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伊朗女性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亲手断送了自己和女儿穿迷你裙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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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抵达伊朗的飞机上都举行着日复一日的“头巾仪式”。当飞机降落，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旅客会根据广播提示，纷纷用头巾遮住秀发，怀着新奇或无奈完成步入伊朗的必修课。
没人想找麻烦。毕竟在今天，伊朗仍然被描绘为女性权利最受限制的国度之一。仅在2018年年初，就有至少29个女孩因为在街头摘下头巾被宗教警察逮捕。
人们很难想象，就在40年前，伊朗还是个洋溢着自由之风的世俗化国家。
回到那时，随便在号称“中东小巴黎”的德黑兰走一圈儿就会发现，顶着烫过的时髦发型、穿迷你裙才是酷女孩儿的标配，酒精派对、摇滚乐、学托福才是城市新青年的常态。
丨 图为上世纪70年代的德黑兰街道，看上去跟美国无异
在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的回忆中：“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们把上学、开派对、读书、看电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见证了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
随后开放的气象戛然而止。当纳菲西的女儿在伊斯兰革命五年后出生，祖母和母亲那个年代被废除的法律，重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小女孩在一年级就被迫戴面纱。如果头发在公共场合露出来，就要受到惩罚。
从上世纪30年代强制不戴头巾，到伊斯兰革命后强制遮住头发，伊朗女性的头巾摘了又戴，戴了又摘，成了国家每一次跌宕的最佳见证。
丨 伊斯兰革命后，姑娘们穿着希贾布（包裹头发的头巾）和查尔德（从头裹到脚的黑袍），俯瞰大城市的灯火。
请叫我波斯 “玛丽莲·梦露”
1925年，巴列维王朝靠军事政变建立了君主制国家。为了巩固政权，两代国王都实行去伊斯兰化政策，学习西方建立现代化国家。反映在服装上，迷你裙成为正义，罩袍才是弊病。
本来，伊朗的宗教法律支持一夫多妻制，规定女孩子9岁就能结婚，女人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如果要出门，就得穿从头裹到脚的罩袍，还要有长辈同行。
一夜之间，国王禁止女性佩戴头巾，并禁止男性穿传统服饰，改穿西装。当时的法令规定，政府雇员如果让妻子蒙面纱上街就会被解雇，最极端的时候，老国王甚至让警察当街扯掉女子的罩袍。
伊朗夫妻和12个孩子的全家福里，只有母亲戴着头巾，女儿则梳着高高盘起的发型，家族的装扮已经与西方差别很小。Ramin Rouhi/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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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饰改革的背后，是源源不断涌入的石油美元，和国王不断膨胀的雄心。
经济学有个“裙边理论”，指出女性裙子长短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增速快时，女性买得起漂亮丝袜，所以更愿意穿短裙。
在伊朗，脱掉头巾、穿西方服饰则成为了上流阶层的符号，仿佛成为“波斯玛丽莲·梦露”才能彰显女性解放和经济增长的自豪。
70年代的杂志封面女郎
1971年德黑兰大学，女学生穿着迷你裙看书。
到上世纪50年代，小巴列维掌权时期，伊朗石油产量大增。世界许多地区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时候，伊朗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九大富国。
在美国支持下，这位留洋归来的公子哥在60年代初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白色革命，用石油美元堆出了最繁华的城市文明，建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修筑了鸟巢一般大小的体育场，插头也按照欧洲标准严格打造。
1971年，德黑兰维里阿瑟广场。
伊朗成了世界上率先购买波音飞机的国家之一，全国建设了14个机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直达航线，从纽约飞往德黑兰只要11小时15分钟。
这些现代化建设让伊朗到今天也受用。在伊朗工作的中国企业员工开车进入德黑兰北部山区时，忍不住惊叹：“没想到伊朗的山路修得这么好！”
图为伊朗航空的空姐在飞机前合影。
上世纪60和70年代，伊朗女性的权利进一步提高，女性获得了跟男人一样的离婚权，女孩合法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一夫多妻制受到限制。
同时出现的还有伊朗第一位女律师、女法官，甚至女内阁大臣。到1979年，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
1960年代，德黑兰大学医学院课堂上，男生和女生在一个教室听讲。
在市民生活领域，娱乐受到鼓励，人们拥有了纵情声色的自由，随之而来的是蓬勃发展的派对、酒吧、赌场、夜总会和色情电影业。
此时的德黑兰街景常令美国游客有些恍惚，因为眼前的景象和美国加州看起来太过相似。1972年，一个洛杉矶人到伊朗自驾游，看着路边的大草坪和无暇的路面，不禁感叹像是行驶在好莱坞比利佛山庄。
1970年代， 德黑兰的繁华路口。
德黑兰大街上，人们穿着体面的西装。
高档酒店成为思想开放的上流青年的游乐场。曾在德黑兰的洲际酒店当泳池救生员的老人回忆：“那时金发碧眼的姑娘们围着我们，夜里也不回房间，让我带她们到城里去逛。通宵达旦，快活得很。”
1976年，安迪·沃霍尔受伊朗大使邀请去伊朗访问，下榻在希尔顿酒店，整日享受客房服务送来的鱼子酱，很快爱上了伊朗的生活。
伊朗国家石油宾馆的大型游泳池。
青年男女在一起晒太阳。
1963年，伊朗，意大利女演员夫妻与伊朗运动员合影。
1978年，伊斯兰革命前的最后一场伊朗小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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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普通人生活更奢华的是皇室的生活方式，国王一家始终是世俗化改革的标杆。
小巴列维国王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曾在巴黎学习建筑，在伊朗大使馆与国王一见钟情，几个月后就举办了堪称当时最豪华的皇室婚礼。
在加冕典礼上，她穿着一件貂皮长袍，皇冠比在童话书中看到的任何一个都大，重达1600克，上面有1469颗钻石，36块纯绿宝石，36粒美玉和105串珍珠。
图为巴列维国王和法拉赫皇后
1971年10月，国王为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整了个大排场，希望以此传达出“我们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力。
“庆典的膳食是由巴黎马克西姆餐厅供应。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递送全由巴黎来的165位厨师、面包师和侍者来承担，所用的松露、鹅肝酱、江鳕、小牛肉等佳肴全从法国运来。”
壮丽的表演和庆祝会的花费估计约为两亿美元。《时代》杂志称之为“整个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
1971年10月，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盛会
被黑纱笼罩的王国
出乎国王的意料，极乐盛宴的八年后，表象稳固的巴列维政权就像“雪堆一样开始融化”。而他自己，则带着破碎的现代化梦想黯然踏上了流亡之路。
由于政治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均，城市享乐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占国家人口70%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跟上改革步伐。白色革命中，大量农民工进城讨活路，看见了“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享乐生活，却只能蜗居在大片贫民窟中，向真主诉说自己的悲哀。
两个穿罩袍的女子和两个穿连衣裙姑娘走在一起。
为了消灭文盲，国王也曾让军人组成扫盲队，到农村教大家认字。然而在宗教势力顽固的乡村，下层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因为保守的父亲觉得让女儿和男生一起上课难以接受。他们说：“一个男的来教我们的女孩，休想！”
1978年，当一名记者问一个戴着面纱的商人妻子，是否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像美国妇女一样吗？别人告诉我，她们有各种自由，但她们并不快乐，她们都要看心理医生。”
1979年，保守派女性穿着查尔德罩袍上街抗议
伊斯兰革命前，在伊朗工作的美国人已经达到4万名，还建起了当时美国本土外人数最多的美国学校，引来保守派对“殖民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担忧。
对外国人的优待同样惹恼了城市工人。美国人的薪水要高于为同一家公司做同样工作的伊朗人。在阿巴丹的石油项目中，只有美国人宿舍有空调，伊朗技术人员却要单独住在炎热的小屋。
1963年，两个美国孩子在伊斯法罕合影，受到民众围观。
1965年，德黑兰美国学校，学生们春游后回到学校。在1977年关停前，这里已经成为了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美国学校。William S Boom 摄
此外，秘密警察组织对左翼分子的打压让知识分子慢慢感到，娱乐盛行的目的就是“为那些对政治和社会极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种醉生梦死的办法，独裁者希望这类西方文化商品能培养愚民，让人不问政治。”
几乎每个人都有理由对国王不满。按照学者的描述，“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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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种变革诉求以一种混乱的方式，被宗教的外衣缝合起来，一个近乎被遗忘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在千里之外指挥了反抗运动，让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戏剧性地突然返回了中世纪传统。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国王听从美国大使的建议逃到海外。连伊朗报纸头条都用大字标题欢呼：“国王逃走了！”
1978年，焚烧国王画像的抗议者随处可见。
令人吃惊的是，霍梅尼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除了来自传统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对她们来说，参与革命与宗教无关，只是为了呼吁民主改革。一些中产阶级女性甚至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起来，以表达与下层女性的团结，共同对抗国王。
1979年12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门口，小女孩身上挂着霍梅尼照片，手里拿着玩具枪。
女性革命者持枪站在德黑兰街头。
就连在国外留学的女性也不例外。纳菲斯革命前在美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就像上世纪70年代的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她参加了越战之后校园里的反美示威游行，并支持推翻“西方傀儡”巴列维的统治。
萨妮娜的父母也是反对国王的一员，据她回忆：“霍梅尼回到德黑兰，我的父母高兴地回到伊朗。在加州，纽约和欧洲的飞机上，充满了伊朗学生、左翼革命者，和伊斯兰教徒，他们都唱着革命歌曲，欣喜若狂，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
“当他们降落在伊朗的土地上时，我的母亲说，左派分子跪下并亲吻了停机坪，而伊斯兰教徒则欢呼安拉和霍梅尼。”
1979年，被认定是伊朗王支持者的女子遭到革命人群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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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成功后的短暂时间里，整个国家陷入胜利的狂喜。一时间，人人都说自己参与过革命，人人都曾对抗过国王。人们在街头焚烧国王画像，学生们撕掉教科书上的皇家照片，等待迎接一个民主国家的到来。
期待很快变成幻灭。随着神权国家的建立，强制戴头巾命令来了。就在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
女性组织正准备要好好庆祝一下妇女节，而庆祝活动很快变成了大规模抗议。年老的和年轻的，穷人和富人、戴头巾和不戴头巾的人都来了。正如各阶层女性曾游行支持霍梅尼的革命，如今她们走上街头争取女性权利，反对他的政策。
1979年3月8日，德黑兰，伊朗女人上街抗议带头巾的法令。
据摄影师回忆，“当时的气氛很欢乐，各行各业的女人们都出来了，微笑着，举起双手来抗议。足足有上万人。那时大家很有信心，相信游行能带来改变。Hengameh Golestan/摄
女性抗议者，和支持她们的丈夫。
一位女性共产主义者后悔莫及：“我记得霍梅尼回伊朗那天，我是那么激动。我从没把穿罩袍当成是社会运动，而仅仅是表达对体制的不满。我沉浸于共产主义理想，却忘了提防伊斯兰势力。”
另一位“革命女将”萨拉在革命后逃到欧洲生活，她回忆道：“革命发生时我还很年轻……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摆脱君主专制，一个新政权就会来，带来民主，但我们都错了。”
1979年，四位将军在被秘密审判后执以死刑。革命后政治反对派被大规模清洗，程度比巴列维王朝时期还要激烈得多。
反抗是无力的，原教旨主义统治者迅速扫除了所有不够“清真”的元素。1980年以后，任何不戴头巾上街的女性一经发现，就会面临最长达一年的刑期。
按学校老师的说法，面纱和自由是同义词，良家妇女都戴面纱躲避男人的注视，不戴面纱如罪犯死后下地狱。用霍梅尼的话来说，“伊斯兰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恢复了面纱——如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成就，对革命也就足够了。”
伊斯兰革命后，女孩子从9岁起就要戴上头巾，9岁也是她们的最低结婚年龄。
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季，武装男青年也会在街上巡逻，寻找与男性走在一起的妇女，面纱下露出一缕头发的人，或是手提包中有化妆品的人。女性遭到鞭打，面临监禁，严重时甚至会被处以石刑。
“感受风”的权利
就像中国90后流行晒爸妈在80年代的写真，一些伊朗孩子也在家翻出了爸妈年轻时的照片，惊为天人一番，然后翻墙上传到社交网络显摆。在这些零星信息中，许多人拼凑出了对革命前生活的美好想象。
图为伊朗网友分享的妈妈在60年代的生活照
“在全球化浪潮下，经济裹挟着一切，席卷而来，即使在伊朗，没有主流的西方经济参与，那些看不见的流行都会悄然蔓延——越是禁忌，越会成为现实。”在面纱之下，反抗从未停止。
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地下发展”，年轻人眼中强迫戴头巾的反人类指数也越来越高。结果是头巾越戴越低，女性按照心意，把指甲、头发、鼻子、妆容都当成艺术品来打造。
女性沙龙里，姑娘们正在尝试最新的妆容
有些年轻姑娘表面上戴着头巾，一进屋子便脱下黑袍，展露凹凸玲珑的曲线。
一名女子一针见血地表示：“不是我们喜欢暴露，而是因为限制太严了，心情不免苦闷，所以，借着这种无奈的方式和管道进行消极的发泄。”
女孩脱下罩袍，摇身一变成了私人派对上热舞辣妹。
2018年，女孩们穿男装混入体育场看球赛。
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纠缠不清的情况下，古老的文明总是难逃传统和现代间的交融与对抗。不过不管世界怎么变革，生活总是要回归常识的。
在Facebook“我的隐秘自由”页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发布了摘掉头巾的照片，以捍卫平等权利。
向往正常生活从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理由。如一个姑娘发布摘头巾照片后留言：“我只是想要感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