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一诺，盖茨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前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奴隶社会」公众号和「一土学校」的联合创始人，有马甲线的三娃妈妈。本文授权转载自奴隶社会（ID：nulishehui） 不端不装有趣有梦，听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说自己的故事。
题图：印度人“横扫”美国产学研领域。
2016 年我回国，最让我惊讶的事情之一，就是全国上下对所谓的“国际教育”和“双语教育”的狂热。不管什么培训班、营地，加个双语，价格就可以涨个 50%。很多经验有限的年轻老外，因为看上去金发碧眼就可以在教育机构里做到很高的职位，而且自然也会吸引到很多顾客。我也看不懂“国际教育”这个大市场，有各种论坛、大会、专家，有垂直媒体、深入市场调研报告，有各种中介和“价值链”上的生意模式，后面还有各种投资机构和投资人，好不热闹。
我看了这么多国家，只有中国有这么一个奇葩的“大市场”。（其实也不完全对，其它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也有，但没这么高级）。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个独特的巨大需求，在北美英国和澳洲这些英语国家，也催生出了一个接待此大需求的“大行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海外的同胞（当然一般会拉上一些撑门面的老外）。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深入理解这个需求，也能花式满足这些需求。大家如果夏天去美国英国牛津剑桥看看，会感觉根本没有出国，摩肩接踵的都是同胞，中国人大概贡献了这些夏校（开放暑假让中国学生上课的国外学校）至少 50% 左右的收入，有意思吧？
表面上看，国际教育是送孩子出国的教育，学英语当然有用。但如果深入探究，你就会发现这热闹表面下的深刻悲凉。
在话悲凉之前，我有几个声明。
第一，我不是反对学英语和留学，我自己过去 18 年有一半时间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受益良多。我当然更不是反对外国人，美国有大量值得尊敬的思考者、学者和实践者，我也有很多美国同事、老师和朋友。我更不是反对开放和交流，相反，我是其中的积极倡导者。
第二，我不是反对中国的国际学校。我觉得国际学校，特别是真的优质的国际学校，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的教育理念和做法。好的教育，一定是多元的，这些国际学校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和多元性，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我也不是反对把孩子送去接受“国际教育”的家长，包括为了孩子教育把自己变成“假外国人”的家长。因为对于单个家庭来讲，不管个人事业有多成功，大家都是几乎没有能力和教育大体系、以及环境抗衡的，所以如果不想走“主流”应试教育的道路，就只有想办法走“其它道路”。国际学校和国际教育，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大环境，成为了一个大市场。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不是取缔国际学校，或者把国际学校变成另一类“公立学校”。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教育真正地做好，让我们自己的人民满意，让大家愿意选择把孩子留在国内受教育。
那为什么说悲凉？因为我们离这个“好”，还很远。
1、对中国孩子最好的教育，应该在哪里？
在很多教育论坛我都问过有多少人打算送自己孩子出国，在场举手人数都是超过 50% 的。我接触过很多社会精英和优秀的人，有大学教授、学者、医院院长、科技公司创始人、投资人，几乎 100% 孩子不是已经在国外，就是准备送出去。而且我们体制内的很多教育专家，包括高考改革的专家、大学老师、教务长，孩子也都在国外。知识精英里，似乎有一个共识，就是最好的教育在国外。
▲ 数据来源：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我讲这个不是批判，也不涉及意识形态。因为回到我上面的声明二：个人再有能力，在教育上也是无力和体系抗衡的，只能选择用脚投票。
只是如果退一步看，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但我们的社会精英普遍认为最好的教育是在和我们语言、文化、价值体系都不相同的国家。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假想类比一下，你能想象英国的社会精英（大学教授，医生，科学家，创业者）认为对他们的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吗？
中华的文化，只有我们自己能教育、传承，所以对中国孩子最好的教育应该在中国。这看似是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但现实离这还很远。
2、我们送出去的孩子，怎么样了？
也许“最好的教育”这个愿景还远，那讲讲现实。对美国来讲，中国是第一大留学生生源国，我们每年有三十多万学生去美国（这里对比一下，每年美国来中国的留学生，大概一万五千人，是我们的 5%）。
▲ 数据来源：Forbes Statista
这里的大部分学生，是中国家长付全额学费出去的，对美国贡献了大量的 GDP（每年 420 亿美金），而且这里还没有算一个更大的数字，就是孩子小，夫人带孩子在美国居住陪读的花费。这在中国的海归家庭，或者中国企业家家庭里是非常普遍的，都有专门的词叫做“月父”和“季父”，就是爸爸一个月飞一趟美国，或者一个季度飞一趟美国去看一下孩子。为了孩子教育付出家庭异地的代价，这在中国的科技创业者里是很普遍的。而孩子在这样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也是另一种代价。同样，我完全没有批判这些家庭选择的意思，对每一个家庭这都是不得已的，是在可选的不完美方案中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而已。
那我们中国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咱们送出去的孩子，怎么样了呢？答案是，不怎么样，至少和我们的投入相比，不值。
且不说中国富二代在美国挥霍父母财富的孩子，就算是靠自己努力去了名校的孩子，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和一位在美国的心理医生聊过，提到在藤校里，华裔孩子抑郁的比例高达 40%。最近清华附中原副校长辛颖有一个分享，在耶鲁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完成学业的中国学生有将近 1/3。我们只看到各个高中和留学辅导机构宣传有多少孩子去名校，但是送出去后出问题的孩子，大家要么不知道问题，如果知道，也因社会压力和其它各种原因而噤若寒蝉的。最后其中的苦，只有孩子自己和父母知道。
3、那毕业以后呢？
我们自嗨的国际教育，又是强调国际视野，又是强调领导力，那结果呢？恕我直言，无非是向国外输送了一些合格的打工者而已。
北美是麦肯锡最大的市场，2015 年我从 Palo Alto 办公室离职加入盖茨基金会的时候，北美有 600 多个合伙人，但其中和我一样在大陆接受本科教育的只有两个人。而我只算半个，因为我是在北京选上合伙人又转去美国的。后来我和她都离开了，那一段时间，中国人的数量就到了刺眼的零。
你可能会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没有欧美人有实力，英语不是母语。但是北美的中国人肯定也熟悉印度的例子。同是“发展中国家”，同样母语不是英语（认为印度人母语是英语，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同样是大部分在本国接受完本科教育以后赴美的印度人，他们什么情况呢？
我在麦肯锡的同时期，印度裔的合伙人有 15%，就是近 100 人！ 其中很多是资深合伙人（Senior Partner 是合伙人做到六年以上再选拔出来的），包括若干个重要行业的大头和和区域办公室的负责人（从医药，科技，到政府服务 — 以美国政府为客户），更不用说曾经做了麦肯锡三届（9年）的全球总裁也是印度人，而且本科是在印度理工学院毕业再到美国的印度人。但是真是感觉 Rajesh、Sandeep、Shantanu（印度人常用名）们无处不在啊！
麦肯锡之外是同样的大图景。CEO 和一把手是在印度出生，在印度接受基础教育直至本科教育的印度人，遍地是例子，下面这一张图，仅仅是一部分。
科技公司里：谷歌的 Sundar Pichai，微软的 Satya Nadella，Adobe 的 Shantanu Narayen，Global Foundries 的 Sanjay Jha （之前做过摩托罗拉 Mobility 和 Qualcomm 的 CEO），Softbank 的 Nikesh Arora，Cisco 的 CTO，Padmasree Warrior（印度女性，之前她是 Motorola 的CTO），Sun Microsystems 的联合创始人，Vinod Khosla 是著名的硅谷大佬，也是印度本科毕业后到美国来的。
消费品行业百事可乐的主席 — 印度女性 Indra Nooyi 掌舵多年了。金融行业里，Mastercard 的CEO，Ajay Banga；花旗银行的前 CEO ，Vikram Pandit；还有 Berkshire Hathaway Insurance 的 CEO，Ajit Jain。
在主流商学院和大学的院长里，也遍地是印度人的影子。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院长，从 2010 年起，就是印度裔的 Rakesh Khurana，同年，印度裔的 Nitin Nohria 成为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也是同年，时任斯坦福商学院教授的 Sunil Kumar 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 Booth 商学院的院长，2011年 Dipak Jain 成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他之前是西北大学的凯洛格管理学院 8 年的院长。2012 年印度理工（IIT）的毕业生成为康奈尔大学商学院的院长。
在上面所有的细分领域里，可比的中国人的数量，都是零 。
看世界 100 强企业，如果不算中国国企，中国大陆教育背景的 CEO，也是个大写的零。所以你说我们讲国际教育，不是自嗨是什么？
世界最大的“国际教育市场”和全军覆没的精英职场之间，到底缺了什么？
我写印度人，不是为了挑起我们和他们的矛盾或者竞争，因为你知道吗？我也喜欢印度人！
我在 Palo Alto 办公室的两年，和所有合伙人一样，要做咨询师的职业发展和业绩评估。因为 Palo Alto 主要服务于科技企业，所以我们的咨询师里印度人的比例就更高了。我那一年负责评估的有四个印度人。
我们做评估的方法，是和他们工作过的每个人聊对 TA 的反馈，TA 的长处，和需要提高的地方。而且要有实例有证据，还要相互印证，最后我作为合伙人形成一个评估意见和对 TA 下一步职业发展的建议。那时候我聊完了一圈的强烈感受，就是我也喜欢这些印度小朋友，如果我有项目，也希望让他们上我的项目。他们有主观能动性，有想法，分析能力强，情商高，主动为客户考虑，有创造性的想法，还能用客户可以接受的形式提出来，团结客户一起做，这样的员工，哪个领导不喜欢?
所以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差在哪里？在美华人经常有几个遮羞布：我们英语不好，印度人会拍马屁和华裔前辈不给力。铁木在文章《三块遮羞布》里写过：
1）不是我们“英语”不好，而是我们“没见地，没逻辑，没激情，没胆识”；
2）不是”印度人会拉关系拍马屁”，是他们愿意思考公司的大事，愿意参与讨论贡献力量，而我们上来就把自己定位为“技术工”，拿多少钱做多少事；
3）不是“华裔前辈不给力”，而是我们自己不注意建构和维护导师和同伴的关系。
具备这些，就是“领导力”。领导力的核心，不是技术技巧，是思辨能力，思维方式，团结协作的能力，胆识，勇气，爱。领导力的基础，是个人层面的通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印度的教育，教出来了比较通透的人，这个是核心。大家看看谷歌 CEO “劈柴”和微软 CEO 萨蒂亚·纳德拉的历程，都是非常让人敬重和钦佩的。
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有巨大的优越感，和中国相比真的是脏乱差啊。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确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印度文化里的多元，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普适的 。所以乔布斯才去印度进行对内心的探究。
而我们呢，自己的文化就没学好，根基不深厚，又加上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国际体验和英语教育。向外而不是向内看的教育导向，让我们离通透越来越远了。
4、最后，什么是国际化？
国际化不是外语好，不是能出国，这些都太表面了。最终，是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和逻辑，讲自己的故事。（这是曾国俊老师说的，我非常同意）。这里谈几个更本质的问题。
1. 国际教育到底是教什么？
需要学英语，但是又远远不止学英语。
“国际教育”的起源，其实是西方国家的人到欠发达国家甚至殖民地国家，为了在当地为自己的孩子上学办的教育。这当然有价值，让我们看到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做法。但是这样的学校本身，不会是适合大量中国孩子的“国际教育”。
论英语，中国已经有世界上最大的学英语的人口了（嗯，3 亿人，比美国人口还多）。但是我们离培养出世界舞台的领导者，还是差得很远。因为国际教育不只是学好英语（当然这很重要），除了语言好，还要有观点，有见解，能了解听众，会讲故事，能形成 “narrative”。（可译为“叙事方式”，说实话这个词本身就有深意，以后有机会再写。）在能力上，不仅是要有技术能力，而是要能关注大问题，有领导力，有同理心。如果不关注这些大问题，英语好无非是有了一个打工的能力。
最近清华成立了学生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Center for Global Competence）我有幸被邀请成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心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本土国际化培养”，我非常认同。
那到底什么是全球胜任力？中心有下面这样一个模型。分了三个方面，一个是个人层面，包括道德与责任，自觉与自信。一个是人际层面，包括开放与尊重，沟通与协作。最后一个才是认知层面，包括世界文化与全球议题，和语言。核心其实是前两个方面，语言和议题是外壳，没有前两个，那无非是语言花哨，夸夸其谈，是无源之水。
我们当天在清华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三个方面，都是应该在 K12 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培养的。这就是教育的本质，而不仅仅是国际教育需要做的。如果到了大学还没有的话，很多方面其实就很难被影响了。我们在一土希望做的事，就是希望能让我们的孩子，早一点开始这个历程。看看我们的课程体系，其实和清华提的不谋而合。
2. 我们自我认知的偏差
一定程度上，所有的限制都是我们内心给自己的限制。一个自己不想当领导的人，不可能某一天“天降大任”让你当领导。我们教育里“实用化”、“标签化”的导向，在深层上伤害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进行自我认知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如果觉得考虑公司战略是“分外的事”，觉得和人谈话是“浪费时间”，觉得替领导想问题是“拍马屁”，可以看看我在《一诺：为什么每个女性， 都应该当领导》里说的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思考。
有了这样的自我认知，我们就应该转换思路，不仅是我能够在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要给外国朋友讲好我们自己。其实论全球胜任力，美国主流教育里也非常缺失，特别是对中国的理解。但人家是世界第一，所以暂时有资本不学习（但这也终将是个大问题，美国的精英已经意识到了）我这些年写的 Get Smart on China 是在工作层面给外国同事讲懂中国，讲了三年了，可以说还是有作用。（后台回复“中国”可以下载）。今年，基金会最高领导层被我拉到了北京，在中国开会，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能够进一步推进基金会各方面业务和中国的合作。
今年我们也在加州硅谷开了一所分校，我们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在好的全人教育的基础上，能推进在美国学生对中国的理解，和用好的方法学好中文（现在美国的中文教育整体太差，无力吐槽）。
3. 国际教育不是“高大上”，反而是关注边缘
我们一提到“国际”，就想到是西装革履，镁光灯，高大上。但这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国际化”，反而是关注边缘问题，边缘群体。
最近一土的老师在上海参加日本佐藤学老师的学习共同体的培训，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里面提到，我们中国的课堂，老师大都喜欢举手最快的学生，但是好的老师，要关注到班里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后进”的学生。因为学习是每一个学生的权利。如何关注呢？不是对所谓的后进生耳提面命，用佐藤学老师的话讲，是“漫不经心的关心”，用温暖的眼神不断让孩子知道，老师在乎你。这“漫不经心”里面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对孩子的尊重，怎不让人动容。
除了边缘的“人”，还有边缘的议题。牛津的罗德奖学金，是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奖学金，它核心的一个价值观，是”Fight the world’s fight”，罗德毕业生最大的去向，是新闻界，做“吃力不讨好”的无冕之王。这种关注，其实和我们儒家思想里的担当和理想主义情怀，是一致的。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教育”应该有的底色。
昨天，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WISE 的 2018 世界教育创新奖公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持山村幼儿园的“一村一园计划”成为该奖创办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中国项目。实至名归。在中国贫困山区的一个个幼儿园，就是最”国际化“的项目。
最后，在中国国际教育的狂热里，我做一土学校是有点唐吉诃德的行为。我不是没有能力让自己孩子出国，甚至上名校，我要是想挣钱，搞英语培训，出国指导，“容易”的路子多的是。但我们在这里生这里长，见了世界，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不只是给自己孩子谋个出路，总觉得应该多做点什么，开始这样一个探索。虽然困难重重，但希望终究有一天，我们的后辈们能说，他们在中国接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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