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84)- 决斗

1804年7月11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只小船静静地从曼哈顿驶往对岸的新泽西。除了水手,船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现任美国副总统亚伦·波尔,另一个是他的朋友威廉·万奈斯(William Van Ness)。他们在新泽西登岸的地方叫维浩肯(Weehawken)。下船后,他们来到一块面积不大的空地,万奈斯简单地清除了一下地上碍脚的石块和树枝。不久,另一条小船到了,船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联邦党”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是他的朋友纳森内尔·潘都顿(Natheniel Pedleton),还有一位大卫·郝塞克医生(Dr. David Hosack)。大家都没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下面将要上演的是什么。主角是波尔和汉密尔顿,配角是万奈斯和潘都顿,这部戏的名字叫“决斗”(Duel)。

 

做为双方的副手(Second),万奈斯和潘都顿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确认了程序。然后,他们量出十步的距离。波尔和汉密尔顿各自在相距十步的位置上站好。按事先的约定,潘都顿下令:“开始”。波尔和汉密尔顿举枪向对方射击。随着两声枪响,汉密尔顿倒在血泊中。第二天,汉密尔顿去世,终年49岁。

 

用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的话说,这场决斗是“合众国早期政治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因为两位主角都太重要了。要知道,新大陆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不流血的。不管敌对双方多么想把对方掐死,没有一位“国父”死在政敌的枪口下。汉密尔顿是唯一的例外。问题是,他们俩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维浩肯的?他们真的那么不共戴天吗?

 

你也许很难相信两位重量级的政治家会用这种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但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决斗不是新鲜事。那么,大伙不怕死吗?当然怕。但真正死于决斗的概率还是很小的,因为大家用的都是滑膛枪,没准头。一般情况下,双方都毫发无损,或顶多受伤,然后和解。尽管如此,大部分“国父”,比如,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都明确反对这种方式,富兰克林说:决斗等同于“蓄意谋杀”。他们相信法制的力量,有什么不满法庭上说去,动不动就拔枪相向太野蛮了。但是,决斗在军人出身的绅士们中间很流行,这是他们表现勇气、维护名誉的最后手段,也是他们显示高贵和荣耀的时刻。当你受到挑战却不敢应敌,你在朋友圈就没法混了,政治上的攀升更甭指望,谁也不会支持一个胆小鬼。偏偏波尔和汉密尔顿都是优秀的军人,决斗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出格。

 
事实上,他们俩像其他大陆军将领一样,见证过多次决斗或“准决斗”。1777年的“康维阴谋”中,凯德沃拉德将军为了保护华盛顿而与康维决斗,打穿了康维的腮帮子。1778年的“蒙茅斯之战”后,查尔斯·李将军诋毁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约翰·劳伦斯为维护他们的名誉去跟李决斗,汉密尔顿当他的副手。劳伦斯打断了李的一根肋骨。此前,因有人侮辱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拉法耶特侯爵要跟人家决斗,被华盛顿严令禁止。华盛顿对这些年轻人的鲁莽行为又生气又心疼,但他圈住一个圈不住一群。1797年,“雷诺兹丑闻”曝光,汉密尔顿找詹姆斯·门罗算账。门罗拒不认错,两人大吵一架。汉密尔顿要决斗,门罗说:“你明天带枪来,我等着!”当时,汉密尔顿的副手是他姐夫约翰·车奇,门罗的副手正是亚伦·波尔。车奇和波尔竭力周旋,总算没让这俩真的打起来。你能想象他们的决斗会是什么后果吗?1799年,车奇自己也因名誉问题与波尔决斗,幸好他们都没击中对方。1801年,汉密尔顿的长子菲利普·汉密尔顿跟侮辱他父亲名声的乔治·依克(George Eacker)决斗,结果被打死。菲利普的死是对汉密尔顿最沉重的打击,他再也没从悲伤中走出来。

 

到1804年,随着膛线枪越来越被广泛地使用,决斗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各州都规定决斗为非法,但对这些法律的执行因州而异。纽约州还算比较严,新泽西基本上有法不依,从来没人因决斗而受到惩罚。这是波尔和汉密尔顿选择新泽西维浩肯的原因。那片河边空地被树木环绕,与世隔绝又跟曼哈顿近在咫尺,是绝好的地点,很多纽约人跑到这来玩儿命。这块地是威廉·迪斯上尉的私人产业,可是,迪斯根本挡不住那些活够了的纽约人,经常听到自家地盘上的枪声(包括这次),向州政府诉苦又没人理他,好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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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汉密尔顿和波尔毕竟不是普通的纽约人,他们本来是不应该站在那片空地上的,他们的相识相知本应收获友谊。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时,汉密尔顿20岁,波尔19岁。他们都是热血青年,都参加了大陆军。1776年的“纽约之战”中,汉密尔顿是炮兵军官,波尔是前线总指挥帕特南将军的助理。正是波尔的建议使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四千大陆军免于全军覆没(参看《美国的故事(36)- 痛失纽约》)。1777年,汉密尔顿成为华盛顿的助理,波尔重返前线。他们都很羡慕对方。汉密尔顿羡慕波尔有机会在炮火的硝烟中赢得自己的光荣,波尔羡慕汉密尔顿以自己的才华赢得华盛顿的爱和信任。退役后,他们都是纽约最好的律师,经常一起办案子,有时合作,有时分别代表诉讼双方。两人年龄相仿,脾气相投,阅历相近,关系很融洽,都经常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1789年,两人同时跨入政坛。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首届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波尔被乔治·克林顿州长任命为纽约州总检察长。一切都没问题,直到1791年。

 

1791年,波尔出人意料地击败斯凯勒将军,当选为联邦参议员。斯凯勒若是一般人也就罢了,他偏偏是汉密尔顿的岳父。汉密尔顿生波尔的气倒不完全是因为岳父,而是因为波尔忽然改变政治立场。波尔一直是温和的“联邦党”人,所以,斯凯勒根本没想到波尔会在竞选中突然反水,把“联邦党”和“共和党”的选票都收入囊中。波尔才不管这一套呢,只要能上位,管他什么党。这就是他与汉密尔顿的根本不同:汉密尔顿是有政治理想的,波尔的眼中只有现实利益。

 

1794年,驻法大使古弗纳·莫里斯回国,这个位置立刻成为两党争夺的焦点,参议员波尔是呼声最高的。当国务卿爱德蒙·伦道夫告诉门罗,总统有意请他出任大使,连门罗自己都不信。他说,你确定没搞错?伦道夫说,总统根本不会考虑波尔。从政治上说,波尔显然是更合适的选择。他是温和的“共和党”人,门罗则非常激进(他在巴黎的表现我们已经讲过了)。华盛顿不要波尔的理由是:他私生活过于放浪,道德实在成问题,不值得信任。这个没错。波尔确实是花心大萝卜,跟无数的女人传过绯闻,生活又及其奢侈,搞得债台高筑。汉密尔顿只出过一次轨就被整得死去活来,波尔这个折腾法能不招风吗?但是,这好像不是关键。要是论风流,谁比得上古弗纳·莫里斯?他玩女人从美国玩到法国,丝毫不知收敛,但华盛顿对他无比信任。所以,总统的决定立刻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大家似乎认准了一个理儿:那只“拦路虎”是汉密尔顿。此时的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政府中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是否参与了这件事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华盛顿一定会征求汉密尔顿的意见,他也绝对不会任命汉密尔顿反对的人。不管汉密尔顿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反正波尔把这笔账算到他头上了。

 

对他们两人关系更大的考验是1800年大选。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讲了,波尔以“共和党”人身份成为杰斐逊的竞选伙伴,并成功地为杰斐逊赢得了最关键的纽约州。如果没有纽约的支持,杰斐逊是打不过亚当斯的。可是,阴差阳错,到最后波尔得的选票竟然跟杰斐逊的一样多,都是73票。下面只能由“联邦党”占优势的众议院投票选总统。在这个关键时刻,波尔那种“出尔反尔”的本色又显出来了。竞选前,他一个劲儿地向杰斐逊表决心,无限忠于伟大领袖,还说如果票数相同他就主动弃权,把总统宝座让给杰斐逊。但此时此刻他却不出声了,憋着劲儿跟杰斐逊抢白宫。波尔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没什么错,这是他的权利,凭什么非得让杰斐逊当总统?但在当时,他的行为为绅士们所不齿。就在两人难决高下的时候,“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再次出来给波尔捣乱,号召众议院“联邦党”代表投杰斐逊的票。他的理由很简单:杰斐逊再不好也是有信仰、有理想的人,波尔只有野心,他不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实,这个评价也不一定对,波尔很有可能是比杰斐逊更出色、更务实的总统。他比较温和,不像杰斐逊那么左,也不太可能做出杰斐逊后来做的那些荒唐事。但是,谁也无法预料未来。当人们不相信你是好人时,你怎么能让他们相信你是好总统呢?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杰斐逊入主白宫,波尔屈居副总统。如果你是波尔,你会不会想生吃了汉密尔顿?

 

经过1800年这一闹,波尔彻底失去了杰斐逊和“共和党”的信任。杰斐逊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的,但完全把他排除在决策圈之外。杰斐逊不是个心胸宽广之人,他在这一点上比麦迪逊差远了。有一次,一个联邦官员的位置出缺,一位候选人想谋求这个职位,大家都觉得挺合适,但杰斐逊理都不理。原因只有一个:他是波尔推荐的。这还算小事。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一旦机会来临,杰斐逊就想要波尔的命。

 

“共和党”不信任他,“联邦党”憎恨他,波尔的憋屈可想而知。平心而论,他这几年副总统当得还是很出色的。在主持参议院的讨论时,他表现得非常专业,很有法官的做派;在辩论双方出现平局需要副总统投票时,他那不带党派偏见的态度令人信服。他深受参议员们的尊敬,但这并不说明他有光明的政治前途。只要杰斐逊不待见他,他就甭想有出头之日。

 

1804年,在杰斐逊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获得通过。从此,总统和副总统被放在同一张选票上,清楚地表明谁竞选哪个职位,再也不会出现1796和1800年的尴尬局面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让杰斐逊的威望如日中天,他再也不需要波尔的帮助。当1804年大选到来时,杰斐逊的连选连任根本不是悬念,真正的话题是:谁是副总统?波尔专门找杰斐逊谈过一次话,希望继续当他的竞选伙伴。杰斐逊明确拒绝了波尔。他确实要一个纽约人当竞选伙伴,但不是波尔,而是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

 

波尔要是那么容易服输他就不是波尔了。你不是不让我当副总统吗?我就竞选纽约州州长。克林顿答应做杰斐逊的竞选伙伴意味着州长的位子空出来了,但这不是波尔想当州长的唯一原因。如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的,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遭到新英格兰激进的“联邦党”人的反对,他们打算成立“北方联盟”,脱离联邦。但新英格兰四州的力量相对比较弱,要是把中大西洋各州拉进来就好了,特别是纽约州。他们游说波尔,说你要是把纽约州拿下,我们就推你为“北方联盟”的总统。波尔再次上演“变脸”拿手戏,居然同意以“联邦党”人身份竞选州长。岂止是州长,他还想当总统呢!

 

事到如今,汉密尔顿别无选择,他要是不出来阻止波尔他就不是汉密尔顿了。如果说,之前,他与波尔的政治斗争掺杂着私人恩怨,那么,这一次,汉密尔顿完全是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而战斗了。他对波尔的不依不饶来自他对分裂联邦这种企图的零容忍。汉密尔顿使尽浑身解数,再加上“共和党”对波尔的抵制,本来稳操胜券的波尔竟然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摩根·刘易斯(Morgan Lewis),而且是惨败。尽管汉密尔顿的作用可能不是最关键的,但猜猜波尔会把所有的怨气都发到谁身上?

 

波尔找汉密尔顿的晦气也不能全怪波尔,因为汉密尔顿真的口无遮拦。他在各种场合贬低波尔,也不怕别人把话传到波尔那去。那么,汉密尔顿是不是在造谣呢?历史学家们的结论是:没有。他的话说得可能不好听,但都是事实。1791年,1800年,1804年,三次考试波尔都不及格,三个选择都是个人利益至上,他还能指望汉密尔顿说什么?汉密尔顿对波尔最基本的指责是:没有原则,利欲熏心,不值得信任。对当时的绅士们来说,这一条是最要命的。在江湖上混全靠名声,更何况现在波尔穷得只剩下名声了。这是波尔不惜决斗的原因,也是汉密尔顿以命相搏的原因。这个理由在今天看来似乎很苍白,因为今天的政客比波尔卑鄙得多。但是,不要忘了,现在的美国是个法制健全的强大的共和国,政客们的肮脏和阴谋被紧紧地箍在法律的框架中。他们有可能杀人越货,但基本上没能力做出颠覆共和制或分裂联邦这种事来。二百年前就不一样了。共和是那么幼稚,法制是那么疏松,联邦是那么脆弱。刚开始学走路的新国家之所以没有跌散架,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领袖们的美德。华盛顿说:美国政府“最终将是法的政府,但它首先是人的政府。”这是“人”的道德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建国之初的领袖们满肚子歪门邪道,我们恐怕就见不到今天的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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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4月,一个叫“库伯”(Cooper)的人在报纸上发了封公开信,说汉密尔顿在一次晚宴上当着很多人的面说波尔的坏话,有很多在报纸上不便提及的“侮辱性的语言”(Despicable opinion)。别的报纸立刻添油加醋地报道,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好像那俩不决斗都对不起媒体似的。没多久,波尔就让朋友威廉·万奈斯带给汉密尔顿一封信,要求汉密尔顿为不当言论道歉。其实,此时的汉密尔顿回旋余地很大。“库伯”的信中没有引用任何具体言语,汉密尔顿只要否认这件事就可以了,他和波尔都不丢面子。可是,汉密尔顿却带着讽刺的口吻说:我跟波尔打交道十五年,说的话多了,你让我为那句话道歉?这态度简直就是搓火。波尔的下一封信很快就来了:你要为过去十五年说过的所有坏话道歉!汉密尔顿说:不可能!你要是找出具体的话来,我可以考虑是否道歉。但你如果想让我否定过去所有的言论,我过不了良心这一关。到了这一步,下面会发生什么?波尔说那咱就按程序(Code Duello)来吧,汉密尔顿说愿意奉陪。决斗就这么定下来了。万奈斯和潘都顿使出吃奶的劲儿劝解,无奈那俩都太骄傲了,心中的芥蒂岂是几句话能解得开的。

 

于是,我们回到1804年7月11日清晨。那两声枪响相隔几秒钟,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同时开的枪。后来,汉密尔顿的朋友说是波尔先开枪,波尔的朋友说是汉密尔顿先开枪。在现场的万奈斯和潘都顿都说不清到底谁先开的,学者们就只能根据各种迹象猜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决斗前夜,汉密尔顿写了一份声明。他说:“我决定放弃第一枪。如果有必要,我可能会也放弃第二枪。”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第一枪不瞄准对方,随便向别处打一枪。他希望这样可以给波尔一次短暂的思考和反应的机会。当时的规矩是,如果一方第一枪放空,对方也应该放空。然后两个副手谈判,看看这样是不是就算和解了。如果双方不同意,接着来第二轮。一般很少有穷追猛打的。问题是,当其中一方决定放弃第一枪时,他应该事先告诉对方,让人家有准备。但汉密尔顿没有。有人从这一点上推断,汉密尔顿有“自杀倾向”。自从儿子死后,他一直很抑郁,也许他想借这次机会了却人生之苦。但是,大部分学者不同意这个说法。

 

汉密尔顿不但决定放弃第一枪,而且在枪上也做了文章。他用的是车奇的手枪。三年前,他儿子菲利普也是用这把枪,也是决定放弃第一轮,却被人打死了。车奇这把枪在当时是很高档的,因为有膛线,打得准,口径大,非常致命。波尔那把枪没有膛线。但是,当汉密尔顿和波尔各自站好准备射击时,潘都顿悄悄地问汉密尔顿:“上膛线吗?”汉密尔顿说:“这次不用。”他事先跟潘都顿说过多次不想伤害波尔,他在履行承诺。那么,怎样让波尔知道这个意思呢?学者们的解释是:汉密尔顿只能先开枪。他那一枪偏离波尔足有四英尺,而且打在很高的树枝上,这是有确证的。就像汉密尔顿事先写的那样,他想给波尔思考和反应的机会。在他第一枪打出去之后,波尔应该就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波尔不想伤害汉密尔顿,他也会放空枪。但是,他没有。

 

波尔的子弹穿透了汉密尔顿的肝脏,在今天都是很棘手情况,别说二百年前了。汉密尔顿被击中的当时就知道自己没救了,他对向他跑来的郝塞克医生说:“医生,这是致命伤。”然后失去知觉。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波尔是在蓄意谋杀汉密尔顿呢?答案是:应该不会。首先,波尔是个被利益驱使的人。杀死汉密尔顿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波尔疯了才会认为杀死汉密尔顿之后他还能在纽约站住脚。第二,波尔击中汉密尔顿之后表现得非常吃惊和懊悔,他马上向汉密尔顿跑去,想看看伤在哪里,但被万奈斯拦住了。万奈斯撑起一把伞,挡住波尔的视线,拉着他往河边走。这是副手应该做的,为的是保护波尔日后不受起诉。波尔看不见汉密尔顿,表明不是谋杀。在去河边的路上,波尔几次停下来说:“不行,我要跟他说话!”万奈斯不容他分辩,把他拖到船上,回了曼哈顿。应该说,波尔举枪向汉密尔顿射击的时候,他是绝对没想到会出人命的。当时的决斗都不是故意杀人,所以,大家一般都不会瞄准心脏打,最常见的部位是臀部以上的那一块儿。波尔是因为打得稍微偏了才出事的。从他在现场的反应看,他不完全是人们传说中的冷血动物。也许,在那一瞬间,他想起了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许,他忽然意识到,他们之间原来并没有解不开的仇。后来,年老的波尔在看了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书后感叹道:“如果我当初多读点斯特恩,少读点伏尔泰,我就会知道,这世界足够大,容得下汉密尔顿和我两个人。”

 

1804年7月12日下午2点,汉密尔顿在妻子伊莉莎和七个孩子悲伤的眼神中去世。他带走的不只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温柔的丈夫、亲密的朋友,他还带走了一个天才和他创造的时代。没有他,美国人不知道一个身无分文的私生子可以有如此惊人的能量;没有他,美国人不知道一盘散沙的殖民地可以变成统一的国家;没有他,美国人不知道偏远落后的新大陆可以奋起直追挤进世界强国之列。然而,他似乎总是没有归属感。他认为自己不属于新大陆,不属于那个时代。他伤心地看到,在他付出了那么多之后,人民并不感谢他。他与杰斐逊那场“永恒的争论”让他看上去那么孤独。杰斐逊的背后是美国人民,汉密尔顿的背后只有华盛顿一人。但是,这一次,真理不在人民手中,因为人民没看到,与汉密尔顿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她的名字叫“历史”。今天的美国是汉密尔顿眼中的国家,不是杰斐逊心中的国家;她是汉密尔顿设计的国家,不是杰斐逊梦想的国家。他的世界也许无人识,他的孤独也许没人懂。但是,当他离去时,他并不是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没有归属。他是有归属的。他属于未来。

 

汉密尔顿去世引起的震动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纽约所有的店铺关门一天,所有的军舰降半旗,所有的政府部门披上黑布,所有的纽约人戴黑纱30天。在波士顿,人们的哀悼规模与华盛顿去世时相仿。7月14日是汉密尔顿的葬礼。纽约有史以来从没见过这么庞大的送葬队伍。军官们,战士们,政界商界的名人们,各行各业的代表们,默默跟随的普通市民们,他们似乎在展示,汉密尔顿是怎样让这个城市走上通往世界之都的道路。他被安葬在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的墓地,就在今天的华尔街金融中心。也许,那是他最好的归宿吧。

 

决斗场上的那颗子弹要了汉密尔顿的命,也毁了波尔的前程。波尔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的所作所为将怎样向世人证明,汉密尔顿用生命赢得的赌博是值得的?请看下一个故事: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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