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的大选让杰斐逊和“共和党”登上历史舞台，虽然把它叫做“革命”有点“意淫”的感觉，但它毫无疑问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大选。在尘埃落定之前，所有的人都在问三个问题：一，亚当斯和“联邦党”会依法放弃权力吗？二，杰斐逊和“共和党”能顺利获得权力吗？三，“共和党”上台后饶得了“联邦党”吗？事实上，“联邦党”控制的国会和各州中确实有人提议通过立法使选举结果无效。“共和党”的支持者则声称要组织民兵，“联邦党”敢耍赖，咱就武装夺权！新大陆分分钟都有陷入内战的可能，这还真不是吓唬宝宝。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权力从来没有在两个对手之间和平交接过，“成王败寇”才是真实的人性。然而，所有的担心和恐惧都没变成现实。当1801年3月4日来临时，一切似乎已归于平静。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去国会山为新总统主持就职典礼前写信给朋友说：“今天，一个新的政治年代开始了，一个新秩序（New Order）开始了。”马歇尔对这个“新秩序”时充满悲观与失望，因为它不是他的理想。但是，这一份和平与安详难道不是一场“革命”吗？
杰斐逊用诗一般的语言书写了他的就职演说，因为他对“共和”(Republicanism)有诗一般的追求。他真诚地相信，在华盛顿和亚当斯的领导下，美国已变成英国的附庸。现在，他要让新大陆重返共和原则。这个看上去焕然一新的共和国被后世称为“弗吉尼亚王朝”（Virginia Dynasty）。听上去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因为“王朝”里面没有“王”。很多人认为这个“王朝”是从华盛顿开始的，但是，杰斐逊开启了与华盛顿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也带领新国家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民主”迈出了第一步。从这一点上说，杰斐逊确实是“弗吉尼亚王朝”的开创者。
杰斐逊的不同从他的就职典礼就开始了。他摒弃了前两位总统的排场，不穿镶金挂银的衣服，不坐豪华马车，在几个朋友和卫士陪伴下，步行到国会山。后来，他干脆把总统的专用马车给卖掉了，出门骑马，只身一人逛街。人们去拜访总统府的时候，来开门的经常是总统本人而不是仆人，搞得大家直愣神儿，还以为看错了。他不在意穿着，不喜欢热闹，没事时经常自己哼着歌，逗逗鸟，拉拉小提琴，做点科学实验。他取消了与民众的见面会和与议员们的正式宴会，改成更放松、随意的交谈和小型晚餐，以亲民的态度代替总统的威严。但是，这位如此接地气的总统可不是省油的灯，他的简约一点也不妨碍他的奢侈。杰斐逊最大的特点就是矛盾。他可以不修边幅，放低身架，但他吃饭可是要有人专门给他做法国菜的，他的房间要由法国女佣打理。他是“人民的总统”，也是“剁手族”领袖。当初，他从法国回来时，行李居然有86个大箱子，装满昂贵的法式家具、瓷器、银器、书、画、印刷品，还有288瓶法国葡萄酒，从来没有一个美国人从海外一次性购买过这么多东西。他可不是“代购”哦，全是给自己买的。他的图书馆藏书6,500册，超过当时任何一个公共图书馆；他的“城堡”蒙蒂塞洛拆了建、建了拆，无休无止。就这个折腾法，多少钱也不够花。他可以大讲人人平等，但为了还债，他会毫不犹豫地卖掉奴隶，拆散奴隶的家庭；奴隶逃跑时，他会派人追到天涯海角。在所有的“国父”中，杰斐逊恐怕是最败家的。当然，他败的是自己的家。尽管债台高筑，他从没贪污过一分钱。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公共事务的尽职尽责毋庸置疑。
在杰斐逊的美国，自由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激发着每个人的热情，人们对公共事务畅所欲言，那种自信和自豪明白无误地告诉你：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政府，这是我的权利。有一位英国学者是这样描绘新秩序的：“我们再也不能说阳光下一切如旧，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崭新的篇章。这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是新的，它的生活是新的，它那如潮水般强大的公众舆论也是新的。”拿破仑曾经问一个刚从美国回去的法国人：“美国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这人说：“它是个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的政府。”这正是杰斐逊想要的“无形中的统治”，或者，用更时髦的话说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
“烹小鲜”需要温和与宽容。1802年新年，杰斐逊应邀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浸礼会教会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阐述了那个著名的“政教分离”的观点。他说：“宗教完全是人和上帝之间的事，人对自己的信仰负责，政府只管人的行为，不管人的思想。。。教会和政府之间应该建一道隔离墙。”这是一百多年前的约翰·洛克和罗杰·威廉姆斯的回声：教会处理人与上帝的关系，政府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野生的世界（世俗）和基督的花园（宗教）之间应该有一道隔离墙（参看《美国的故事（8）- 自由之声》）。杰斐逊的视野里有信仰的自由，也有世俗的自由。他赦免了所有因《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而获罪的人，对“联邦党”媒体也很有耐心。有一次，一位欧洲的男爵拜访白宫。他在总统办公桌上看到一份“联邦党”报纸，上面把杰斐逊骂得狗血喷头。他问道：“这种造谣诬蔑的言论怎么能被允许呢？为什么这份报纸不被查封、为什么编辑不受罚或蹲监狱？”杰斐逊说：“把这份报纸装进你口袋里。如果你以后听到有人质疑我们的自由，质疑言论自由的真相，你就给他看看这份报纸，告诉他你是在哪儿看到它的。”
新总统的低调也改变了另一个先例，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从华盛顿开始，总统每年要向国会宣讲“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这是宪法的要求，也是联邦政府的“年度大餐”。这一天，所有的国会议员，所有的大法官，所有的内阁成员，都聚集在众议院大厅听总统的演讲，这是一年中唯一的“三权”共聚一堂的时刻。可是，杰斐逊觉得，这场面哪里是“国情咨文”，简直就是“国王的演讲”嘛（Speech from the Throne）。总统看上去跟国王一样一样的，虚荣心爆棚，太没“共和范儿”。于是，他把演讲变成书面报告发给国会，让国会的秘书读给大家听，一切仪式全免。这个传统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才恢复了演讲。总之，杰斐逊心中的共和国就应该这样平等、自由、随和、浪漫，不受世俗约束，不循旧时之规。
但是，如果你觉得杰斐逊是个忠厚长者、好好先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的低调并不意味着他不崇尚权威，他的宽容并不表示他没有底线。比如，当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托马斯·麦肯恩写信向总统抱怨说：我们这儿的“联邦党”报纸闹得太不像话了，我真想整死他们。总统的回答是：挑几个最讨厌的整一下倒也没坏处，但他叮嘱麦肯恩：可别让人知道是我让你这么干的。事实上，杰斐逊是位非常强势的总统，他的强势远远超过亚当斯，有时甚至超过了华盛顿。他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当他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时，他的意思不是“咱们都是同一个团队的”，而是“你必须加入我的团队”。他决心温和地对待“联邦党”人，但他的手腕不会软。如果说，华盛顿和亚当斯的统治风格是把国家利益与个人感情分开，那么，杰斐逊把两者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他的爱和恨变成了政府的取与舍，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包容着失败者，但他不想重温过去十二年的噩梦——他要让“联邦党”永世不得翻身。“弗吉尼亚王朝”结束时，“联邦党”不复存在，但杰斐逊和他的后继者们千算万算却漏算了一件事：“联邦党”消失之日就是“共和党”分裂之时，“第一政党体系（First Party System）”的结束意味着“第二政党体系”（Second Party System）的开始（今天的美国处于“第六政党体系”）。“一统江湖”只是一个梦。
杰斐逊之所以能这么顺风顺水地展示他的强势，是因为国会跟他是一伙的。“共和党”在众议院占绝对多数，在参议院占相对多数。总统以多数党领袖的身份组建政府，这种形式更像英国的议会民主，而不是“三权分立”。杰斐逊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他一点也不害羞地利用了这个优势。他经常请国会议员们到白宫吃饭、聊天，把他想做的事明里暗里告诉国会。国会对总统的话心领神会，他想干啥咱就帮他搞定啥。“三权”中只有“司法权”还在“联邦党”手中，让总统如鲠在喉。他恨《1801年司法法》（“午夜法官”法），咱就废除它；他讨厌大法官，咱就弹劾他们。《1801年司法法》的废除显示了“共和党”不可阻挡的权力，他们似乎可以为所欲为。既然如此，弹劾几个大法官还不是小菜一碟？大家都知道，总统最恨的就是他表弟，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不管马歇尔说什么，杰斐逊都觉得他动机不纯；不管杰斐逊做什么，马歇尔都觉得他居心不良。这俩算是没救了。但直接弹劾马歇尔难度系数太大，不仅因为马歇尔站得稳行得正，没什么把柄可抓，更因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让马歇尔威望大增。如果就因为马歇尔在判词中说杰斐逊政府不发任命书是违法行为，你就弹劾他，这不成了政治迫害了吗？于是，国会绕了个弯，弹劾大法官塞缪尔·奇斯（Samuel Chase），打算把奇斯干掉后再收拾马歇尔。只要先例一开，后面的事就好办了。说实在的，奇斯确实应该被弹劾，他在判案中经常粗暴无理，在裁决与《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相关的案子时违反了司法程序，说他“渎职”不为过。但是，“共和党”气势汹汹的攻势引起了“联邦党”的强烈反弹，导致弹劾案在参议院搁浅，史上唯一的一次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弹劾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共和党”认为，法院已经受到足够的警告。
除了国会，杰斐逊还拥有一个全力支持他的内阁。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内阁成员，他和杰斐逊的关系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麦迪逊没有杰斐逊的浪漫，他脑子里全是现实政治的智慧。他对杰斐逊的忠诚从来没打过折扣，杰斐逊对他的依赖也没打过折扣，他们彼此间的信任和爱已经成了习惯。杰斐逊的每一个成就里都有麦迪逊的心血，可以说，没有麦迪逊就没有杰斐逊的今天。此时的麦迪逊比以前更出色了，因为他身边多了个出色的女人：多莉·佩恩·麦迪逊（Dolley Payne Madison）。身材矮小、体弱多病的麦迪逊直到43岁的时候，也就是1794年，才与多莉结婚。当时，多莉26岁，前夫在1793年费城的大瘟疫中丧生。她不是美女，却是费城最有风采的女人。她的家庭与联邦政府的要员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高超的社交技巧、活泼灵动的性格、充满活力的热情让她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如鱼得水。麦迪逊娶到多莉算是中了大奖了，她的情商配上他的智商简直天下无敌。很多本来不喜欢麦迪逊的人也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们相信，多莉看中的男人肯定错不了。杰斐逊很为朋友高兴，他像爱女儿一样爱多莉。白宫的内部装饰和摆设就是多莉与设计师一起完成的。杰斐逊是个鳏夫，两个女儿都嫁人了，偌大的白宫没有女主人。一般的社交场合，他女儿玛莎有时可以帮他抵挡一阵子，但很多重要的活动，特别是“三权”最重要的人物、外国使节、和他们的太太们出席的宴会、舞会，玛莎就有点怯场了，她毕竟没有政治经验。每当此时，总统就会找国务卿“借老婆”。多莉“代理”女主人游刃有余，把上上下下打理得妥妥贴贴。等八年后她成为总统夫人时，白宫早已是她的“领地”。很多人认为，正是多莉定义了“第一夫人”的地位和职责。
杰斐逊内阁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财政部长阿尔伯特·盖勒坦（Albert Gallatin）。盖勒坦是来自瑞士的移民（他不是美国公民），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将为杰斐逊和麦迪逊执掌财政部将近14年，是美国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尽管大家公认的“史上最牛”财政部长是汉密尔顿，但盖勒坦还是非常能干的，颇有建树。他忠诚地执行了杰斐逊的经济政策，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汉密尔顿的经济秩序，让两个看上去水火不容的治国理念和平共处。不是因为他不想除旧布新，而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杰斐逊刚上台的时候是雄心勃勃地要砸烂一切旧制度的，特别是汉密尔顿的金融体系。想当初，他和麦迪逊费了那么大劲反对联邦政府接管债务，反对征税，反对中央银行，可汉密尔顿还是一件一件地把这些事办成了。杰斐逊永远也忘不了它们带给他的创伤，其中对他伤害最大的是中央银行。汉密尔顿说，中央银行是经济的发动机，杰斐逊说，中央银行是腐败的发动机。当年，对中央银行的争论催生了两大政党，杰斐逊从此与汉密尔顿不共戴天。现在，杰斐逊第一个想干掉的就是中央银行。盖勒坦倒是想满足总统的要求，但他知道，这事儿没戏。汉密尔顿的制度设计得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不可能在搞垮银行的同时不搞垮美国经济。中央银行不只是管理财政的机构，它的商业活动已渗透到经济最细微的层面，比如，帮助工商业和农业融资，提供低息贷款，维护政府信用，调节股票市场，管理货币流量，它本身的股票也是金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投资工具。中央银行的利润让各州羡慕嫉妒恨，她们也纷纷仿效，建立自己的银行。人们对银行的认知不再是杰斐逊说的那个奸诈狡猾的大恶霸，实惠胜过雄辩。财政部长劝总统放弃取缔银行的想法，杰斐逊虽然浪漫，但不傻，在骨感的现实面前，他投降了。他对盖勒坦说：算了，别动它了，让它自生自灭吧。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拆旧的易，建新的难，杰斐逊没有自己的替代方案。然而，他这个无可奈何的妥协给了他回报。过不了多久，中央银行将帮他成就他的总统任期中最大的功绩。
盖勒坦虽然不赞同总统对银行的偏见，但他完全赞同“小政府”的主张，偿清国债和减税成为他的主要目标。可是，这两件事是矛盾的好不好？税收少了，拿什么还债？但盖勒坦做得算是非常到位了。先说国债。汉密尔顿时期总债务额大约七千万美元。他设立专门账户，把固定份额的税收打进去，有计划、有秩序地还债，让美国一跃成为信用最好的国家。但是，他只想削减债务，却没打算完全消除债务。相反，他认为中央政府就应该长期负债，管理国债是调控经济的手段之一，他干的事跟今天美联储的营生没什么两样。问题是，他的观点太现代了，脑子正常的人都接受不了。亚当斯执政时曾试图偿还更多的债务，但他太倒霉，碰上“准战争”，钱不够花的，只能再借。到盖勒坦接手财政部时，总债务达到八千三百万美元。盖勒坦真不含糊，在杰斐逊八年的任期中，他愣是把债务减到五千七百万。总统说，咱能不能再减点儿？盖勒坦说，没看见俺已经吐血了吗？再减咱就死翘翘了。从八千万减到五千万很了不起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般来说，要还债，就得增税，要不然钱从哪来？盖勒坦偏不，他减税。这当然是总统的意思。汉密尔顿为了还债，征收“威士忌税”；亚当斯为了还债，征收土地税。杰斐逊说：我要把这些税统统废除！从此，联邦政府不征国内税，只征海关税。而且，关税也要大大降低。过去，汉密尔顿为了保护美国弱小的工商业，对外国制成品征较高的关税，也就是“保护性关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都是这个路数。这种税对工商业有利，对农业不利，因为它意味着农民要花更高的价钱买农具和其他制成品。杰斐逊的“理想国”是“农业共和国”（Agrarian Republic），高关税当然要不得。于是，“保护性关税”被取消，代替它的是无歧视的低关税，这是他对自由贸易的定义，也是对农业的鼓励。
你也许会问，都什么年代了？人家英国的“工业革命”红红火火，资本主义工商业才是世界潮流，总统先生咋抱着农业不放呢？这不是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吗？话不能这么说。杰斐逊没有汉密尔顿的眼光，但他的观点有强大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他受爱戴的原因。新大陆与旧大陆不同。旧大陆人多地少，绝大部分人没有自己的土地；新大陆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百分之七十五到九十的人口是农民，百分之九十的自由居民有自己的房子。美国只有五个人口超过两万人的城市（费城，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查尔斯顿），最大的城市费城不过七万人，剩下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她本来就是个“农业共和国”，杰斐逊只不过为她戴上理想主义的光环。在他心中，农业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共和精神的载体。农民自给自足，不依赖外部世界，特别是，不依赖大银行、大工商业主。独立的经济来源决定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这是共和国的根基。所以，他把土地低价卖给或干脆白送给移民耕种，他要让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让美国成为自耕农的乐园。这个人人丰衣足食、与世无争的自由天堂难道不值得追求吗？
好了，要还债，还要减税，真难为盖勒坦了。挣不到钱只能省钱，不能开源只能节流。节谁的流呢？谁花钱最多就节谁。古往今来花钱最多的主都一样：军队。陆军最没用，裁到只剩两千人，每个重要港口派几百人守着就可以了。海军是花钱大户，要大刀阔斧地砍。于是，美国海军从“准战争”时期的五十艘船减到十三艘，正在建造的船只一律停建，解除合同。海岸警卫队也要瘦身，各个政府部门大裁员，好像联邦政府要散伙似的。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毁长城吗？没有军队，他难道不怕外敌入侵？这个不能怪杰斐逊，要怪只能怪新大陆的地理位置太好了。五千公里的大西洋是北美的天然屏障，我就算不设防，谁过得来？英法正打得不可开交，哪顾得上北美。而且，美国社会高度自治，各州都有自己的民兵，也有自己的警察，联邦政府就没必要折腾了吧？真打仗时让民兵上不就得了。所以，杰斐逊的做法放在旧大陆很荒唐，放在新大陆就很合理，谁让咱得天独厚呢？可是，老天也有打盹儿的时候。杰斐逊很快就发现，他错了。
让杰斐逊认识到错误的居然是远在北非的海盗。在北非海岸，有四个穆斯林政府，它们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今天的利比亚）。摩洛哥是个独立的国家，其余三个是奥土曼帝国的三个省。它们所在的地区叫“巴巴里”（Barbary），所以欧洲人也把它们叫做“巴巴里国家”（Barbary States）。因为处于地中海沿岸，巴巴里国家的生存之道只有一条：海盗。地中海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路，欧亚之间的商船都要经过那里，沿岸的海盗们自然富得流油。海盗们不仅劫船还劫人，船员们都变成他们的奴隶。有人统计，从1500年到1800年的三个世纪里，共有大约一百二十五万欧洲人成为巴巴里国家的奴隶。海盗们把人劫走后，欧洲就得拿钱赎人，又可以赚一笔。除了经济原因，这些北非国家还有信仰做支撑。她们认为，凡是不信伊斯兰教的人都有罪，每个穆斯林都有权抢基督徒的财物并奴役他们。
过去，欧洲国家的普遍做法是每年向巴巴里国家交”岁币”（Tribute），跟上贡差不多，也就是“保护费”，希望他们对自己的船只手下留情。英、法这样的大国会用军舰保护商船穿过地中海，但也有照顾不到的时候，每年也须交保护费和赎金。大家之所以忍气吞声是因为跟海盗打仗代价太大，而且欧洲各国之间连年战争，谁都顾不上这一头，还不如花钱买平安。美国独立前，殖民地的船受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独立战争中，根据美法联盟条约，法国海军保护美国船出入地中海。战争胜利后，这两个保护神都没了。海盗们忽然发现，美国船竟然“裸航”，不抢你抢谁？1801年之前，美国也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每年给巴巴里国家一百万美元，这个数是1800年联邦政府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虽然痛，但在没有强大的海军之前只能先这么将就着。1801年初，的黎波里要求美国增加“岁币”的要求被拒绝，于是，的黎波里向美国宣战，除摩洛哥外，其他巴巴里国家也加入到敌对行动中来，杰斐逊必须做出选择了。
根据他在独立战争中的表现，大家总觉得杰斐逊是胆小鬼。但是，这一次，他做了个与他的性格不符的决定：打！1801年5月，杰斐逊向地中海派出军舰，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巴巴里战争”，也叫“第一次巴巴里战争”（First Barbary War）。这是美国第一次海外战争。杰斐逊的一反常态之所以引人注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根本没麻烦国会，完全靠行政命令往外派军。此时，国会正在休会期，按道理，总统应该紧急召回国会商讨，因为宪法规定宣战权属于国会。杰斐逊说，我没宣战，只是作为三军总司令下了个军事命令而已。等船都驶进公海了，他才通知国会，说你们商量商量吧，我愿意听从你们的安排。船都走了还商量个啥？国会马上授权总统便宜行事。想当年，华盛顿总统在国会休会期间宣布美国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共和党”还谴责了半天，说他违宪。杰斐逊一向主张州权至上，发誓削弱联邦政府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的权力。等他自己成了“行政权”时却像换了一个人。他在任期中大大扩展了总统的职权范围，联邦政府不是变弱了，而是更强了。当初，杰斐逊的竞选口号是“和平”，整天抨击亚当斯穷兵黩武。结果，亚当斯很和平，杰斐逊上台没几个月就开战，一打就是四年。他卸任时还把更大的一场战争留给了他的继任者麦迪逊。这事儿不奇怪。要是你真正了解杰斐逊，就应该知道，如果他告诉你往东走，你往西走肯定没错，你会在西边碰到他。
打仗就打仗吧，反正是早晚的事。但不要忘了，杰斐逊刚刚大规模裁军，特别是海军。50艘船只剩13艘，前后往地中海派了8艘，硬着头皮上呗。好在海盗们武器不行，没大炮，美国军舰能围着人家的港口猛轰一阵子。而且，美国人在海上的灵性不亚于海盗，行动敏捷，机智勇敢，弥补了硬件上的不足。美军还与瑞典合作，封锁巴巴里国家的港口。1805年，陆军将领威廉·伊顿（William Eaton）带着8个陆战队队员和500个外国雇佣兵，穿越埃及的沙漠，攻占了的黎波里的德纳城（Derna）。那是星条旗第一次在外国土地上飘扬。虽然美军战绩连连，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杰斐逊裁军把自己裁得狼狈不堪，本来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拖了整整4年，劳师远征的花费远远超过每年一百万美元。1805年，美国与的黎波里签订和约时仍然支付了六万美元赎金，赎回被扣的人质。海盗们转脸又不认账，缓过劲儿来继续捣乱，直到1815年“第二次巴巴里战争”才算彻底解决问题。不管怎样，这场战争还是很重要的，海军练了兵，为1812年的战争积累了经验，一个新军种也在这次战争中扬名立万：海军陆战队（Marines）。陆战队的出色表现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杰斐逊政府在磕磕碰碰中度过最初的时光，有迷茫也有喜悦，有失误也有辉煌。他不知道，国际风云正向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出现在他面前。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吗？他将怎样为美国谋求最大的利益？请看下一个故事：路易斯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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