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张艺谋的《红高粱》腾空出世，北京电视台推出了《七巧板》，海子写下了“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1988， Beyond在北京唱着崔健的《一无所有》，小虎队成立，史铁生推着轮椅，在地坛低语凝望。
1988，还发生了一件事，悄声地改变了中国——
Timothy Baker和妻子在1988年来到辽宁抚顺。
三十年后，他们站在《一席》的舞台上，讲述了一个不平凡的故事。
“1982年的时候，我跟妻子听了一个人的演讲，讲的是关于放弃个人生活去帮助其他人的事。
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概念。那天晚上我回家祷告，我说上帝呀，你觉得我应该放弃一切去某个地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吗？慢慢地，我和妻子的生活开始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发展。
于是，我们报名去中国教书，并顺利通过了。1988年，我们到了中国。
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们决定要做一些善事，就去当地政府建的孤儿院当志愿者。他们都是残疾儿童。
看到那些孤儿活在又脏又乱的孤儿院，我妻子和我跑出去开始祷告：上帝啊，我们能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呢？我们镇定了一下，然后又回到了屋里，开始抱起他们，帮他们清洗，跟他们说话，陪他们玩。过了一段时间，开始逐渐了解他们之后，我们发现他们一点都不可怕。他们是漂亮的孩子，就像没被人发现的宝藏。
于是妻子和我开始想辞去教职，用我们的余生来帮助这些孩子们。
三年后，是我们搬到了郊区，找到了一个房子。我们开始募款，去孤儿院，问他们需要什么，还有什么物资需求。
我们要建一个新的地方，在整个郊区找地。管理其中一块地的政府官员来到我们办公室。
他们说：“一块钱怎么样？”
于是我们用一块钱拿下了那块地——三十亩的地只花了一块钱。
我们一块钱获得那块地的同时上了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那个电视台联系到我，他们说人们纷纷寄支票来电视台, 想要帮助你的孤儿院。
那很棒——因为我们有这块免费的地，但是没有任何钱来建房子。那有多少钱呢？268000美元。
法国建材Lafarge给我们捐赠了所有的水泥，所有的屋顶瓦片和石膏板。立邦涂料给我们捐了涂料。施耐德电器给我们捐了电路和所有开关。所以我们用那268000美元不是建了一栋楼，而是建了四栋。
那天，我收到了2000多封电子邮件。我们给孤儿院起了一个名字，叫作“牧羊地儿童村”。
我们从全国30多个孤儿院接收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把无法救助的孩子送到我们这里，不用给我们钱，那些孩子被领养时我们也不会从中收任何费用。
我们筹集资金来照顾他们，照顾孩子们的钱百分之百都来自我们组织。
在我们孤儿院，一个阿姨照顾3到4个孩子，而不是一个阿姨照顾20甚至30个孩子。我们的理念是要营造一个家庭的氛围，让它更像一个家。
在中国，当一个孤儿满14岁的时候就不能被领养了；如果是残疾儿童，他们就要去一个成年人的机构在那个残疾人福利院里度过余生，没有机会谈恋爱，没有机会找工作或者学习谋生技能，没有任何和外界联系的可能。他们相当于被藏了起来。
我们会训练那些孩子。教他们职业技能，教他们生存技能，教他们如何在一个集体中生活，如何互相帮助，如何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一员。
人们一直说，Tim，你为那些孩子做了那么多，他们真的很幸运遇到你。
但事实是，那些孩子给予我的比我给他们的多得多。因为他们改变了我，他们让我心碎，让我看到世间的悲伤和痛苦。”
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孤儿总数持续下降，但是残障孤儿的数量却呈上升趋势。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大多数被抛弃的儿童，都有着各种程度的残疾。据估计，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其中大多数为残疾儿童。
当今中国的孤儿保障制度依然不健全。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减少了孤儿总数，却增加了残障儿童被抛弃的可能性。缺失的孤儿保障系统、恶劣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14岁孤儿即必须离开孤儿院”的法律，让这些孩子的生活雪上加霜。
牧羊地试图改变这一切。在建成的近20年间，牧羊地儿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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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收留了4000多名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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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3000多名孤儿提供了手术和医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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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00多个孩子寻找到了他们“永远的家”（领养家庭）
优品教育创始人吴海军校长与贝天牧在奥斯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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