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贤
“一个相信白人至上主义的总统，会在同时输掉普选票和选举人票后两个多月后不承认败选、不保证顺利和平的权力移交，并滥用职权穷尽一切途径扭转败局：威胁选举官员，扰乱正常程序，甚至鼓动自己的示威者冲击立法机关……与此同时，他的支持者可以忽视上述种种疯狂的一切，继续对他忠心耿耿。”
如果在几年前听到这样的事情，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在描述某个动荡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发生的政治变局，而绝对无法想到这一切居然能够在美国上演。把语境抽离掉看，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两个月来发生的一切有多么疯狂、多么匪夷所思。
2021年1月13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视频声明中就弹劾一事发表评论。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叛乱”。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
的确，冲击国会事件好像成为了特朗普抗拒选举结果的最后一博。随后，他的社交媒体账号遭到封禁，成为史上第一位被二次弹劾的总统，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多名共和党人也支持对他的弹劾，马克龙、默克尔等欧洲国家领导人使用史无前例的严厉措辞谴责他本人的行为。
但根据民调，近80%的共和党人依然相信，拜登的胜利是通过大规模选举舞弊取得的；总体来看，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中，依然有一大部分认为胜利本应属于他。而事实上，特朗普团队以“投票欺诈”为由的诉讼已因缺少证据而被全部驳回，权威媒体、独立机构也对无数条投票欺诈的传言进行过事实核查，这些说法均存在大量的夸张和虚构，就连特朗普团队中最为卖力推销这种说法的朱利安尼等人，也无法给出任何确凿证据。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会被政治光谱一端的那么多美国人信以为真呢？
这当然存在许多当今独有的因素：阴谋论的盛行，部分右翼媒体长期以来罔顾事实构建的“回音室”，极端保守派白人对特朗普种族主义价值观的支持等等。但同时，“投票欺诈”是一个盘旋在美国上空已久的谎言，而在它背后，是从建国到如今贯穿于美国政治的黑暗阴影，也是美国最为难以撼动的一种结构性不公。
从南北战争后到民权运动时期的“压制选民”
美国右翼常说的“投票欺诈（Voter Fraud）”，指的是诸如冒用逝者或他人身份投票，编造虚假身份投票，一人多次投票，在自己并不居住的州违规投票，非美国公民投票等等行为。根据联邦法律规定，上述行为均属违法。
但首先，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大规模的、系统性的、能左右选举结果的“投票欺诈”，本身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右翼势力会围绕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大做文章呢？美剧《新闻编辑室》给出了一个准确的回答：右翼势力防范“投票欺诈”的说辞与举措“并不是在试图解决一个不存在的问题，而是试图解决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有些政客发现很难说服一部分选民投票给自己，所以，让这部分人根本不能投票，就简单得多了。换句话说，如果投票欺诈大规模存在，那么制定一些”防范措施”就有了正当性：减少投票点、投票箱以便于监管，实施更严格的选民身份认证，限制邮寄选票……但实际上，当“投票欺诈”本身子虚乌有时，这些措施所达到的真实目的，就是让遭受系统性不公的少数族裔、边缘群体更加难以投票，从而削弱他们发声、表达诉求的能力。这种行为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压制选民（Voter Suppression）”。
压制选民的黑暗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至美国内战后的南方重建时期。内战的结果之一，是添加了宪法13至15修正案，确定了美国黑人的公民权、投票权，明令禁止各州以种族为基础限制公民投票。但南方州很快就找到了绕开宪法、剥夺黑人民权的途径，定立一些看似和肤色无关、实则广泛针对黑人的投票限制。比如在1868年颁布的佛罗里达州宪法，就规定了“被判定有罪的人无资格投票”，而在当时由于执法、司法的严重不公，被定罪入狱的黑人比例要远高于白人，黑人的投票权也因此被不成比例地剥夺了。又比如，阿拉巴马州在1901年颁布实的州宪法中规定，只有纳税超过一定额度的公民才有资格成为选民，这无疑针对的是脱离奴隶身份不久、经济水平普遍薄弱的黑人群体；但为了防止收入偏低的白人工人阶层被“波及”，这样的法律有时还会带有附加条款，规定了在1867年确立黑人民权前就有资格投票的人不受此限制。
南方实行登记法和黑人选举权
同时，处在系统性不公下的黑人普遍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一些州便将教育水平和“识字测试”（Literacy Test）设置为投票门槛；另一些州则设置了“品格测试”（Character Test），规定只有黑人恢复民权前服过兵役者的后代无需满足许多其他严苛的限制——自然，奴隶时期的黑人无法服兵役，他们的后代也就因此失去了选举权。
除了立法形式的门槛以外，民间对黑人自发的暴力也在这个时期兴起。许多白人至上主义者组织起民间武装，对黑人实施骚扰和恐吓：殴打、谋杀试图投票的黑人选民，烧毁用于动员投票的黑人教堂，骚扰、打杂黑人社区，武力威胁支持民权的白人政客等等。臭名昭著的3K党也起源于这个时期。种种此类手段的结果是，宪法赋予南方黑人的选举权、投票权名存实亡。据统计，截止1940年，在美国南方州内，只有4%的成年非裔美国人注册为选民，有资格投下选票。
之后的50年代里，民权运动在美国兴起，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和政治权利的斗争也终于出现了转机。1965年3月7日，为展示争取投票权的决心，阿拉巴马州数百名黑人走上街头和平抗议，却遭到了州警极其暴力的对待。警方向人群投放催泪瓦斯，并用警棍殴打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许多人被打伤，其中包括一名14岁的少女，和美国民权运动未来的领袖之一、已故众议员约翰·刘易斯。这一天在日后被称为“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现场的残忍画面也前所未有地震撼了美国人。在同年八月，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了《投票权法（Voting Rights Act）》。由于这部法案第一次正视并打击了各种压制投票权的行为，它被视为美国历史中于解放奴隶后的又一里程碑，也代表了民权运动的阶段性胜利。
1965年3月，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黑人选举权游行中，抗议者与警察对峙。
上述纳税、识字、品格、无犯罪记录等投票门槛，在《投票权法》中被悉数明文禁止。更重要的是，对于阿拉巴马、佐治亚、密西西比等九个民权记录最为恶劣的州，该法案要求它们修改自己投票权相关的法律前，要先接受联邦司法部的审查，确定不存在压制选民的可能后才可实施。在《投票权法》的保护下，之后的几十年里，非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度得到了大幅提高，法案本身也多次被两党总统、国会延期，在这个阶段，两党还都将扩大投票权视为共识。
2008年的大选，让人们最为直接地看到《投票权法》带来的改变。在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通过号召“希望”与“改变”，有力地鼓动、感召到许多少数族裔选民，并在他们的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优势获得了胜利。在类似选民联盟的支持下，民主党人也将联邦和许多州级机构成功“翻蓝”。
反观共和党，一直以来，他们将支持者定位为居住在城郊与农村地区、年龄偏大的保守派白人，利用他们价值观中带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色彩的部分，激发其对于移民、少数族裔、LGBTQ 等群体的恐惧，将这些长期以来被主流挤压的群体试图为自身争取权益、表达诉求的努力，描绘为对传统“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并以此为鼓动、团结这部分白人选民的核心理念。但少数族裔自然不会认同这样的政策和价值观，于是在投票中愈发鲜明倾向于民主党，奥巴马历史性的胜选也第一次展示出他们所能发挥的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影响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只会逐渐增大面对这样的不利情况，共和党没有选择改变政策方向从而吸引少数族裔美国人，而是停止了对扩大投票权的支持，开始重新拥抱选民压制，企图将这部分人口结构挡在投票点外。而这一次他们所选择的借口，就是我们熟悉的“投票欺诈”。
共和党在21世纪的故伎重演
早在2000年小布什对阵戈尔的选举中，少数极右翼人士就杜撰出子虚乌有的“投票欺诈”谣言，用来干扰佛罗里达州决定选举胜负的计票；2008年的选举中，奥巴马的竞选对手麦凯恩也将与民主党有联系的选民登记动员组织描绘为企图通过“选举欺诈”来“毁掉美国民主的基础”。
虽然如上文所说，除了在数量级上可以忽略的个案以外，选举欺诈从没有证明过，但在奥巴马的胜选后，共和党依然开始不断以此为由升高投票门槛。2010年，共和党内民粹主义色彩的“茶党运动”兴起，使其得到众议院控制权的同时赢得了上千个州级立法、行政职位，而由于各地选举规则主要由州一级政府制定，共和党由此开始也拥有了改变选举规则的权力。
一类所谓“防范选举欺诈”十分典型的措施，是“选民身份法（Voter ID Law）”，即选民在注册、投票过程中要被更加严格地核查身份证明。但由于美国不存在统一、通用的身份证明系统，法律制定者所选择可用的身份证明往往十分不利于少数族裔选民。
比如，北达科他州2013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选民登记中的地址只能以传统的“街道加门牌号”形式填写，而不可写信箱号，但一些原住民美国人由于不居住于传统的街区、也就没有常规地址，在使用信箱号登记被禁止后便无法顺利投票。又比如，得克萨斯州在2011年制定的选民身份法规定，只有一部分带有照片的身份证件可以被用于投票，这表面上看好像是为了更好地防止假身份的使用，但细看具体被允许的证件，几乎全部是少数族裔持有率系统性偏低的：护照、驾照、军人身份证，甚至包括持枪许可——持枪者是共和党支持率最高的群体之一，与此同时，大学颁发的学生证却不被接受：大学生们往往倾向于为民主党投票，而家在州外的学生很少会拥有被允许的几种证明；跨性别者也是此类法案的受害者：由于证件上生理性别和自我认知性别的不一致，他们在投票过程中有更高概率受到骚扰甚至拒绝，同时，跨性别者由于受到主流排斥，就更有可能身陷失业、无家可归、无可靠收入等困境，导致他们根本不具备投票所需的证件。
另一种压制选民的方式，就是以“便于监管以防范欺诈”为名，裁撤投票点、投票箱。有研究显示，在2012至2018年间，美国全国总共有1688个投票站被关闭，不出意外，受影响的主要是少数族裔社区，非裔、拉丁裔美国人在投票前的排队时长平均上涨了45%。
当然，得益于《投票权法》的存在，奥巴马政府与司法部还可以对一些规定进行干预，尤其在九个需要获得司法部核准才得以改变选举规则的南方州。但2013年，得克萨斯州谢尔比县希望修改选举规则，但由于存在选民压制嫌疑而被司法部否决。于是，当地政府将司法部诉至法庭，双方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Shelby County v. Holder）。最终，高院认为，由于压制选民的历史已经过去，包括得克萨斯在内的九个南方州也不应再被区别对待，并判定《投票权法》中设置的司法部预审不合宪法，应被推翻。《投票权法》最重要的核心、民权运动最为标志性的进步成果就这样猝然中止。
九名大法官中，五名保守派支持这个结论。已故大法官金斯伯格对这个结果的反对意见，也成为她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判词之一，用一个比喻及其有力地预言了这个判决将导致的后果：“就像你仅仅因为没有被淋湿，就在暴风雨中扔掉自己的雨伞一样”。
在最高法院为压制选民大开绿灯后，为了合理化种种新规，“投票欺诈”被保守派媒体、政客前所未有地夸大；在随后的特朗普时代，相关传言的荒唐与传播之广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投票欺诈”的功能更是从一个压制选民的借口，拓展成特朗普否定自己失败的理由。
早在2016年大选后，特朗普及其同党就开始以早先一些民权组织在动员、注册选民过程中零星的失误事件为基础，大量炮制“投票欺诈”的传言，以解释他在普选票数中落后于希拉里300万票的事实。他甚至委任堪萨斯前州务卿克里斯·科巴赫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对“投票欺诈”正式进行调查，此前，科巴赫曾毫无根据地声称“11.3%的外国人在大选中投票”。但八个月后，这个委员会由于未能发现任何大规模投票欺诈的证据，而被特朗普解散。
但这并没有阻止特朗普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继续毫无根据地散播“投票欺诈”存在的种种说法。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情况更加复杂，为降低选举日当天在投票点的传染风险，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公共卫生专家一致推荐选民尽可能采用邮寄选票的方式，并应得到联邦和州级政府的配合。但由于比起共和党选民（注：特朗普支持者在疫情期间不断发起反隔离反封锁的游行），民主党选民倾向于认真对待疫情，便更有可能通过邮寄投票。这种区分再一次给了在民调上大幅落后于对手的特朗普进行“压制选民”的机会。他再一次搬出了“邮寄选票会导致大规模投票欺诈”这个毫无根据的说法，甚至一度声称只有存在“投票欺诈”，自己才不会在大选中获胜。在此基础上，许多红州也纷纷提高投票的难度，年轻人、少数族裔选民的邮寄选票被不成比例地拒绝，通过临时修改法律而能对选举日当天寄出的选票拒不承认，得克萨斯州等州甚至不允许仅以疫情为由申请邮寄选票。
但即便在如此严峻的选民压制下，拜登依然以历史上最高的普选票数取得了胜利。这时，“投票欺诈”就成为了特朗普否认选举结果最为方便的理由；而哪怕没有任何具体证据支持，考虑到右翼政客和媒体长达近20年的“铺垫”，一部分选民对此信以为真至今、乃至导致了冲击国会事件，也就不那么不可思议了。
佐治亚州的种族正义行动
由于压制选民现象的愈演愈烈，在少数族裔群体越来越难以投票的传统红州，民主党的选举策略只能是尽量推出温和派候选人，并专注于州内议题，回避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从而尽可能争取保守白人选民的肯定。
但即便这样的候选人取胜，也往往无法推动、支持太过进步和大胆的政策，否则便有在之后的选举中输给共和党对手的风险。比如在2018年中期选举前不久，几乎全体民主党参议员对任命特朗普提名的候选人卡瓦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投下否定票，因为无法接受他在堕胎权、民权等议题上极其保守的立场、且面临可信度极高的性侵指控。但在随后的中期选举中，来自北达科它、印第安纳和密苏里州的三位温和派民主党参议员，就因此输掉了选举，哪怕他们的履历上都具有丰富的两党合作立法成果。事后，许多人悲观地预测，民主党即便能在这些州内赢下选举，代价也可能是要在少数族裔、女性堕胎权、性少数平权等重要议题上做出妥协。
但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在佐治亚州的全面胜利打破了这个预测。不仅拜登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在近20年来第一次在该州获胜，随后两个参议员席位的第二轮选举结果更是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民主党人乔恩·奥索夫（Jon Ossoff）和拉斐尔·沃诺克（Raphael Warnock）分别击败了身为在任参议员、且具备雄厚财力与政治力量的共和党对手。两人的胜利也将参议员的多数控制权正式交给了民主党。
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并不属于传统红州内的温和派民主党人。奥索夫的诸多立场都具备坚定的自由派色彩：支持女性堕胎权、奥巴马医改、遏制气候变化，赞同赋予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州权，反对“大规模监禁”；而沃诺克则从2005年起，就在马丁·路德·金曾布道过的爱比尼泽浸信会教堂担任高级牧师，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民权运动色彩的身份，他在竞选过程中更是完全不忌讳谈论非裔美国人承受的歧视和苦难——这是在红州内竞选的传统民主党人往往会竭力避免的。可以猜到，温和派民主党人试图争取的保守白人选民并不会对两人有太多热情；他们的胜利，是由少数族裔选民的行动撑起的。
史黛西·艾勃拉姆斯
但上文已经说到，佐治亚是压制选民现象最为严重的南方州之一，是什么力量打破了这层屏障呢？这要归功于今年大选后，许多美国心中一位公认的民权英雄：史黛西·艾勃拉姆斯（Stacey Abrams）。她是佐治亚州一名民权活动家，2008年当选州众议员，2010年成为众议院中民主党党团领袖。而这个时期也见证了共和党在该州全面掌权的过程。从2002年开始，佐治亚州长的职位一直掌握在共和党人手里，2010年，共和党在州内两院都几乎赢得了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她因此承担着重建民主党政治的重任。她注意到了这个保守红州中一个意味深远的趋势：人口结构的变化。2000年以来，少数族裔居民所占的比例一直稳步增长，截至2019年，州内1/3的居民都是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亚太裔居民也不断增多，而白人比例则下降至58%。而黑人可以说是民主党最为可靠的支持者。那么，当人口结构特征没有在选举结果中体现出来，只能说明许多少数族裔因压制选民为主的原因无法投票。所以，如果少数族裔的声音和选择能传递到选票上，将会成为让民主党重回胜利的一股力量。她以此认为，民主党在佐治亚应放弃推出温和派候选人以争取白人选民支持的策略，转而动员、注册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选民。为此，她成立了“新佐治亚计划”，从在全国募款到走入社区注册少数族裔选民，开始为实现这个愿景铺路。
但同时，佐治亚州的选民压制现象也愈发严峻。2017年，佐治亚实施了所谓“严格对应法”，要求选民登记时提交的姓名和在州内其他证件（如驾照）上的完全相符，才可投票。由于少数族裔具有不常见姓名、容易被相关机构不认真对待，因此就更容易遇到证件与登记表处姓名不一致的情况（如拼写错误、一处使用简写而另一处使用全称等），他们就会因为这种责任并不在自己、同时难以避免或注意的错误而失去投票资格——这样的情况大约有五万三千例，其中80%为少数族裔，70%为黑人。同时，过去的十年里，佐治亚州还在少数族裔社区中取消了214处投票站，受影响的选民在五万至八万五千之间。
2018年，艾勃拉姆斯决定参选州长，以亲自实验自己的理念是否有效。她的竞选对手布莱恩·坎普是时任佐治亚州务卿，美国州内主要负责组织选举的官员，上述许多选民压制措施就是由他制定、执行的。坎普还早在2014年，就在缺乏证据的前提下指控过“新佐治亚计划”存在选举舞弊的嫌疑。
在这场竞选中，艾勃拉姆斯虽然史无前例地获得了一百九十二万余张选票，但还是仅以五万五千多票的差距输给了坎普——这个数字已经高过被取消选民资格的五万五千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近十年来极其严苛的选民压制，艾勃拉姆斯才应该是这场选举的胜利者。她在采访中形容对手像“在一场比赛中同时担任裁判和运动员，同时还作了弊”。在“败选演讲”中，她坦率地指出，自己在选举结果上的失败并非是因为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而是因为不公正的制度和系统阻止了相当一部分人发出声音。
在这之后，她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动员选民的工作中，成立了第二个公益组织“公平战斗行动（Fair Fight Action）”，旨在从政治和法律层面对抗选民身份法等压制性的规定。进入2020，这两个组织在各个领域都做到了极限。一位合作选民注册组织者概括过去一年里自己的工作，是“敲开了两百万个家门”、“拨出了五百万个电话”。
终于，2020年选举，佐治亚不仅在拜登的胜利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将参院多数送给了民主党人。这个结果证明了她策略的正确。如果把这种策略在佛罗里达、得克萨斯等人口结构同样快速变化的州复制，很难说同样的胜利不会发生。
尾声
那么，拜登和民主党的胜利，会终于成为当下种族正义运动中一个新的转折点吗？恐怕不会。
在这次大选中，民主党在众议院的优势有所削减，参议员也仅以一票优势领先，且最高法院保守派6：3的优势也难以改变。同时，势头不减的新冠肺炎疫情和被其拖垮的经济，注定会占据拜登未来可见任期中的大部分精力。所以，虽然美国迫切地需要诸如废除选举人团、改革最高法院、废除阻挠议事、重推《投票权法》等政策，虽然特朗普的四年暴露了美国现存许多机构、制度是如何不堪一击，但现实地看，拜登恐怕没有太多余地和动力推行太过大胆的改革。
2021年1月20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夫妇抵达国会山出席就职典礼。
同时，不难想象，其他红州会竭力避免州内的民权组织复制佐治亚州成功动员选民的策略。有了特朗普离任前反复夸大的“投票欺诈”作为理由，制定更加严格、真实意在压制选民的法律对他们来说也就方便、自然了很多。即便这些法律被民权组织甚至拜登政府起诉，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判例也倾向于认同各州政府自由制定选举法律的权力。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基层层面的选民动员只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阻力。
所以，就如同“投票欺诈”的传言，本质是贯穿美国200年历史中边缘群体被压制的历史在当下的延续一样，今天所有社区上、法庭中、讲台上的志愿者、组织者、法律工作者和民权活动家，也是在延续着面对恐吓依然走到投票站投下选票的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的游行队伍中被警察暴力对待却依然不后退的个体，让一次次“敲开两百万个家门”、“拨通五百万个电话”的努力，像亚拉巴马公路上的人群一样，凝聚成推动结构性变革的浪潮。
参考资料：
What’s Next for Trump Voters Who Believe the Election Was Stolen? – The New York Times
Whose Vote Counts, Explained – Vox & Netflix
How racist policing took over American cities, explained by a historian – Vox
What is a “voting restriction”? – Vox
A Promised Land by Barack Obama
How President Trump’s false claim of voter fraud is being used to disenfranchise Americans –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ny Native IDs Won’t Be Accepted At North Dakota Polling Places – NPR
In North Dakota, tribes scramble to clear voter ID hurdle – Associated Press
Texas voter ID law was designed to discriminate, judge rules – CNN
Texans Allowed To Show Gun Permits But Not Student IDs At Voting Booth – The Huffington Post
The long history of trans voters’ disenfranchisement, explained – Vox
How Shelby County v. Holder upended voting rights in America – Vox
Kris Kobach and His 5,313 Fraudulent Voters – The New York Times
‘Kavanaugh’s Revenge’ Fell Short Against Democrats in the Midterms – The New York Times
Raphael Warnock, From the Pulpit to Politics, Doesn’t Shy From ‘Uncomfortable’ Truths – The New York Times
Stacey Abrams: Georgia governor not doing enough to protect workers from Covid-19 – CNN
The Georgia Runoffs, Part 1: ‘We Are Black Diamonds’ – The New York Times
Georgia’s ‘exact match’ law could potentially harm many eligible voters – The Washington Post
Knocking on Two Million Doors in Georgia –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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