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800年的来临，“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但是，我们不能从二百年后的角度看当时的形势。所谓“联邦党”和“共和党”的称谓有点过于简单也过于现代了，由它们组成的“第一政党体系”（First Party System）与今天美国的“政党政治”相去甚远。最本质的不同是，现代人把“政党”（Party）看成政治的必然产物，“国父”们可是把它当洪水猛兽的。在那个“绅士政治”的环境下，说自己是“某党”的人实在有点不太光彩，因为“党”代表着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它对当年的绅士们来说还是个很难接受的概念。即使在“联邦党”和“共和党”基本成形之后，双方都否认自己是始作俑者，都指责对方首先拉帮结派。甚至两党的领袖，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不认为自己搞起来的这一摊儿叫做“党”，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团结了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为美国的未来而战斗。从这个角度说，1800年大选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改变了人们对“党”的看法，标志着以华盛顿和亚当斯为代表的“无党派”政治永远结束了，他们追求的“共和”价值将不得不通过“民主”来体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于领袖们的智慧和美德。
《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Framers）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党”。他们挖空心思想要制衡的是“派”（Faction），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里说的那样，一个更大规模的联邦政府可以有效地限制“宗派之争”。“派”与“党”的区别在于，“派”是为了某个比较单一的主张临时聚集起来的一拨人，它严重依赖某个领导者，在达到目的或领导者不能再领导的时候往往就烟消云散了；“党”有明确的、长远的目标，是系统的、永久的组织，它不会随着某个领导者的消失而消失。这样看来，“联邦党”更像“派”，“共和党”更像“党”，这是由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性格决定的。汉密尔顿是“精英”的代表，他的天才成就了他，但同时也阻止了他与普通人的交流。如一位学者所说：他从来没有跟美国人民融为一体。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国父”，只在乎精英阶层的认可，根本不屑于向普通民众解释他的主张：解释了你们也听不懂，瞎耽误工夫。反正我是最棒的，你们听我的就对了！尽管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但他没得到人民的支持和理解。“联邦党”从来没像“共和党”那样扎扎实实地建立基层组织，而是严重依赖华盛顿的支持和汉密尔顿的判断力。当这两样都出问题时，“联邦党”就死定了。杰斐逊的“共和党”虽然不像现代的政党那样组织严密，但他和麦迪逊在全国都建了支部，第一个支部竟然建在“联邦党”的大本营纽约。“共和党”领袖特别在乎民意，顺民意而动。对错不重要，选票才重要，他们已非常接近现代的政治规则了。出身上流社会的杰斐逊和麦迪逊愿意放下身段，亲近人民，不管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他们得到人民的拥护是理所当然的。也许，命中注定，“党”必定战胜“派”。那么，那部忽视了“党”的宪法怎样在“政党政治”中生存下去呢？它又怎样在强大的政党面前维持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这些问题的答案花了美国人二百年的时间，而这一切都起源于1800年的大选。
1800年，人类走进十九世纪。但是，就在新世纪降临之前两个星期，1799年12月14日，67岁的乔治·华盛顿离开了人世。本来，他不应该走得这么早。12日，他偶染风寒，出现炎症。仔细调理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那时候的医生只会做一件事：放血。结果，在他身体里的血被放掉将近一半时，他彻底垮了。他走得很从容，也很勇敢。他在遗嘱中释放了他名下所有的奴隶。跟整天嚷嚷着人人平等却到死都没释放过一个奴隶的杰斐逊比起来（他只释放了他的几个私生子），华盛顿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到波士顿，在没有任何人组织的情况下，两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整个城市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和沉痛的悲哀。在费城，众议员约翰·马歇尔代表国会向华盛顿致颂词。他引用华盛顿的老战友亨利·李（Henry Lee）将军的那句著名的话：他是“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他同胞心中的第一人。”（First in war, first in peace, and first in the hearts of his countrymen.） 这位带领美国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领袖，终于没看到新世纪的曙光，但他身后的国家将在新世纪里走向辉煌。也许，正因如此，他从人变成了神，变成了画像、雕塑、纪念碑，没有缺点，没有感情，没有个性。他似乎也刻意塑造了这样的自己。当一位画家企图让他敞开心扉以便捕捉到他的神韵（你可以在一美元钞票上看到这位画家为他画的像），他拒绝了。画家抗议道：“你应该让我忘记你是华盛顿将军而我是个画家。”华盛顿冷冷地说：“你不应该忘记你是谁或谁是华盛顿将军。”他就这样冷漠地面对世界，但世界永远无法忘记他。对于真正了解他的人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阿比盖尔·亚当斯的一句话应该是对面具下的他最好的总结：“简单的真相就是对他最好、最伟大的颂歌。”（Simple truth is his best, his greatest eulogy.）那个会哭、会笑、会闹、会跳舞、会追女人、会发脾气、会爱、会恨、会嫉妒、会发疯、会温柔、会伤心、会沉默的人，那个压抑着自己强烈情感的人，那个曾让每个人感受到他的存在的人，他真的来过，真的在这个星球上走过。这，就是简单的真相。
华盛顿的去世是对“联邦党”的沉重打击，杰斐逊说：他们再也没法躲在华盛顿的影子里了。当他们独自面对“党争”时才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其实，从亚当斯成为总统的第一天起，斗争就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费城的政客们因党派而互相为敌，本来的熟人、朋友在大街上若远远地看见都会赶紧躲开，换条路走，就怕见面打招呼。只有在迎面撞上、无处可躲的情况下，大家才会手触帽沿勉强行个礼。人性被如此扭曲，两党之间的你死我活可见一番。当然，“联邦党”的困境主要是自己造成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基本上为他们敲响了丧钟。尽管亚当斯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胜利来的太晚了。“共和党”告诉人们：“选亚当斯就是选战争，选杰斐逊就是选和平。”这真是超讽刺。事实是：亚当斯与法国签的条约为美国赢得了和平，而杰斐逊上台后拒绝与英国续签和约，直接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但是，没有人能掐会算，谁说得漂亮咱听谁的。此时此刻，杰斐逊是众望所归。
如果说，华盛顿是神，那么，杰斐逊就是迷。他的世界你真的不懂。不仅因为这位“人民的人”（People’s Man）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不仅因为他的奢侈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和巨额债务上，不仅因为他声称相信普通人的智慧却从来不曾真正与普通人交往过，不仅因为他做为《独立宣言》的作者却在“独立战争”中没有开过一枪，不仅因为他高喊着自由却在入侵的英军面前仓惶逃窜，不仅因为他反对“党争”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政党，不仅因为他崇尚和谐却支持血流成河的“法国革命”，不仅因为他强调州权却在上台后大大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不仅因为他反对中央银行却利用它成就了自己最辉煌的政绩，不仅因为他说的和做的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也不仅因为他的原则和行为分别属于两个世界。这个谜更重要的表现是他对上级和朋友的背叛。他给华盛顿当国务卿时处处与华盛顿作对；他给亚当斯当副总统时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亚当斯赶下台。于公，他对总统不忠；于私，他对朋友不义。但是，他真诚地相信，华盛顿和亚当斯背叛了共和原则，把美国领上了歧途，他要拯救这个国家；他也真诚地相信，为了崇高的理想可以不择手段。他是能带着这些信念过测谎仪的。最奇怪的是，后世似乎更在乎他说了什么和写了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他的历史地位似乎完全建立在那55个闪闪发光的英文词上（“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你见过这么幸运的迷吗？
“共和党”开足了火力猛轰亚当斯，而亚当斯好像天生就是活靶子。他似乎承担了所有本不应该完全由他承担的罪责（比如《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但同时，他没有得到任何本该完全属于他功绩（比如与法国的合约）。“共和党”说他想当国王，大家就信，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儿子。说来也巧，美国前五位总统中，除了亚当斯，其余四位或者没孩子，或者只有女儿。只有亚当斯有儿子，而且他儿子后来还真成了总统，可见男性继承人有多可怕。也不能怪革命人民警惕性高，反正，总统有儿子非社稷之福，你让亚当斯到哪说理去？带着“原罪”的亚当斯，倒霉就倒霉在他交了个好朋友杰斐逊，因为这个好朋友还有个更好的朋友麦迪逊。在亚当斯任总统期间，麦迪逊已经从众议院退休回家了，这给了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领导“共和党”全力对付亚当斯。麦迪逊跟亚当斯没有私交，他整起亚当斯来可不讲一点情面。问题是，麦迪逊凭空造出来的那些话即使他自己信，杰斐逊也不应该信，因为他太了解亚当斯的为人了。你可以说亚当斯不是个出色的总统，但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出色的人。他的诚实、正直、坚毅，他高尚的道德，在“国父”群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他的人品完美无暇。然而，杰斐逊一句都没为亚当斯辩解，他听凭麦迪逊和他的党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他的朋友。不仅如此，他身为副总统，居然花钱买通那个叫詹姆斯·卡伦德（James Callender）的著名记者，向他透露政府机密，还让他污蔑亚当斯要跟法国开战，然后当终身总统。还记得卡伦德吗？汉密尔顿的“雷诺兹丑闻”是他曝的，现在又造亚当斯的谣。根据《煽动叛乱法》，他被判九个月监禁。他在蹲监狱的时候好像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问杰斐逊要更多的钱。杰斐逊不给，他就到处说是杰斐逊让他写文章骂亚当斯的。杰斐逊不承认，他干脆把杰斐逊当初写给他的信登在报纸上。在铁证面前，杰斐逊忽然得了“失忆症”，完全认不出他的亲笔信。在今天，副总统贿赂媒体诽谤总统是重罪，但杰斐逊的时代法制不健全，没人把他怎么样，这顶多是个道德问题，他顶多让亚当斯伤透了心。
当然，“联邦党”也不是什么好鸟，他们像“共和党”一样恶毒，杰斐逊在“联邦党”的笔下同样十恶不赦。有趣的是，“共和党”给亚当斯造的谣一点谱都没有，完全靠想像力，但“联邦党”给杰斐逊造的谣多多少少是有影的。原因很简单，亚当斯除了有时出言不慎，没什么别的毛病，而杰斐逊干的见不得人的事太多，小辫子一抓一大把，都不用编造。比如，“联邦党”说，杰斐逊与他的奴隶有染。杰斐逊打死不承认，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也认为这是谣言，直到1998年，科学家通过DNA比对才证明了此事不虚。不管怎样，亚当斯本人从来没用任何方式对杰斐逊进行人身攻击，他只抨击他的政治观点。私下里，他甚至骂那些激进的“联邦党”人说，杰斐逊比你们这帮人高尚，我宁可给他当副总统！这是亚当斯的悲剧所在：他的头号敌人竟然不是杰斐逊，而是汉密尔顿。他宁愿败给杰斐逊，也不愿与汉密尔顿妥协。
此时的“联邦党”基本上分裂为两派：团结在汉密尔顿周围的“保守派”或“右派”，和以亚当斯为代表的“温和派”。这两派自己先干上了，怎么可能一致对外？他们连应不应该推亚当斯为总统候选人都没搞定（汉密尔顿想推品克尼），你还指望他们全力支持亚当斯吗？汉密尔顿铁了心要把亚当斯拉下台，他甚至发表文章攻击亚当斯，由此可见“联邦党”组织的松散和汉密尔顿的任性。华盛顿在的时候，有华盛顿给他把关，他出不了什么岔子。现在，华盛顿走了，没人拦得住他，汉密尔顿在判断力上的缺陷再配上他超人的能量，对亚当斯和“联邦党”的打击是致命的。
你也许会问，汉密尔顿自己咋不想当总统呢？说他完全不想是不可能的，但他从来没公开表达过这个愿望。学者们的分析是：“雷诺兹丑闻”是一个原因，他不愿放弃他的法律业务和他对家庭的承诺也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观点太鲜明、太前卫，他本人又太骄傲、太强势，不管他多么正确，在民主意识已经苏醒的大众面前，他得不到支持。他不在乎民意，但民意能决定他的前途。他和亚当斯极为相似，他们都是孤独的行者，他们只想做他们认为对的事，而不一定是人民想要他们做的事。民意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更愿意停留在少数人手中。人民往往要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有时是非常惨痛的代价，但这就是民主政治的规则。人民需要成长，政治家也需要成长。不懂规则又拒绝成长的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依然沉浸在“精英政治”的梦里，在他们的梦醒时分，世界已变得不同。
腹背受敌的亚当斯在大选中落败不是悬念，但他的成绩却出人意料地好。经过一整年的厮杀，到1800年12月，最后的结果终于出来了。在没有南方和西部的支持又丢了纽约的情况下，亚当斯得了65票，只比杰斐逊少8票。这8票来自南卡罗来纳。本来，南卡罗来纳是倾向于投“联邦党”的，但因“联邦党”的分裂，这8票飞了。杰斐逊之所以能领先，完全得益于纽约州，而纽约本是“联邦党”的地盘。两党在纽约的争夺非常激烈，亚当斯仅比杰斐逊少得250张普选票，但根据“胜者通吃”的原则，纽约的12张选举人票全归杰斐逊。如果亚当斯赢得纽约，他将以71比61票领先，即使南卡的8票投给杰斐逊，亚当斯还能赢；如果当初宪法没有“五分之三妥协案”，南方各州没有那么多选举人票，即使亚当斯失了纽约，他也能赢；如果签定美法和约的消息早来两个月，亚当斯几乎肯定能赢。我们说了太多的“如果”，历史不能假设，但亚当斯的成绩至少说明，在那么不利的条件下，他还是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人们对他的尊敬与日俱增。他不是大家印象里的“跛脚总统”。美国人应该感到非常幸运，他们的第二位总统是亚当斯而不是杰斐逊。亚当斯政府也许没有华盛顿政府那么强大的创造力，但他忠诚地维护和坚持了华盛顿的对内对外政策，保证了联邦政府的延续性，使“联邦党”设计的框架更加稳固，以至于“共和党”上台之后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汉密尔顿的经济制度，也就无法让美国完全倒退回农业社会，尽管杰斐逊的理想就是把美国变成小农的天堂。
跟亚当斯比起来，费了那么大劲、本来应该势如破竹的杰斐逊成绩可不算好。不错，他得了第一名，但不意味着他肯定是总统，因为还有一位并列第一名，他就是阿伦·伯尔（Aaron Burr）。阿伦·伯尔的表现太有戏剧性了。可别小瞧纽约人伯尔，他的高贵出身没几个人比得上。他父亲老阿伦·伯尔大主教是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和第二任校长，他母亲艾斯特·伯尔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女儿，爱德华兹就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时期那位著名的教士（参看《美国的故事（20）－革命前夜》）。不幸的是，伯尔两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去世了，三岁时，他的外祖父、外祖母也去世了，他由叔叔养大成人。“美国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大陆军，经历了“远征加拿大”、“纽约之战”、“锻造山谷”、“蒙莫斯之战”，因功升为中校。退役后，他成为一位律师，在纽约市开始了自己非常成功的法律业务。那时候，他经常和纽约的另一位法律界新星汉密尔顿合作办案。汉密尔顿名气大，他那张嘴大伙已经领教过了。伯尔不服气，有机会就要争一争。有一次，一位客户请他们俩一起办个案子。两人说好，伯尔做开头的陈述，汉密尔顿做结尾的陈述。一般结尾比较重要，陪审团也记得住。伯尔下了苦功夫，把他那段辩词搞得天衣无缝、精彩绝伦。等到该汉密尔顿做总结时，破天荒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汉密尔顿表示：“我无话可说。”能让汉密尔顿闭嘴真有点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可见伯尔的论证多么完美。
后来，伯尔像汉密尔顿一样投身政治。他们本来关系不错，直到1791年，伯尔击败汉密尔顿的岳父斯凯勒将军，当选联邦参议员，他与汉密尔顿就结下了梁子。汉密尔顿不是个小心眼儿的人，他不会单纯因为伯尔打败他岳父而生气，他与伯尔结仇是因为伯尔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很多学者把伯尔称为美国的第一个“现代政客”。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这些“老绅士”，从来不宣扬自己的野心，竞选都是羞羞答答的，不亲自出面。伯尔可不管这一套，他像现代的候选人一样到处推销自己。老一代“国父”们都是有理想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但伯尔为达目的什么都敢干，完全颠覆了当时人对政治的理解。汉密尔顿虽然与伯尔是同龄人，但他是保守价值观的守护者，也是纽约政坛无可争辩的领袖。伯尔的迅速崛起不但触犯了他的利益，也触动了他的底线。汉密尔顿第一次发现，世界上还有比杰斐逊更可怕的敌人，他一定要除之而后快。
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杰斐逊一看，竟然有人在汉密尔顿的老巢捣乱，太好了！咱得团结这样的力量。恰在此时，伯尔主动到蒙蒂塞洛找杰斐逊了。他告诉杰斐逊，如果你让我当你的竞选伙伴，我保证把纽约给你拿下。杰斐逊大喜过望，他发现，他根本不必担心伯尔到底属于哪个党，哪个党对他有利他就是哪个党，太现代了！虽然杰斐逊心里对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有些芥蒂，但眼下顾不了这么多了，先赢了再说。于是，“共和党”推杰斐逊为总统候选人，伯尔为副总统候选人。可是，杰斐逊远远低估了伯尔的能量，再加上在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出现之前的那个“奇葩”选举法，最后的结果是，伯尔也得了73票，与杰斐逊并列第一。
根据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将由众议院投票决定他们俩谁是总统谁是副总统。此时的国会还在“联邦党”手中，鬼知道他们会选谁，反正“联邦党”是绝对不会痛痛快快地让杰斐逊当选的。哼，我就让你给这个小人当副总统，我恶心死你！伯尔如果是个厚道人，他此时就应该主动站出来说，我不想当总统，让给杰斐逊。不管怎么说杰斐逊也比他有资格，这是大家的期望。但是，伯尔偏不。他不出声，心里憋着劲儿要争总统。杰斐逊这下可真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他恨不得一头撞死。我给伯尔当副总统？这不是侮辱人吗？那还不如给亚当斯当副总统呢！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杰斐逊吃嘛嘛不香，郁闷死了。国会要到1801年2月才投票，一时间，京城中流言四起。有的说，伯尔已经与“联邦党”密谋好了，到时候“联邦党”议员会投他的票，他当选后会保护“联邦党”的利益；有的说，亚当斯总统看在老朋友的份儿上，愿意主动辞职，这样，副总统杰斐逊就可以直接当总统了；还有的说，杰斐逊与“联邦党”密谈，承诺保护公债持有者的利益，保留海军，不打扰现任公务员，以此换取“联邦党”的选票，等等。听上去要多热闹有多热闹。对于这些传言，杰斐逊后来矢口否认，他说他根本没跟“联邦党”做交易，他不会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进白宫。真真假假已经分不清了，伯尔和杰斐逊都不是省油的灯，也都不是待宰的羔羊，背后一点事没有是不可能的。
杰斐逊至少做了两件事。他找了一次亚当斯，希望亚当斯为他说两句话。亚当斯没好气地说：这事儿我管不着。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接受“联邦党”提的条件不就得了？杰斐逊不干。1801年1月，杰斐逊拜访弗农山庄，祭奠华盛顿。华盛顿去世后，连英王乔治三世都让皇家海军降半旗致敬，连拿破仑都下令法军军官戴黑纱三个月表示哀悼，但身为副总统的杰斐逊从来没出现在任何纪念场合，也没为华盛顿说一句话。现在，他为了讨好“联邦党”，总算完成了这趟姗姗来迟的“朝圣之旅”。玛莎烦透了这场政治秀，从头到尾没给他好脸色。杰斐逊该折腾的都折腾了，但他可能做梦都没想到，最后出手救他的，是他的宿敌汉密尔顿。
1801年2月11日，众议院开始投票选总统。那个“难产”程度似乎在大家意料之中，连投35轮都没能打破僵局，转眼一星期就过去了。这时，汉密尔顿说话了。他告诉“联邦党”的朋友们，杰斐逊和伯尔都不是好东西，但杰斐逊会是个比较好的总统，因为他会为美国人民谋福利。伯尔是完全没有底线的政客，他只会为自己谋福利。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吧。2月17日，在第36轮投票中，杰斐逊终于胜出，成为第三位总统。当然，这个结果不一定是汉密尔顿一句话定的，中间应该有无数的争论和妥协，但汉密尔顿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汉密尔顿搅黄了伯尔的总统梦，他与伯尔的仇越结越深。四年之后，他们终于上演了那场著名的决斗。
在亚当斯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组织联邦政府迁入新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Washington, D.C.）。经过十年的建设，这座还没完工的小城初具规模。道路还坑坑洼洼，建筑垃圾到处都是，能住人的房子很少，但总统府和国会大厦勉强可以使用了。这座城凝聚着华盛顿的心血，但他一天都没住过。亚当斯是第一位迁入白宫的总统，但那时候的白宫还不叫白宫，它叫“行政官邸”（Executive Mansion），它比现在的白宫小。尽管大家还在抱怨着这个鬼地方，但联邦政府总算有了永久的家。
亚当斯总统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召回驻普鲁士公使约翰·昆西·亚当斯。他的孩子该回家了。
1801年3月4日是新总统的就职日。这一天凌晨4点，亚当斯坐着公共马车（就像今天的公共汽车）离开了首都华盛顿。他没有参加新总统的就职礼。在此后的十二年里，他与杰斐逊没有交流过只言片语。但是，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十年，友谊重新回到他们中间。他们用同样的精彩和深情为后世讲述了共和国的青葱岁月。仇恨被忘记，伤口被抚平，他们带着对彼此的思念在同一天离开人世。那一天，他们的国家独立五十周年。
中午12点刚过，杰斐逊从他住的旅馆里走出来。57岁的他身高1.9米，长着栗色偏红的头发，看上去比亚当斯年轻得多，高大得多，也英俊得多。与前两位总统不同，他没有乘坐豪华的专用马车，而是步行来到国会山（Capitol Hill）。这一路上礼炮齐鸣，人潮汹涌，所有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在迎接一位“人民的总统”。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主持了杰斐逊的就职典礼，一千多人挤在新建的参议院大厅，虔诚地聆听新总统的就职演说，这可能也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就职演说。杰斐逊做的事不一定让你感动，但他说的话绝对会让你热泪盈眶，因为他向你倾诉的，是和平与和解，是自由与宽容：
“所有的人都应该牢记那个神圣的原则：多数人的意愿应该得到体现，但少数人的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同胞们，让我们团结在同一颗心中，让我们重建和谐与情感。没有爱，自由将离我们而去。。。不同的意见并不代表不同的原则。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分裂联邦，有人想改变共和体制，那就随他们去吧，不要干扰他们，他们的安全正是宽容的见证，理性将享有充分的自由。。。”
听上去真的好伟大，你应该知道杰斐逊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了吧？他到底啥意思，我们以后再说。此时，杰斐逊豪情万丈地宣称：1800年的大选不是一场选举，而是一场革命。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啦！从此，“一八〇〇年革命”（Revolution of 1800）这个词就走进历史教科书。至于这“革命”有多少水分，我们可以在后面的故事中慢慢探索。但是，这次大选把权力从一个政党和平传递到另一个政党手中，这是新大陆开天辟地第一次（前三次选举都属于“内部交接”）。针锋相对的两党，耍尽了阴谋，使尽了手段，但没有流血，没有杀戮，那个一直让人提心吊胆的共和体制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宪法经受住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成败双方都是英雄。从这一点上说，它是一场革命。
“共和党”在1800年不仅赢得了白宫，还赢得了国会，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走进十九世纪。在这一党独大的天下，那还不是想咋折腾就咋折腾，谁管得了咱？但杰斐逊没想到，他的“革命”从一开始就遭遇顽强的阻击，他每走一步都要付出代价。是谁在满盘皆输的情况下坚守着最后一块阵地？他将怎样为一边倒的权力重新找到平衡？请看下一个故事：午夜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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