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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伟大的制度,不要伟大的个人

谁来拯救皇帝?

公元1693年,39岁的康熙已经诛鳌拜、平三藩、逐沙俄,迈上了帝王功业的巅峰,本该是意气风发、志得意满之时,一场疾病却击倒了他——当时令人闻风丧胆的疟疾。

纵然身被伏尸百万、血流千里的帝王之威,在小小的蚊子面前却毫无办法。帝国最高明的御医们束手无策,在试过各种方子和巫术后,皇帝失去耐心,召来白晋和洪若翰(Joanes de Fontaney)两位神父,打算尝试他们带来的金鸡纳霜。

这遭到御医们的激烈反对:西药能吃么?能和老祖宗的方子比么?但排外的偏见最终战胜不了事实,中国古代最大的药物试验开始了,在治好了一堆作为小白鼠的太监之后,皇帝喝下新药,高烧终于退了,命保住了。康熙龙颜大悦,赐给传教士一套房子名为“救世堂”,并允许他们在京城传教。

康熙

这场难倒了整个中国的疾病,其实牵扯到世界性的一个千古之谜:人类的最大杀手是什么?

人类文明的最大杀手

比尔·盖茨曾在推特上对此做出了回答,老虎、狮子、鲨鱼这些危险动物造成的死亡只有寥寥几十上百人,而人类的自相残杀却要导致每年47.5万的同类身亡,比猛兽凶残成千上万倍。

然而,这一次比尔盖茨恐怕是错了,人类文明史显示,对于人类而言,最大杀手,是看上去不起眼的蚊子:曾每年导致72.5万人丧生。

小小的蚊子带给人类的灾难正是疟疾,被它叮咬不仅会起包,还会传播疟原虫,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满头大汗全身发抖,民间称之为“打摆子”。不可战胜的亚历山大大帝、横扫匈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英国革命的核心人物克伦威尔都在它面前倒下了。

然而,古印度人口中的“疾病之王”远非这么简单,它可以如蝗虫般吃光一切,其食物就是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无数人命,其在历史上造成的灾难,超过一切恐怖电影。公元5世纪,死神来到古罗马帝国,人口因此锐减三分之一,君士坦丁堡就死了一半以上,遍地都是“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悲剧中也有喜剧,趁机跑来攻占罗马城的蛮族首领阿拉里克也得疟疾死了。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李玉尚说:“传染病足以亡国,罗马亡于疟疾。”

拯救人类的竞赛

古代人们不懂疟疾的病因,将其称之为“瘴气”,岭南西南常被称为“瘴疠之地”,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战争往往有着“士卒多疫死”、“兵未血刃而疫死者十之六七”的记载,地方官听说去那里任职都要先写好遗书。

在古人的想象中,这些荒蛮之地阳气过重,炎热又潮湿,滋生了大量有毒的山溪、草木、虫蛇和疠鬼,毒气到处弥漫,接触和呼吸即致病死亡,流传下来许多离奇而可怕的传说。

疟疾带来的梦魇如此恐怖,研究和对抗疟疾,因此成为拯救人类的超级工程,也代表了人类探寻和推广真理的过程。在这场东西方竞赛中,西方起点很晚,却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实现了“弯道超车”。

1638年,西班牙传教士鲁柏来到印第安人部落,发现当地土人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疟疾,这个小小的例子很快得到注意,并且得到试验,秘鲁总督的夫人辛可娜成为第一个被治疗成功的名人。特效药迅速得到推广,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中提取出抗疟有效抗疟成分,命名为奎宁(Quinine)。随后100多年,西方有四位科学家因为疟疾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奖。

诞生了青蒿素的国家,最终还是要靠西药来拯救

事实上,早在一千年前,东晋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绞取青蒿汁以治疗疟疾的药方,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和古代的众多科学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直到上世纪70年代,国内有2400万人患疟疾,屠呦呦团队研究了六百多个古代中药药方,终于注意到了“青蒿方”,并因此发现和提取出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大陆迄今唯一的科学类诺奖得主。

在诞生了青蒿方的国度,却无人知道如何治疗皇帝的疾病,最终靠的是西来的传教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道出了一个轮回般的历史逻辑:康熙将金鸡纳霜视为圣药,但却无意推广它,而是秘藏于皇宫。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得了疟疾,康熙立即派人星夜赶去送药,却依然迟了一步,曹寅已经病逝。此时已是1712年,康熙病愈近二十年,曹寅是皇帝的亲信和密探,监管江宁织造和两淮盐务的肥缺,权势熏天,富可敌国,《红楼梦》描述的就是他宅子里的奢华生活,连他都搞不到治疗疟疾的药,更别说普通百姓了。

无独有偶,西方传教士自明末利玛窦来华,在康熙年间风云一时,带来的不仅仅是金鸡纳霜,还有各种科学知识和工程发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医学、枪炮、蒸汽机无所不包,却如石子投入一滩死水,激起些许涟漪后又重归沉寂。这不由让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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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的真相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需要什么?哥白尼的日心说惊世骇俗、举世皆敌,最终冲破统治上千年的托勒密天文体系;飞梭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都迅速为英国企业家所采用,配置在工厂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里的密码是什么?到底中国缺少了什么?

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其过程一是研究,二是推广。西方在文艺复兴后,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得到尊重,诸国林立的欧洲也使得异见者可以容身,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而随着民主运动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学者们可不受压制的发表意见,引发了科学的狂飙突进。倘若在这种环境下,葛洪的方子就不会埋没在浩如烟海的药方中,而是会在学者们广泛讨论和研究中得到验证,将其余六百张无效药方淘汰,从而选出青蒿方作为学术成果而肯定,为众人所知。

科举制度约束下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想的是读儒家经典,考试做官,做统治者的奴才,为王朝千秋万代而服务,官方推崇的价值观和学问成为知识分子的信仰,异议难以容身,独立思考不见踪影,科学和技艺被视为奇技淫巧和末流,不仅为士人所轻,甚至被看做离经叛道。清道光年间,管同写下杀气腾腾的《禁用洋货议》:“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舆论压缩,爆料不好说太细,更多精彩机密内容请点击机密要闻查看!

但在地球的另一边,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自由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市场可以发现需求,激励企业家根据需求来创新和生产。在这种环境下,受疟疾之苦的人类成千上万,巨大的赚钱机会让青蒿方不可能被束之高阁,葛洪的门槛会被企业家踏破,争相购买专利而迅速将新药推向市场。病人们有福了,他们能吃到康熙特供的药物而救命;企业家和员工有福了,他们赚到了钱拿到了工资;葛洪们也有福了,赚钱的机会会激励他们继续研究新的产品,从而让造福于人类的成果源源不绝。历史最终把机会给了金鸡纳霜和奎宁,而非发明了上千年的青蒿方。

这一切,都需要新的观念和包容开放的制度。

伟大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武器

古代中国不缺葛洪和青蒿方,而是康熙太多,“禁传其学术”太多,“文字狱”太多,“重农抑商”太多。真理被埋没,学者被压制,商人被掠夺,知识的巴比塔从何建成?

仅仅有伟大人物不够,还要尊重和激励他们的成果,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鼓励他们自由研究、辩论和批判,他们才能拿出伟大的发现。

仅仅有伟大的发现不够,还要有思想自由的学术空间,让谬误能迅速被排除,真理不至于被掩盖,发明家才能知道哪些发现是对的,将其转化为伟大的发明。

仅仅有伟大的发明不够,还要有健康运转的自由市场,让企业家将其变成产品推广,从而造福亿万人类,不至于沦为奇技淫巧、祖传秘方或统治者特供。

而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发明,最终都离不开伟大的制度。在人类与蚊子的战争中,这才是获胜的真正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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