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白宫生涯：最年轻外派记者，感受美国新闻透明度
我是1987年4月份到美国来的，当时我是中新杜派驻美国的记者。那时候我是中国外派记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才 26 岁。我出国之前曾经受过两年的国际新闻和英文训练，然后才到美国来的。之所以能选上我，我想可能和我比较年轻有关。我派出来时的正式名衔是“中新社驻美国特派员”，中新社在美国华盛顿其实只有一个记者，我想我也可以算是“白宫记者”了。在美国，凡申请到了白宫核发的进出记者证的记者都可以算是“白宫记者”。
我个人认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闻的透明度是很高的。现在中国的高级领导人接见外人的格式和美国已经比较接近，但是给我的感觉是美 方发布的新闻要比中方多得多。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去参加美方的新闻发布会，美方的发言人一般会大讲一篇，倒不一定有模 式，但总之是会讲出一些内容的，你听完他的话后还可以不断地追问其他内容。美方新闻发布官一般来讲很少说“我不知道”、“我不愿意讲”或者是 “没有评论”这样的话，他总是拐弯抹角、或多或少地讲一点。
在我的感觉中，中国派驻国外的记者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各方面的问题。在需要了解的这三方面中，政治和经济其实都比较好了解， 难的是你要对你所接触的这个社会、这些人进行了解。我到美国已经快十年 了，但我知道自己对美国的很多东西还不是特别了解。那么，如果你不能融 入到这个社会中去的话，你的工作就不能做得比别人好。而且，作为一个驻外记者工作对你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要求，那就是你对自己国家这一边的事情 掌握多少？也就是说，你对自己本国的政策和国情是不是也真正掌握了。你 所做的事情是要把国外的东西介绍到国内去，那么你必须介绍得明了，同时 又要符合中国的国情。
大学时期的谢一宁。
谈采访经历： 采访蒋纬国本来是件不会出现的事情
在我海外的采访生涯中，我记忆比较深的是对台湾著名人物蒋纬国的采访，我的这次采访在当时曾经引起过相当的轰动。在这次采访中，蒋纬国第 一次说他赞成邓小平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他表示自己非常尊重邓小 平，表示他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绩非常认同。
其实，他本人接受了我对他的访问就是个新闻，再加上他谈出的这些事情具有许多价值，所以这个采访一出来就闹得很大，一直闹到他到纽约时记者在机场上还要他证实这件事情是否属实，这还不算，这件享甚至闹到台湾的“立法院”，说是要立法不准他入境台湾。
我提到过这次采访本来是一件不会出现的事情，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和我的新闻理念有关。我一直认为，一个记者的立场应该是超然的。因此在海外多年，许多说起来我不应该参加的场合我都有所参加，我觉得这对一个记者来说是有好处的。
谈个人成长：没有家庭背景，开明的气氛培养了我
从我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说，我一直很感激中新社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在 1950 年代初由一批从海外回来的中国著名老报人自己筹资创办起来的通讯社，相对于中国的新华社来讲它是一个民间通讯社，比较重视制作能够让海外读者接受的东西，而不是搞新华社的那种“新华体”报道。这种开明、自由的气 氛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人。我一直在想，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书读得也不比别人多、成绩也不比别人好的人，为什么会发展得比别人快一些？ 后来我明白其实靠的就是我幸好身处中新社开明的工作气氛中。 一次，我是因为一篇特写得到 了中国新闻一等奖。得奖文章是一篇只有八百个字左右、写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的东西。我之所以得奖，说回来还是要再次感谢中新社的开明气氛。
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毕业照，第三排左六为谢一宁。
谈新闻理念： 如果考上了新闻系，我就可以说实话
在中国新闻教育的培养下，中国的不少记者一旦遇到灾难性事件时就立刻变得束手无策。国外的记者就不是这样，国外的记者非常“难缠”。比如说当总统不愿 意回答问题而从旁边走过去的时候，记者会大喊一声“总统先生，我的问题是什么什么。”外国记者拼命地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对他的老板负责，也许 是为了对社会负责，并不管你回答还是不回答。
但是，中国的记者绝对不会这样喊。 在中国曾经有一部书叫作《百名记者的自白》，这部书中也介绍到我， 我在有关我自己的部分就以《记者的悲哀》为题目。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广东， 面临的生活现实是连电灯都没有，我上大学是靠着一根蜡烛和一根芯油灯读出来的，当我拿着蜡烛读书的时候，报上所写的全是我完全看不到的“莺歌燕舞”。在看到这样一个大反差之后我一直想考新闻系，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考上了新闻系，我就可以说实话。我们家乡人说话比较自由散漫，两个人如果吵架的话，一个人骂另外一个人讲话不实在就说“你嘴臭，你嘴臭过报纸。”
年轻时期的谢一宁（右四）是人大田径队队员。
谈办报甘苦：办公楼被人对着楼开过枪
1991 年是我的生活有了重大改变的一年，这一年，我到旧金山创办了《侨报》美西版。 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当地已经有很多中文媒体了，但是比较客观、详尽地反映中国大陆情况的报纸还没有出现。
我们的报纸刚在旧金山创办的时候，就有人威胁说要打我，而且我还接 到过这种电话，电话中说“某某天你走出电梯门口的时候，你就会死在那里。” 为了创办这张报纸，我的家曾经被人砸了，我们在洛杉矶的办公楼甚至被人 对着楼开过枪。我们刚开始进入办公楼办公的时候，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员工的车子被人砸了十多辆。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这些，慢慢让不喜欢这张报纸 的人适应这张报纸的出现。
发展到今天，我们在美西已经做到许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份报纸的程度 了，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通过我们几年来举办各种活动，已经有很多人 喜欢这份报纸了，在加州报业市场中，《侨报》已经争取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了。
2008年的谢一宁（右）。
谈新闻方针：我没有第三条设限
现在我对我手下的记者所写报道内容也有所限制，第一，我不允许我的报纸出现分裂国家的言行。第二，如果涉及到反映中国社会阴暗面的报道，我要求手下人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看 看是否真的是这样。
你翻开《侨报》来看，会看到很多反映中国落后地方的报道。我赞成的是社会的“新闻责任论”，这是我十多年前就信仰的一个理 念，十多年后，我想让他在我身上体现出来。除此之外，我没有第三条设限。
当然我的报纸还是个不成熟的报纸，现在只是一个起步。 从白宫记者到《侨报》美西版总裁，我在 20 岁到 30 岁之间走过这样一 段长路，过去十年来我经历改变得很快很多，几乎没有时间让我静下来总结 一下、反省一下自己。我常常很想能有时间停下来看看自己哪些事情做对了、 哪些事情做错了，可惜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个时间来做这件事。 这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现在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事情一定是做错了的。 好在我常常写日记。 这对于今后自己对自己将要做的反省，也算评据。
本文选自陈燕妮著《遭遇美国》（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01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