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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硅谷高科技经济的不断发展，湾区华人工程师群体也越来越为人关注。网上随便一搜，便会找到不少关于湾区华人“贫困线”、华人工程师“玻璃天花板”等话题的帖子，其中褒贬不一，结论各异，但鲜有华人工程师们自己的讲述。美国《侨报》记者采访到几位在湾区生活多年的华人工程师，通过他（她）们各自的故事，或许可以一窥全豹。
图片来自BHO
在湾区，尤其是在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硅谷，很多场合中你会有一种置身中国的错觉：这里有销售螺狮粉、豆腐乳、空心菜的中国超市；有卖小笼包、大盘鸡、毛氏红烧肉的中餐馆；还有会唱《小螺号》《两只老虎》的中国小朋友；当然，更多的是身穿连帽衫、牛仔裤，背着双肩包开车穿梭在101、237等湾区主干道上的华人工程师。
“来湾区是正确决定”
在硅谷庞大的高科技产业领域，华裔的组成随时间的推移有很大变化。
20世纪70年代，硅谷的华人工程师主要是台湾移民；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转变，来自大陆的高科技行业新移民越来越多。
这些来自大陆的工程师，他们的经历似乎大同小异：大部分辗转就读于中美各大名校，毕业后接到来自硅谷高科技公司抛出的橄榄枝，从此就留在湾区安居乐业。
张霖峰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系，原本已经留校直博（直接攻读博士）的他，因随女友出国读书而于2003年来美。
2008年，张霖峰在美国拿到学位后顺利找到工作，举家搬到新泽西，那时他的妻子已有身孕在身。在新泽西生育了两个孩子后，2011年因换工作，张霖峰才举家搬到了旧金山湾区。
和张霖峰情况类似，李寅当初也因追随爱人而来美留学，不同的是，她在爱情无疾而终后，只身一人从得州来到湾区工作。
李寅说，回头再看，来湾区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李寅回忆以前在得州的工作称，在那里的工业界程序员只是填补空缺的角色，只有在湾区这个以高科技为主导的地方，程序员才有更多的选择。“对一个软件工程师来说，这里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最理想的工作氛围。”
“85后”的戴杰也是一名软件工程师，现供职于谷歌公司（Google）。和张霖峰、李寅不同的是，戴杰并没有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他在澳大利亚完成本科的学习后，又来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攻读硕士学位。因为被谷歌录用，所以定居于湾区。戴杰说，湾区的气候和华人氛围让他难以舍弃，在这里既能找到水平相当的朋友一起在乒乓球案边挥洒汗水，也能和同好在KTV尽情释放情绪。
在硅谷，高科技领域是就业市场的主导行业：就业率高、收入可观、身份问题好解决。于是有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留学生选择转行计算机或统计专业。路露和她的先生现供职于同一家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巧合的是两人原本攻读的都是生化专业，靠转行后拿到的统计专业学位，进入硅谷的IT行业。路露说，如果不转行，自己现在也许不会在硅谷，而是在某个大学当教授，“但我知道我的生活一定不如现在”。
平衡工作和家庭
已在谷歌工作4年多的戴杰，很喜欢公司的工作氛围，总体上比较轻松愉快。“即使有时会遇到一些棘手的技术难题，同事之间也会互相讨论帮忙。”
对于华裔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是否有传说中的“交流障碍”，戴杰认为单纯从技术工作来看，平日和同事之间的工作交流和配合没有障碍，“事实上我们这个行业对工程师的社交能力并没有太高要求，在工作之外的交流或许偶尔略有不顺畅，但我认为这不会给工作带来影响。”他进入公司以来，工作上得到资深工程师的很多指导，同时也学习到不少专业知识，接下来会考虑寻找机会学以致用，单独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
经历了几次跳槽的李寅表示，目前并没有感受到职场中对女性发展的限制。
她解释说：“可能我还没到受限制的级别，也许女性管理者对此会有不同的感受，毕竟技术更新换代太快，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的牵绊，没有足够的经历去协调各方各面。”
同为高科技公司女性员工的路露，也表示所谓的工作生活平衡，是以一定程度的事业牺牲为代价。她相信假如投入更多精力在工作上，自己的事业一定能发展得更好，但是在她的观念里，家庭更重要。为了尽可能多地陪伴4岁的儿子，她下班回家后几乎不开电脑不加班。她说，虽然这样会让她在事业发展上面临一些压力，但她对目前的工作状态仍比较满意，“虽然节奏慢一些，但仍在不断进步”。
谈到华裔工程师在硅谷职场的表现，不少人会将其和硅谷的另一个群体——印度裔工程师相比较。一直和印度裔工程师共事的李寅说，相较而言华人同事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技术领域，对其它事情鲜有过问；而印度同事则更熟知商业模式，对产品很有想法，更加注重技术的价值而不是难度。
对此，戴杰也表示认同。他说，很多华人同事用功刻苦，技术过硬，但和印度裔同事相比较，华人工程师似乎不太擅长展示自己和自己的产品。印度裔同事有着更强烈的表现欲，也很善于表达。这事实上是华人恪守的低调谦逊的传统美德，和更倾向于自信表达的美国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享受创业过程”
硅谷一直是创业者的天堂，这里的大部分高科技从业者，或者在孕育着创业梦，或者已经走上创业的道路。
戴杰很享受目前的工作状态，但他也表示创业的想法一直都在。戴杰相信，创业离不开创新，他更注重技术的突破性，而不是创业本身。他表示：“我和很多创业者接触后发现，创业界跟风趋势颇盛，少新鲜感。如果有突破性技术领域的创业机会，我会考虑。”
2013年辞职创业的张霖峰说，从第一次找工作开始，就是按照日后创业的道路来设计的，他从没有想过去类似“脸书”（Facebook）、苹果、谷歌（Google）这种大公司打工，有面试邀请都不假思索地拒掉，“哪里对我的创业最有帮助，我就选择去哪里打工”。
2015年，张霖峰注册Ucodec Inc，创业初期，他以不到200元月租金在清华硅谷孵化器TIPark Silicon Valley租了一个最小的cubic，“那里的管理人员多是清华学长、校友，都非常照顾我这种小创业公司，有创业活动、回中国考察活动都鼓励我参加，并介绍了一些潜在的客户，提供了非常好的创业资源。”
不过，张霖峰的经历，可谓创业界的一股清流。“受我母亲影响，欠别人的钱我就睡不着觉，比较难以接受拿别人的钱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正规风险创业模式。而且创业九死一生，我也不太敢拉同事、朋友和我一起跳这个创业大坑，所以我选择单干。单干的好处是完全自由自在，不受任何人的掣肘，可以一点一点儿慢慢地磨。但不利的地方更多，进度慢，技术、市场诸方面全部都要一肩挑，导致个人所有的短板都暴露出来。”他说，自己创业至今，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实现了自己的设想和价值。无论以后赚不赚得到钱，找不找得到客户，公司产品卖不卖得掉，对他而言都不那么重要了，“毕竟创业的不确定性太高，估计90%以上的创业公司最终死掉，9%的公司半死不活，只有1%的公司能赚到钱或赚到大钱。所以只能宽慰自己去享受这种折磨人的创业过程”。
注：本文系侨报独家策划专题【华裔“码农”在硅谷】系列之二，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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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苗
小编：高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