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大莫过于心死，
心死莫过于一笑。
严歌苓
她的作品，
能让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疯抢，
她本人能让美国国务院高官劳伦斯
迷恋到辞职，
从舞者到战地记者，
从女作家到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评委，
她有太多光环，
却又始终人淡如菊，不急不徐。
她是华裔当红女作家
——严歌苓。
如果要找一个词，
精准地形容严歌苓，
那必然是“自律”。
这份自律从小时候开始，
贯穿了她整个人生，
为她打造出了一份独一无二的“高级感”。
1967年，
严歌苓亲眼目睹了演员严凤英的死。
被打成特务的严凤英，
吞了一百粒安眠药自杀。
小孩子们纷纷跑去观望，
看着“一个很高很细长的人抽筋抽成了很短”。
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
哀求旁人救救妻子，
得到的却是造反派忿忿的回应：
“不救她，一定要让她先坦白”。
严凤英死了，
却又活成了严歌苓心里的一块阴影。
而严歌苓没有看到离开后，
发生更恐怖的事情——
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
从咽下开始，
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
把内脏拉出来，剖开，
找所谓的“发报机”、
“照相机”等“特务工具”，
最后一无所获。
那一年，
严歌苓九岁。
那些年，世道很乱，
风声很紧，人心惶惶。
不知道算幸运还是不幸，
严歌苓的父母在她小时候就离婚了。
继母俞平是一位舞蹈家，
在她的影响下，
12岁的严歌苓考入成都军区，
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1971年，
12岁的严歌苓参军入伍，
跳舞跳了整整八年。
有人说是跳舞
耽搁了严歌苓的写作人生，
可是严歌苓自己却说：
“那段生活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它左右着我一生的走向。”
1979年，
严歌苓做出了一个惊人胆大的决定
主动请缨担任战地记者，
第一时间赶赴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
那时的她只有21岁，
坚强干练，
在帮助前线的战士疗伤之余，
她更多的把注意力，
给了战场上的“人”。
炮火纷飞，血流成河，死亡的气息像被捅了窝的马蜂一样四下散开，积极采访伤员的严歌苓渐渐发现，舞蹈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原来在一个舞者的身体里还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积攒的阅历就像一颗种子，
在严歌苓的脑海里生根，
随着积累发了芽，
日复一日带着生长的力量，
迫不及待地要呈现在白纸黑字里。
在频繁的采访和无休止的体验中，
严歌苓开启了人生中
第一部长篇小说，
《七个战士和一个零》。
而后来著名的《天浴》
和《少女小渔》，
更是让她在文学界一炮成名，
1988年，
严歌苓就被美国文艺界邀请前去学习。
尼采说：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而严歌苓用作品让我们看见，
你的每一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成功只不过来得或早或晚。
严歌苓一动笔，
便是三十年。
30年来，
她坚持每天坐在书桌前
写作六七个小时，
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
在开始创作的时候，
甚至经常写着凌晨，忘记睡觉。
除了勤奋的坚持，
严歌苓更让人钦佩的，
是她对“参与感”严谨认真的执着。
写《陆犯焉识》时，
为了写好陆焉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
二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活，
她赶赴青海，花钱去开座谈会，
把劳教干部请来，
然后要找人帮忙，找
很多关系来了解他们的故事。
《第九个寡妇》，
以中原农村为背景，
她特地到农村去住，
看农民怎么起红薯，
怎么摘棉花。
写《小姨多鹤》，
为了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活动，
她住进了日本长野的一个村子，
看到了日本老人
是如何跪着端来茶和食品，
又如何退着走出去，
多鹤的倔强和温柔才有了眉目。
写《老师好美》的时候，
她在五六年间
几次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学
做起了旁听生，
去学习高中生的语言系统。
《妈阁是座城》是写赌徒的，
她觉得既然要了解这些赌徒，
就要自己会赌，
不然写起细节来心里会没底。
于是她又跑到澳门，
在赌桌上一路狂输，
赌徒没当成，
却成了一个失败的赌客。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朋友质疑过她，
一下花出去那么多钱，
以后能不能挣回来都是问题，
可是严歌苓说：
我感觉这些故事非写不可，
我不写，这辈子就白活了。
这样又煎熬又奔波的写作生活在外人看来十分清苦，甚至近乎折磨，可严歌苓却十分喜欢，这让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有浓度的，有一种比较有凝聚力的精神。
她反而讨厌长久的放假状态，让人变得懒散，脑子也会逐渐不那么爱思考。
她说自己这点随母亲：“一天发现自己没干什么有用的事，没让自己哪怕成长一点点，就慌。”
严歌苓的自律是从小就养成的。
在军队学跳舞时，
她每天四点半起床练功，
脚搁在最高的窗棂上，
双腿分开，劈成一条直线，
哪怕写信也保持这个姿势，
不到双脚麻木绝不罢休。
这份自律
成了一种近乎于本能的习惯。
如今五十多岁的严歌苓身材挺拔，
脸上精致的妆容，
是她永远的礼貌和周全。
连交往20多年的闺蜜陈冲都抱怨，
从没见过她不化妆的样子。
她很美，也爱美。
每隔一天就游泳1000米，
和少女一样，
会因为淘到漂亮的衣服激动不已，
在镜头前总是挺直腰背，
没有一刻松懈，
永远神采奕奕地面对世界。
永远精致得体的严歌苓，
在最终的爱情修成正果前，
也曾这条路上跌跌撞撞，
历经坎坷。
在严歌苓15岁的那年，
情窦初开，
爱上了一个长她许多的军官。
终于有一天她鼓起勇气跟军官告白，
然而军官却严厉的批评了她，
并把这件事情报告给组织，
还当着众人的面骂她。
在那个思想保守的年代，
15岁的姑娘因为懵懂的爱情，
一下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不知羞耻，道德败坏，
这样的批判让她差点要自杀，
所幸后来，
她把情绪付诸文字，
来对抗一腔苦楚的热血。
1986年，
严歌苓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任丈夫，
——著名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
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同样的写作爱好，
让他们觉得彼此
就是自己最适合的另一半。
1988年，他们结婚了。
婚后一年，
夫妻俩便前后出国。
严歌苓去了美国芝加哥
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写作，
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
聚少离多的生活中，
没有一方愿意为对方妥协，
感情只能以离婚告终。
第一次失败的婚姻，
让严歌苓长久地陷入了痛苦。
白天高强度的学习氛围，
夜晚辗转难眠，
不得不依靠安眠药入睡。
如此高压之下，
也不得不继续前行，
她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一边写小说。
这样的日子，她一人撑了很久。
严歌苓曾经说过：
“现代人的爱情我不想写，
因为无力、苍白、
现代人想得开，
想得开的还叫什么爱情？”
终于，
美好如她，
也遇到了那个为了她“想不开”的人。
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
在朋友家准备晚饭的严歌苓，
看见一个年轻帅气的美国帅哥站在门前，
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
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
听说，只要一个宿舍里有东北人，
整个宿舍都会很快学会说东北话。
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
工作了两年的劳伦斯，
操着一口流利的东北大碴子味儿中文，
与严歌苓相谈甚欢。
他对她一见钟情，
她对他久处不厌。
恋爱时的两人，
常互相以英文写情书。
有一次，
严歌苓在卧龙发现红桦树的树皮很美，
就在上面写了字，寄给他。
她将情书看做“一种白纸黑字的结盟”：
“这种结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在潜意识里让你一次一次确认爱情。”
无论在作品还是现实中，严歌苓都非常喜欢情书：
“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我对爱情的想象力非常苍白……那时，接到情书简直就是你的一个节日，特别私密而盛大的节日。现在这种可能都没有了，是不是爱情从生到灭的过程也就短了？”
这样关于慢慢咂摸，细细品味的态度，锻造了她永远从容不迫的气质。
恋爱一年后，
由于严歌苓是中国女人，
而劳伦斯在美国国务院身份特殊，
劳伦斯受到FBI的监控和审查。
美人在身畔，江山又何妨？
为了和严歌苓在一起，
劳伦斯主动放弃了自己外交官的身份。
就在1992年的秋天，
他们在旧金山结婚了。
2004年，
劳伦斯恢复了职位，
被派往非洲。
严歌苓和丈夫开始了旅居生活，
做起了专职的外交官夫人，
她的眼界越来越开阔，
作品也越来越优秀。
高晓松曾在《晓松奇谈》中
两次提到严歌苓作品《扶桑》，
他十分喜爱这部作品，
以至于直接买下了
它的音乐剧改编权。
他说：“我这辈子都是挣别人钱，人家投资拍电影我去拍，人家投资做唱片，我去当制作人、写歌。我就是一个卖艺的，从来没有买过艺。”
这是高晓松这辈子，第一个自己掏钱买的作品。这个浪荡不羁的清华才子，也不得不屈服于严歌苓的才华。
高晓松曾经赞美过：
“严歌苓这样一个美的女人，
不怜悯自己，
不怜悯这个世界，
也从来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
我觉得这是她伟大的素质。”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忍不住思考：
为什么一个作者，不能心怀怜悯？
我想起柴静在《看见》里说过自己一位读者的留言：“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
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
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最初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
但是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
作者只有保持这样的清醒，才能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展现出最深入人心的客观。
阅历丰富，严于律己；
抽身事外，不逐名利；
但写好文，不问前程；
不疾不徐，渐入佳境。
她的作品为我们重现那个过去的时代，
而她的为人、她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当下的我们。
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
天地本宽而卑者自隘，
风花雪月本闲，
而劳忧者自冗。
愿每个人都可以像严歌苓这样，
在浮躁的时代里坚持严谨，
在劳碌的生活里依旧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