成绩,哭了好久。

一次,Steve写完申请文书在电脑上没保存,只能重写。当时,他接连准备托福和SSAT考试,心里焦躁。在一家培训学校的厕所,Steve哭了。哭完后他照了镜子,慢慢把心态调整好了。

2016年年底,Steve第六次托福考试的成绩出来:100分。当时离美高的申请截止申请还有三周。他最终赢得了这场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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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面试

申请美高的孩子挣脱了中考,却与另一架精密仪器较量。美国高中录取同样遵循规则的时间轴:10月开始申请工作,12月份考完SSAT和托福,次年1月15号之前递送申请材料,2月中旬截止申请,3月学校发录取通知,9月份就入学。

在中关村的那所培训学校学习语言后,Cindy再次考了标准化考试,并提高了成绩。第二年,她再次申请布鲁克斯中学,终于被录取。到学校后,她找到第一次面试的那位面试官,询问为什么她第一年没有被录。对方说她第一年标准化考试成绩太低了。

Cindy在布鲁克斯中学上学后,在学校招生办做兼职,了解了一些招生规则。“每所学校招生会定一个百分比,因此不可能一个美国学校有一半是亚洲人。所以中国学生是同其他申请同一学校的中国学生在比。但是学校看的不单是标化成绩,而是综合来看。”

他们不想要一个天天闷在屋里学习的孩子。

与标准化考试相比,招生面试更难把握。“好多学校面试都在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如果面试官觉得跟你没有话说,20分钟谈话就截止了。面试官通过说话看性格和口语流利度。”Cindy说。

除了提高标准化考试成绩,Cindy分析了自己能被录取的其他优势,“大部分原因在于我面试特别好,还有部分原因是我打网球,这是一个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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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Cindy在中关村的留学机构里接受培训。出国后,这样的培训依旧充斥着他们回国的暑假。

Steve经历了多所学校面试。他和母亲刘菲此前去美国,在五天时间内参加了八个美高的面试。一个培训学校的老师充当翻译。

Steve遇到的面试官主要针对出国问题对他提问。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选择出国?他能带给学校什么?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他一生中哪件事情对他影响最大?

学校也面试家长。刘菲说,她第一次面试,有点紧张。面试时间只有三分钟。“问你为什么把孩子送出来?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想法,然后你对你孩子的认识。有的地方是说,你能用一个词或者是两个词来描述一下你的孩子吗?”刘菲回忆,家长面试,考察的主要是学生家庭,“是不是一个很幸福、很和谐的家庭,是不是有知识层次,这才是关键。”

选校让家长和学生们踌躇。他们看排名,也看中国学生的比例。有些学校中国学生比例达30%,不受家长们欢迎。还有另一种极端,有的学校中国学生只占百分之五,家长们同样害怕这样的学校,担心孩子去了会成为特别少的群体。Steve的学校,中国学生占10%。这所学校500多人,中国学生近40人。今年和Steve一起入学的中国学生共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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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Cindy目前在布鲁克斯中学读11年级。

与国内高中整齐划一的课程相比,美高的课程和课外活动有许多选择。Cindy所在的布鲁克斯中学,数学课有代数一、代数二、微积分等。在十二年级,他们可以选解剖学、机器人等课。

美高的教学与国内迥异的地方,还在于一些列挑战课程。来自山东青岛的学生牛浩然,在一所美高上11年级。学校的生活技能训练让他印象深刻。牛浩然介绍,他们学习跳水、跳车。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从15米高的石头上跳到一座水库里。还有部分人学了跳车。车行驶时,老师教他们怎么样用安全的方法跳下来,但不让自己受伤。

几年前入读布鲁克斯中学后,社交能力出色的Cindy很快融入美国校园。她想追求独立。父亲此前想在波士顿买房子。她说,“你离我远点。”房子最终买在了加州。

在这个殷富之家,钱不是问题。“钱肯定管够,但是买东西之前还得跟他们说一声。”Cindy说。她买东西刷卡用一张副卡,连着父母的手机号,一消费父母就第一时间知道。

Cindy开玩笑将自己的家庭称为“神奇的家庭”。父亲在加州生活,母亲在北京工作,而她在波士顿附近上学。三个人,三个城市,三种时间。他们有一个微信群,但由于时差,各自在上面留言,其他人看到了回应。

母亲每周都会来一两次电话。有时,Cindy在电话里一急,英语就蹦了出来。对低龄学生来说,在纯英语环境,汉语退化较严重。她最近的一次放假回国后,第一周和母亲说话,一半中文夹杂着一半英文,一时转换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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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国内,美国的学校氛围更加自由和轻松一些。

今年九月,Steve上了波士顿附近的中学Tabor Academy。他在这里很容易找到运动伙伴。冰球在国内是小众运动。但在Tabor Academy,有五六十个男生想玩报名冰球。

Steve的学校就在大西洋边上。一些宿舍面朝大海,拉开窗帘就能看海。校园洋溢着海洋文化。学校的校训是All-A-Taut-O,意为迎帆远航,不畏艰难。开学后,Steve参加了新生的进校仪式Tabor boys。仪式举行时,他们先到Tabor boy船上。船开到海中后,学生依次从船上跳到海里,游数百米回到岸上。这像一个勇敢者的挑战。

Steve参加进校仪式的那天下午,她母亲刘菲在场。像许多中国家长一样,她操心儿子的生活细节。刘菲送儿子到美国上学,在学校周围待了三周。这是她第一次要和儿子长时间分开。她亲自操办了Steve大部分生活用品的购买,包括他打冰球用的护具。上课时,Steve的电脑版本旧了,和一些软件不兼容。刘菲和其他家长一起,租车跑到罗德岛州的苹果专卖店买来一台电脑。

刘菲经常能收到学校邮件,有时一周三封。因此,她知道儿子的基本活动。Steve有一个辅导老师。当辅导老师发来邮件时,刘菲写下自己的回复,让人翻译成英文再发过去。

母子主要依靠微信交流。刘菲经常提醒Steve早睡或注意身体。在学校,Steve的阅读量大增。他给母亲发送了最近的阅读书目照片:多达11本英文书,包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想家是低龄留学孩子普遍的情绪。中秋节那天,Steve和其他中国学生被两位中国家长请去,在他们租住的房子里吃饺子。这顿饺子包了三天。一位家长还做了一锅皮蛋瘦肉粥。他们吃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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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Tabor Academy高中的中国留学生在北京励竣酒店举行师生见面会。

Ryan来自深圳,15岁。在国内读了一年高一后,他来到了一所波士顿附近的美高。刚来时,Ryan在一个三人宿舍。经常有人进出,他觉得吵,申请换了宿舍。觉得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他想把新宿舍装饰一下,“真正把这个地方当做自己的家来对待。”想来想去,Ryan觉得国旗装饰效果不错,就叫家人从国内寄来一面国旗,挂在窗前。“很好看,其次来这里难免会有点想家。”Ryan说。

校园里有些中国元素。图书馆有几尊中国雕像。他们的教室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字幅。但Ryan仍想家。他有时会吟诵高中语文课学过的句子来获得心态平衡,“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Ryan说,美高的饮食能仍受,但远谈不上喜欢,“土豆味道不是很好,但吃下去很容易饱。除鱼之外,海鲜我吃过一次就是蒸贝壳,没有什么味道。像我这种早上不吃早饭的人,一般午餐都很饿了,也饥不择食,能有什么就先塞满,再去拿根香蕉草草了事。”与许多中国学生不同,Ryan怀念国内的贡茶和椰子鸡,计划将来回国。“因为国外的工作经历我毕竟还没有经历过,挺可怕的。”Ryan说。

Ryan:留学生如何克服文化差异

情感挫跌

文化差异是低龄留学生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有的白人学生看你刚来,会说一些挑衅的话。那时你要站出来说,这不是一个玩笑话,你以后不能再这么说了。他们就会收敛很多。”Ryan谈到了自己的经历。

一天,Ryan下楼去放洗衣袋,但是搞错时间了。楼下的白人学生对他说了一些侮辱性的话,叫他“滚回去”。

Ryan回忆,他当时回应,“不要再说了,注意你的语言!”他也见过美国学生的另类“开放”。一次,他跟着一个打冰球的美国同学在楼下走。另一个美国同学打招呼,说着就把裤子脱了。

有位白人同学对中国好奇,Ryan带他在电脑上看了周星弛演的古装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位同学很喜欢东方元素,经常问Ryan一些传统文化的问题,比如银子的几两是什么意思。

跟美国同学之间永远都隔了一层,不可能完全打破。虽说大家都都是好朋友,但你不可能完全融入他们的集体,甭管你英文多好,或你多会交朋友。 


谈起文化融入的问题,Steve这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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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让家人从国内寄来一面国旗,挂在宿舍的窗前。他说,“很好看,其次来这里难免会有点想家,虽然我来这里之前完全不认为我会想家。”

压力和青春期的情绪波动是另一个重要问题。

上十一年级时,Cindy感觉压力陡然增大。准备申请美国大学了,她需要备考SAT、ACT,还要兼顾学校的课业成绩,处理同学关系。与国内的高中迥异,Cindy需要写研究性的课程论文,加注释和索引。这些论文短的有一千字,长的达三千字。Cindy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论文。

重压之下,Cindy平生第一次跟母亲打电话哭了。有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变得特别孤僻,有时不想跟同学出去,反倒想把自己关在屋里,一个人好好静一静。她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

最重的一击是失恋,对她情绪影响很大。男友同样生于一个优越的家庭。他们在中关村的那所培训学校认识。他去了美国另一所高中读书,目前在伯克利就读。

一天凌晨两点,Cindy和男友分手。她把室友拽起来说,“詹妮弗,我们俩分了!”两人抱着哭了两小时。室友的爸妈是中国人,她从小在匈牙利长大,会说五种语言。

那晚,Cindy怀疑自己是哭着睡着的。她自称这是四年以来的最低点。“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用情的孩子。”赵老师说。

赵老师接触过一个小孩,在全美前十的高中读书,后来不堪繁重课业,选择回国。她认识的另外一个女孩,去了美国一所top女校。“这个女孩性格较孤僻,一段时间情绪波动很大,会撕书、剪衣服。学校找家长来陪读了一个学期,后来调整过来了。”赵老师说。

升学压力

近日,Cindy这样哀叹自己的学习紧张程度,“这几个月,我平均一周哭两次。我忙得已经好久没跟我爸妈好好说过话。没时间打电话。”

我要死了,我可能都不能活着回国了!

目前,Cindy住在布鲁克斯中学一间单人宿舍里。房间墙上挂着许多家人、朋友和同学的照片。

对Cindy来说,教育的重压远未释放。在美国大学面前,竞争刚开始。

绝少的轻松来自2017年暑假。回国的Cindy在北京组织了一次美高学生和家长聚会。他们中包括刚被美国高中录取,但还未入读的学生和家长。这天晚上,在北京的一家酒店,这个群体交流了美国读书的心得。他们谈论的是这个圈子特有的话题,比如波士顿学院如何,或者高中的蛙泳课如何,等等。交流会后,他们轻松畅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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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Cindy和朋友们一起聚餐吃饭。参加饭局的孩子们都在美国上高中,他们刚刚放暑假回国。Cindy说,出国上学之后,因为时差和距离的关系,朋友圈会慢慢发生变化,现在交流比较多的都是在国外留学的朋友。

这个暑假,Cindy回到这所中关村的培训学校做兼职,给低龄的学生传授自己的经验。同时,她在准备数年前已参加过的托福考试,还有美国高考。

美国高考可以选ACT或者SAT两门标准化考试中的一门。Cindy此前选了ACT,后来发现不合适,临时改为SAT。一次她收拾房间,发现她做完的题,A4纸能摞一尺高。

Cindy想学商科。她小时候经常在母亲的公司,在旁边看着她怎么处理业务。她妈妈以前经常开玩笑说,“你长大了来接管公司。”耳濡目染的经历影响了她的选择。

父亲住在加州。Cindy想选择加州的大学,UCLA或伯克利。然而,现实并不轻松。她的梦校之一UCLA,每年有多达十万人申请。在招生第一轮,多数申请者将被用标准化成绩刷掉。

“我现在还没有解放,每天挠破头皮地学。白天上完班,晚上回家就只剩做题了。”这个暑假,在中关村的培训学校内,Cindy言语中带着叹息。

她在准备一个月后的托福。生活再次循环到她申请美高的岁月,那是又一场惨烈的“丛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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