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7年3月，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分别就任总统和副总统。这两个老朋友在过去的八年中虽然因政见不同有一些隔阂，但他们个人感情很好。可是，当他们走到权力的顶峰时，那友谊还经得住折腾吗？至少，在一开始，他们还是有信心的。当麦迪逊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杰斐逊：对不起，你的票数排第二，是副总统而不是总统，杰斐逊一点都不介意：我本来就希望亚当斯当选。“从我开始担任公职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上级。”杰斐逊似乎感情大爆发，给亚当斯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我从没想过任何其它结果。。。没有人比我更真诚地祝贺你。。。我没有统治人的野心。这是份痛苦又不讨好的工作。。。我虔诚地希望你能为我们避免那将摧毁我们的农业、商业、和信用的战争。如果你做到了，所有的荣誉将属于你。你的政府定会满载荣耀，你自己也将幸福快乐。这就是我，一个在过去的日子里也许因某些小事被迫与你分离的朋友，依旧怀念着我们曾经一起为独立而战的时刻，把最高的敬意、最深的爱、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亚当斯要是看了这封信不泪奔才怪，但是，他没有，因为他从来没看到这封信。杰斐逊是感情动物，更是政治动物。他没把这封信寄给亚当斯，而是寄给了在费城的麦迪逊，想让麦迪逊替他把把关，看它是否“政治正确”。麦迪逊拿到信一看，差点吓晕过去，还以为杰斐逊得了失心疯。他赶紧给杰斐逊写信说：这是个可怕的错误！万万要不得！友谊和政治是两码事！亚当斯已经知道你与他的友情，不用多此一举。他要是个很糟糕的总统，你这么捧他，岂不是让人抓住把柄，显得咱没水平似的。这叫“自杀”懂不懂？其实，麦迪逊的意思是：万一亚当斯一激动叫你跟他合作，你干还是不干？不干，你自食其言；干，你置“共和党”于何地？你到底是他的副总统还是我党的领袖，你可想清楚。于是，这封信就留在了麦迪逊手中。麦迪逊倒是挺有良心，他没把信毁掉，而是封存在档案里留给了历史。那个档案夹离亚当斯住的地方只有几条街，这几条街让两党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妥协机会。
杰斐逊对麦迪逊的依赖就像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依赖一样，毫无保留。如果说杰斐逊与亚当斯是朋友，他跟麦迪逊就是兄弟，亲得不能再亲了。他比亚当斯小八岁，比麦迪逊大八岁。在亚当斯面前他是晚辈，总是退让三分；在麦迪逊面前他可是长辈，完全占主导地位。但是，只要事关政治技巧，麦迪逊说咋办就咋办，杰斐逊绝对听话。麦迪逊对这个“大哥”真是仁至义尽，奉献了所有的爱和忠诚。他不仅为杰斐逊抵挡来自敌人的攻击，还要阻止杰斐逊的自我毁灭。杰斐逊骨子里有一种浪漫，这浪漫经常给他惹麻烦。他时不时地露点不着边际的思想，说点莫名其妙的话，麦迪逊就得忙不迭地给他打圆场，及时纠正他的错误。杰斐逊也知道自己的毛病，所以，他严重依赖麦迪逊的判断力，而麦迪逊正是大家公认的最有政治智慧的人。
也许，在“截留”杰斐逊给亚当斯的信这件事上，麦迪逊所料不错，因为此时的亚当斯正琢磨着与杰斐逊“共治”美国呢。华盛顿的离去留下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不管是亚当斯还是杰斐逊似乎都没法独力弥补这个空缺。亚当斯觉得，如果他与杰斐逊联手，或许可以让人民重拾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也能实现两党的妥协。亚当斯像华盛顿那样自认为是无党派人士，他希望做到华盛顿费了那么大劲都没做到的事：团结两党，消除党争。他与杰斐逊的私交是他最大的筹码。
现在，亚当斯需要处理的是“杰伊条约后遗症”。“杰伊条约”是华盛顿政府的最后一项外交决策，它捋顺了美英关系，避免了与英国的战争。但正如大家预料的那样，它也使美法关系迅速恶化。此时，统治法国的是1794年7月以“热月政变”（Thermidorian Reaction）推翻“雅各宾”派后上台的“督政府”（The Directory）。“督政府”治国无方，但玩起独裁和腐败倒是一个顶仨，法国继续在痛苦的煎熬中探索。只因“督政府”必须时常用军队镇压反对派，军人势力迅速膨胀。此时，年轻的军官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正带领法军走出失败的阴影，一个军事帝国初露端倪。《杰伊条约》让“督政府”震怒。尽管美国一直宣称“中立”，但鬼都看得出来，美国完全背离了《美法同盟条约》。法国一看，你怕英国不怕我？我就让你尝尝厉害！“督政府”下令在海上劫持美国商船，干得比英国狠多了，几个月就劫了300条船。美国人本就对法国怀着愧疚，这下慌了神儿，国会乱了，舆论也乱了。“联邦党”指责“共和党”一味亲法，不辨是非；“共和党”指责“联邦党”是造成目前局势的罪魁祸首。美法关系成了亚当斯政府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任何麻烦都可能变成机会，正是看似棘手的外交难题让亚当斯看到了两党联合的契机。他和杰斐逊都是外交官出身，没有人比他们更懂法国。亚当斯开始设想让杰斐逊加入内阁，参与新政府的决策，改变副总统被“边缘化”的命运。他还打算派一个三人使团去跟法国谈判，而这三个位子中的一个是专门给麦迪逊留的。他明摆着想拉拢“共和党”，只要杰斐逊和麦迪逊点头，这事儿基本上就搞定了。可是，想想容易做起来难。人家那俩买不买账不知道，“联邦党”领袖们同不同意也不知道。那时候的绅士们还是很害羞的，怕被别人拒绝。亚当斯拐弯抹角地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向那俩吹风，还故意半遮半掩地把信息透露给媒体，没几天，费城就“小道消息”满天飞了。
杰斐逊还是有点动心的。一是碍于亚当斯的面子，二是他似乎也觉得这是两党妥协的机会。但麦迪逊可不想陪亚当斯玩，他跟亚当斯一点交情都没有。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居然“入选”使团名单，觉得太可笑了。他写信给杰斐逊说：我才不会去呢！不但我不去，你也不要理他！咱凭什么为“联邦党”效力？别忘了，咱的目标是夺取政权，不是跟他们过家家。放弃幻想吧！也许，麦迪逊是对的。深陷“党争”的新大陆已然难以自拔，即使“共和党”愿意，“联邦党”也不会同意。那些铁杆“联邦党”人一听亚当斯的计划就跳起来了：咱的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
终于，杰斐逊决定听从麦迪逊的主张。就像给华盛顿当国务卿时一样，他再次选择跟他的总统对着干。3月6日，华盛顿请亚当斯和杰斐逊吃饭，算是向他们告别。就在这顿晚饭上，当着华盛顿的面，杰斐逊拒绝了亚当斯的邀请。吃完饭出来，两人一起走回住所。这一路上，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亚当斯对杰斐逊完全死心了。他不是他的副总统，而是反对党领袖。他们不是朋友，而是敌人。杰斐逊回忆说：“他从此再也没跟我提过法国的事，也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征求过我的意见。”
亚当斯的麻烦远不止于此。他很快就发现，不但“共和党”跟他作对，他自己的内阁成员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他为了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华盛顿的内阁，那就是：国务卿提摩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战争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James McHenry），财政部长奥利弗·沃尔科特（Oliver Wolcott）。这三位能力一般，但都是激进的“联邦党”人。那时候的美国政坛还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矩，总统换了，部长们不会主动辞职。华盛顿鼓励他们留任，亚当斯也希望他们留任。然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仨都是汉密尔顿的人。
皮克林与汉密尔顿曾是大陆军的战友，也是汉密尔顿的铁杆粉丝，他的“联邦党”理想完全是汉密尔顿激发出来的。麦克亨利本来就是汉密尔顿的小伙伴，他们在战争时期一起给华盛顿当过帐前助理。那时候，年轻的助理们闲来无事常拉着他们的总司令开派对，麦克亨利经常和汉密尔顿一起唱歌给大家听，他们悠扬的歌声总是能让华盛顿那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麦克亨利是医生也是诗人，他多次治好汉密尔顿的病，还帮他调理身体。汉密尔顿结婚的时候，麦克亨利专门写了一首诗送给他。沃尔科特也是汉密尔顿的朋友，曾在财政部给他当助理。汉密尔顿辞职后，华盛顿让沃尔科特接任财政部长。沃尔科特搞不清状况，三天两头写信向汉密尔顿求救，说这套体系是你设计的，我不问你问谁？总之，这三位对汉密尔顿无比忠诚，打心眼儿里瞧不上亚当斯。他们什么事都告诉汉密尔顿，汉密尔顿虽不担任任何公职，却不停地隔空下指示，好像遥控着联邦政府。亚当斯开内阁会议，简直就像在与汉密尔顿面对面，真的要崩溃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杰斐逊是“共和党”领袖，他在党内一呼百应；但亚当斯完全控制不了“联邦党”，因为那是汉密尔顿的党。华盛顿是唯一能驾驭汉密尔顿的人，亚当斯根本没那个手段，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可怜的亚当斯。他的朋友背叛他，他的内阁不忠于他；他没有华盛顿的威望，没有华盛顿的人气，也没有华盛顿那高大的形像。但是，他有自己的法宝。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他，有两个人永远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一个是他的妻子阿比盖尔，一个是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阿比盖尔是大才女，她对政治的敏感一点也不亚于当时的政治家们。她是亚当斯的灵魂伴侣，也是他的政治顾问。亚当斯对她言听计从，没有人能对总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费城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的意见加起来也抵不上阿比盖尔几句话。
约翰·昆西就更是亚当斯的左膀右臂了。其实，最早开始重用他的人不是他爹，而是华盛顿总统。1793年，约翰·昆西26岁时就被华盛顿任命为驻荷兰公使。1796年，他的任期结束，想回家乡，但华盛顿不让他回来，又调他去当驻葡萄牙公使。约翰·昆西本来根本不想从政，他就想当个律师，读读书，平平淡淡过一生。但华盛顿抓住他不放手。在离开费城前，华盛顿专门叮嘱亚当斯：不要召回约翰·昆西，“他是我们在海外最有价值的官员。”我器重他不是因为他是你儿子，而是因为他超人的才华。正是华盛顿的这些话让约翰·昆西最终决定投身政治。事实证明，华盛顿看人从来不会错。约翰·昆西将是最出色的外交家和“最伟大的国务卿”之一，他设计的“门罗主义”把美国外交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他的辉煌我们以后再讲。现在，他爹遵循华盛顿的指示，让他继续留在欧洲，但要换个地方。
1797年，亚当斯任命儿子为驻普鲁士（Prussia）公使。“共和党”立刻抗议，说华盛顿在位八年连远房亲戚都没用过，亚当斯一上台就重用亲儿子，这不是君主是什么？约翰·昆西也抗议说：老爸，你知道普鲁士有多重要吗？那是欧洲的情报中心哎。你这样做不怕别人说闲话吗？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说你要当国王还要把王位传给我呢。亚当斯回信把儿子臭骂一顿：你懂个屁！“这是我听到的最荒唐的理由。”普鲁士不重要我还不让你去呢！少废话，赶紧老老实实去柏林！要像从前那样把一切都告诉你爹，但不要事事向国务卿汇报。反正，亚当斯就是想让儿子当他在欧洲的眼睛和耳朵，因为他无法相信别人。这个策略很快就在一系列的外交事件中奏效了。约翰·昆西提供的信息和意见在亚当斯的外交决策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亚当斯以他自己的方式建起新政府的框架。对内靠老婆，对外靠儿子，这是他在“共和党”和“联邦党”面前屡屡受挫之后的无奈选择。当然，亚当斯毕竟在政坛摸爬滚打多年，即使没像杰斐逊、汉密尔顿那样创建政党，他也有自己的人脉。更重要的是，他志向高远，坚韧不拔。他的性格也许不完美，但他的品德没有瑕疵。正如阿比盖尔所说：“他是橡树，不是杨柳。他可以被连根拔起，可以被折断，但他不会弯曲。”
从一开始就遭遇阻击的亚当斯一点也没打算放弃他的计划，那个三人赴法使团照派不误。一个是已经在巴黎的查尔斯·考兹沃斯·品克尼（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他是来自南卡罗来纳的“联邦党”人。第二个，马萨诸塞的艾尔布里奇·杰瑞（Elbridge Gerry），他倾向“共和党”。尽管国务卿皮克林激烈反对，但亚当斯不改邀请“共和党”人的初衷。杰瑞是“老革命”了，他是《独立宣言》的签字人之一。他长得又瘦又小。当初，在签《独立宣言》时，弗吉尼亚代表、体重三百多磅的哈里森跟杰瑞开玩笑说：“要是咱俩一起上绞刑架，就我这块头，一下就玩儿完。你嘛，恐怕要在风中飘半天才会咽气噢。”亚当斯和杰瑞虽然政见不同，却是非常好的朋友。杰瑞公私分明，亚当斯信任他超过任何一个“联邦党”人。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杰瑞将帮助亚当斯成就他的外交里程碑，他也是对亚当斯超越党派偏见的最好的回报。第三个人，就是大名顶顶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弗吉尼亚的“联邦党”人。马歇尔对美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只能把浓墨重彩留给后面的故事。现在，我们就先跟着他一起去法国看看吧。
1797年10月，美国代表团辛辛苦苦赶到巴黎。到这儿一看，人家“督政府”根本不想认真跟他们谈。法国外交部长查尔斯·马里斯·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只匆匆与他们见过一面，然后就消失了。其实，塔列朗对新大陆很熟。当年，为了躲避“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他逃到美国。在纽约，他是亚伦·波尔的坐上客，与汉密尔顿交情深厚。他最搞不懂的事就是：新大陆的官员咋这么傻呢？他看到汉密尔顿当了五年财政部长，让整个国家起死回生，自己却深陷债务，退了休还要当律师挣钱，每天工作到很晚。塔列朗很爱汉密尔顿，赞他是当代第一人，但他发誓，绝不能活得那样辛苦。我若掌权，定要捞得钵满盆满。不过，他很快就知道，新大陆不只汉密尔顿一个傻瓜。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三位美国代表“大开眼界”。先来了一个自称代表塔列朗的官员，说你们要想跟我们部长谈判，必须先贷一大笔款给我们政府，再交五万英镑做为贿赂。这仨完全傻了。他们听说过其他国家的使节向法国官员行贿，却没想到如此开门见山。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过了几天，又来了个据说是塔列朗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他一开口还是那句话：拿钱来！他竟然提供了转账的细节。又过了几天，第三个人出现了，此人还是杰瑞的熟人，他们在波士顿见过。他对杰瑞说，塔列朗对谈判是非常有诚意的，但是，先、交、钱！
到此为止，三个美国人彻底疯了。品克尼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不给！不给！六个便士也不给！”（No, no, not a sixpence!）他们把事情的细节写成报告，发给亚当斯总统，然后就准备回家了。但“督政府”说：品克尼和马歇尔你们俩赶紧滚，杰瑞给我留下。杰瑞要是敢走，我们马上对美宣战。杰瑞是三人中态度最温和的，因为“共和党”一直是亲法的。法国人似乎更喜欢与杰瑞打交道，尽管杰瑞也拒绝行贿。杰瑞认定法国不会真的宣战，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他留下来跟法国人继续谈。品克尼和马歇尔可没杰瑞的好脾气，跟这种流氓国家还有什么好谈的？这俩恨不得连剑都拔出来了。他们愤愤地登船而去。
亚当斯拿到报告感到很失望，美法真的难免一战吗？他是华盛顿“中立宣言”的忠诚拥护者，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言战。他把报告给内阁看，奇怪的是，这一次，三位部长竟然齐刷刷地支持总统，鼓励他保持冷静，既要为战争做准备，又要为和平穷尽一切可能。亚当斯哪里知道，这是汉密尔顿的观点。汉密尔顿再任性也会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当初和华盛顿费了那么大劲搞定“杰伊条约”，不就是为了和平吗？他告诉皮克林、麦克亨利、沃尔科特，在这件事上，一定要全力支持亚当斯，避免与法国开战。
有了内阁的支持，亚当斯底气大增。1798年3月19日，亚当斯向国会通报情况。他告诉国会，与法国的谈判破裂了，我们应该适当地加强国防。如此而已。他只字不提战事，也没有透露代表团信件中的任何细节，只是说，信件的内容已被仔细审查和衡量过了。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代表们的人身安全，拖到他们上了船离开法国再说。省得大家一激动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连累他们。
国会可不知道总统的用心，议员们觉得亚当斯神秘兮兮的，太可疑。特别是“共和党”人，心说你又在耍什么花招？是不是“联邦党”代表把事情搞砸了？是不是你们的“亲英”态度把法国得罪了？是不是人家法国想谈你不跟人家好好谈？是不是你一门心思要跟法国打仗？不行！我们要真相！一时间，费城谣言四起，有说美法已经开战的，有说美国代表故意破坏和谈的。“共和党”报纸齐上阵，坚决要向总统讨个说法。反正他们就认定一件事：亚当斯一定隐瞒了对法国有利的消息，为的就是达到“联邦党”的罪恶目的。4月2日，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上交代表团发来的信件。
此时，亚当斯估摸着代表们已离开法国。他说，好吧，你想知道真相，我就给你真相。4月3日，总统把信件转交众议院。但是，为了给法国政府留面子，他把那三位索贿官员的名字用“X”、“Y”、“Z”三个字母替代。这件事因此被称为“XYZ事件”（XYZ Affair）。这封信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共和党”脸上，导致舆论沸腾：原来你们嘴里那么高贵的革命的法国竟是这样无耻下流！原来一直以来你们都在误导人民！法国政府侮辱我们的代表，我们跟他们拼啦！一夜之间，剧情逆转，民意从“亲法”变成“仇法”。大街上到处飘扬的法国“三色旗”顿时无影无踪，到处都能听到的“马赛曲”也销声匿迹，连很多法式蛋糕店、餐馆、法式服装店都悄悄地关了门，怕被砸。那些整天嚷嚷着要支援法国革命的“愤青”们转脸儿就挥舞着拳头要跟法国玩儿命。“共和党”报纸的报社和主编的家也遭到砖头袭击。“共和党”威信扫地，眼看着就不行了。品克尼和马歇尔成了民族英雄，“联邦党”如日中天。在事件中表现得沉着又得体的亚当斯变成人们心中最受尊敬的领袖。
4月25日，当亚当斯总统和夫人出现在“新剧院”的总统包厢时，全场起立鼓掌，乐队奏响“总统进行曲”，人们向他欢呼致敬。亚当斯初尝胜利滋味，他第一次感到了权力带来的荣耀。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共和党”很快就完蛋，“联邦党”一统江湖的日子不远啦！
然而，就在这巅峰时刻，就在最辉煌的瞬间，自信心爆棚的“联邦党”开始犯错误了。他们的错误将为自身带来什么致命的后果？他们脑袋发烫做出的“一时之举”又将怎样影响新国家民主与法治的进程？请看下一个故事：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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