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的“热内事件”激化了“共和党”和“联邦党”的矛盾，险些酿成内乱。随着法国进入“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美国人终于看清了大洋彼岸那场所谓的“革命”到底是咋回事。但真正让革命热情退烧的却是“黄热病”（Yellow Fever）。7月，“黄热病”的症状开始在费城出现。8月，它以每天20人死亡的速度在全城蔓延，不久就成了每天100人。到10月，每10个费城人就有1个死亡，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基本上瘫痪。华盛顿倒是像当年在战场上那样表现出惊人的免疫力。他坚持着不肯撤离，直到连汉密尔顿也病倒了，政府实在维持不下去，他才同意回弗农山庄。这场大瘟疫把首都变成了“鬼城”，人们死的死，病的病，逃的逃，哪还有功夫闹腾？约翰·亚当斯回忆道：“正是黄热病让美国避免了一场针对政府的革命。”
但是，针对政府的骚乱并没有停止。1793年冬，联邦政府刚回到空荡荡的费城不久，宾西法尼亚西部就传来“叛乱”的消息。这件事由来已久。早在1790年，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第一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时，他建议增加联邦税收以偿还外债的措施之一是：征收酿酒税。因为当时最常见的酒是威士忌（Whiskey），所以这项税也叫“威士忌税”。此前，联邦政府征收的唯一的税是海关税（进口税）。联邦既没军队，也没警察，更没庞大的官僚机构，“三权”所有的官员加起来不过几百号人，省得不能再省了。增加税收只为还债。汉密尔顿当然知道，任何税收都会引起反抗，特别是在有着光荣的抗税传统的北美。当年的革命就是从抗税开始的，他难道不怕犯忌？可是，做为联邦的“大管家”，财政部长总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问题，光喊革命口号木有用。他权衡了所有的选项，认为海关税不可能再提高，否则将损害进出口贸易；其他税也不能征，因为影响面太大。只有酿酒税危害最小，因为一般人只会喝酒，不会酿酒，这项税跟他们没直接关系。而且，从道德上看，这项税可以算作“罪责税”（Sin Tax）。酗酒是恶习，征收酿酒税，自然会提高酒的价格，大家也就不得不少喝酒。这样既惩罚了酗酒行为，让家庭和社会更和谐，又增加了政府收入，岂不两全？这跟今天的政府对烟草课重税是一个道理。
汉密尔顿不是鲁莽的人，他在向国会提议征收酿酒税之前，专门征求众议院领袖詹姆斯·麦迪逊的意见。虽然麦迪逊与汉密尔顿有很多分歧，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却难得地一致。1791年，国会通过了征收酿酒税的法案，麻烦立刻就开始了。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代表了主流社会（工商业主和大种植园主），他们在谋划着保护主流社会的利益时，难免会牺牲处在边缘的弱势群体，这就是西部的拓荒者和小农户，那个似乎“无关大局”的酿酒业却是西部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州西部土地肥沃，只要稍一耕作就能丰收，每年都有大批余粮。可是，这里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不像东部沿海那样把粮食装上船就可出口。于是，农民把余粮酿成威士忌酒，卖到东部或出口。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酒的价值高，利润高，赚钱多。二，酒装在木桶里，不管是陆运还是水运，比一袋袋的粮食方便得多，储存时间也长。而且，在西部，商业不发达，货币量小，酒实际上起了“现金”的作用。大家不说某某东西值多少钱，而说这东西值多少酒，以酒易物，就像当初弗吉尼亚人把烟草当货币一样。如此一来，“酿酒税”就成了双重课税，它不但是“商业税”，也是“所得税”（Income Tax），既增加了酿酒成本，又减少了个人收入。这可不是戳到痛处了吗？
西部人本来脾气就不好，他们可不会老老实实地任人宰割。几乎从税法通过的第一天起，西部就开始乱。先是小打小闹，撒泼打滚，后来是抗议、示威，再后来就把革命时期的招也用上了，给收税官浑身涂上焦油，粘上羽毛，拉出去游街示众。哼，看你们谁还敢来收税！尽管汉密尔顿专门训练了武装收税队伍，但酿酒税的征收依然非常困难。过去这几年，联邦政府顾不上西部，州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抗税行动愈演愈烈，直到有一天，它发展成武装叛乱（也叫武装起义），谁也没法置之不理了。
1794年7月，收税官大卫·奈维尔（David Neville）被一群抗税者抓起来，涂上焦油粘上羽毛游街，然后，他们一把火把他的家烧为平地。8月1日，六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匹兹堡（Pittsburgh）附近，高举着自己的旗帜，旗上有六道横杠，代表宾夕法尼亚的四个县和弗吉尼亚的两个县。人们愤怒控诉政府的横征暴敛，宣布要成立像法国“雅各宾派”那样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还要建法国式的断头台。这六千多人拿着武器，攻占联邦机构，打伤联邦官员，威震各州。这场由威士忌税引起的暴乱被称为“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bellion）。
8月2日，华盛顿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西部的骚乱已不是一天两天，本来，从总统到国会一直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但这次不同，因为人民已经拿起枪来了。华盛顿刚听到此事时，伤心大于愤怒。他说，二十年前，我们自己就是反抗英王暴政的“叛乱者”，没想到，二十年后，我们要面对人民的反抗。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华盛顿的观点是：政府和人民必须互相信任。你们选我出来为你们服务，那么，你们就要给我充分的信任，遵守我的法律，执行我的决策。如果你不满意，下次不选我就是了。但在我的任期内，你得听我的。你不信任我，让我怎么执政？他这个观点跟杰斐逊的观点不同。杰斐逊认为，人民有权随时随地监督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如果不满意，他们可以抗议、示威、甚至提前结束政府的任期，因为人民至高无上。杰斐逊的观点似乎更符合现代社会对民主的理解，华盛顿的观点听上去更像旧式“军阀”。但眼下也顾不上这许多了，先想想怎么把叛乱平息了再说吧。
汉密尔顿和战争部长诺克斯主张坚决镇压，绝不能姑息这种行为，否则，咱这个国家维持不下去。华盛顿虽然很犹豫，但他基本上同意动武。他认为，美国是法制国家，有什么不满应该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合法示威受保护，武装叛乱绝不允许，这也是为后世立个规矩。当时，叛乱者提出，国会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造反的理由跟当年的革命是一样的：“无代表，不交税”。华盛顿说：你们选区的议员就坐在国会里，你们“不交税”是真的，“无代表”是瞎扯嘛。“威士忌税”合理不合理另说，但国会通过的法律就要执行。就这样，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说是“军事行动”，联邦政府一个兵都没有。咋办呢？8月7日，华盛顿命令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新泽西、马里兰四个州立刻征调民兵，共一万三千人，交给联邦政府指挥。他想通过这件事告诉所有的人：一，联邦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保护自己；二，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高于各州的行政权。别看总统平时是“光杆司令”，战时一声令下，天底下的武装力量都归他管，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华盛顿用实际行动解释了“三军总司令”的权威，那四个州也很守规矩，马上调兵遣将，很快就集结在宾夕法尼亚。谁来指挥这支军队呢？答案是：总统先生。看上去有点小题大作，派个人去不就得了，还用亲自出马？华盛顿是不是多年不打仗手痒痒了？也许是，但他也许更想表达维护国家和平与统一的决心以及对武装叛乱的零容忍。于是，华盛顿成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御驾亲征”的总统。在他之后，美国总统再也没有挂帅出征过，尽管他们中不乏能征善战的将军。
其实，华盛顿当这个统帅只是一个“象征”。1794年，华盛顿已经62岁了，他没精力也没兴趣事必躬亲。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总要有人具体策划和指挥，最合理的人选是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可是，诺克斯好像让猪油蒙了心，在这种关键时刻居然向总统请假回家，因为他有个房地产生意要处理。更奇怪的是，总统居然准了他的假。那么，战争部谁来管？当然是万能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军人出身，打仗内行，从后勤供应到调兵遣将全是他一手张罗，小到每一套军装大到行军路线都由他拍板。来向总统汇报战备情况的人都发现，总统其实离他们“很远”，他只是问问大概情况，具体事情都由汉密尔顿处理。这两人之间的默契天衣无缝，华盛顿乐得当“甩手掌柜”，汉密尔顿恨不得管天下所有的事。华盛顿好像已经习惯了依赖这位昔日的助理，他需要做的就是把毫无保留的信任交给汉密尔顿。
9月1日，华盛顿派出个三人小组去与叛乱者做最后的谈判，要求他们放下武器。但谈判破裂了。9月25日，华盛顿发出最后通牒，给叛乱者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在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之后，9月30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启程前往宾夕法尼亚西部。他们穿着旧时的军装，仿佛又回到战争年代，回到那个让他们形影不离、生死相依的军营，也回到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年轻的华盛顿每次听到子弹呼啸的声音就有一种快感，上了战场就是一副找死的架势；年轻的汉密尔顿一听打仗就高兴地翻跟头，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不知道世上有“害怕”二字。这爷俩算是对了脾气了。然而，他们很清楚，此次出征与往日不同，因为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人民。他们希望，只要炫耀一下武力就足以让叛乱者投降，流血是最后的选择。
10月1日，华盛顿检阅联邦军队，他高大挺拔的身影让战士们又看到了当年的总司令。华盛顿故意把摊子铺得很大，耀武扬威，好像带了无数的“天兵天将”，气势汹汹地向前推进。他就想吓唬吓唬人。果然，叛乱者一看那架势就傻了。他们没想到政府会动真格的，更没想到总统会亲自来。别说打，腿儿都软了。这边军队刚出动，那边立刻作鸟兽散，六千人瞬间只剩下几百，除了投降还能干嘛？华盛顿一看这形势，马上把军队和一切善后事宜交给汉密尔顿和弗吉尼亚州长亨利·李，他自己则打道回府，于10月底回到费城。
一场叛乱就这样平息，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平安无事，只有六七个领头的被抓起来，其中两个被判死刑。又到了那个似曾相识的时刻。宪法赋予总统赦免重罪的权力，但对华盛顿来说，这不是他第一次行使生杀大权了。1780年，英国军官约翰·安德里被大陆军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所有的大陆军将领都为他求情，希望总司令赦免他。但华盛顿不为所动。安德里从容赴死。很多军官，包括汉密尔顿，都埋怨华盛顿冷酷无情。1782年，为了报复英军处死大陆军被俘军官的做法，华盛顿从英军战俘中随机挑出一个军官，准备处死他。明明是罪及无辜，但谁求情也没用。幸好这位看似普通的英国军官是个有背景的人，他母亲去求英国议员，议员求首相，首相求国王，英国国王求法国国王，法国国王让驻美公使求邦联议会，邦联议会来找华盛顿，这才算保住那军官的一条命。所以，大家都觉得华盛顿是铁石心肠，死板又固执。这一次，谁也没指望总统会发善心。但是，就在行刑的前一天，华盛顿赦免了这两个叛乱首领。他认为，叛乱者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教训，他不想再引起不必要的仇恨。华盛顿用他的政治智慧实现了他从一开始就渴望达成的目标：不流血的和平。西部的农民也没有完全输掉他们的抗争。1801年，杰斐逊入主白宫后，“威士忌税”终于被废除了。
“威士忌叛乱”结束了，但它引起的反思却长远深刻。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除内战外，联邦军队基本上只对外，不对内，这次是极少的例外之一。虽然华盛顿的做法在当时和后世都得到正面的评价，但人们对在国内事务中动用军队仍然讳莫如深。当人民的政府把枪口对准人民时，到底是制度错了还是人民错了？同时，这次叛乱也把另一个议题摆到联邦政府面前：我们是否应该建一支常备（陆）军？连最保守的麦迪逊也不得不承认，光靠民兵不能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但是，常备军会不会带来军事独裁？美国人还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很多年，但至少人们已经开始思考了，他们开始在对独裁的恐惧和对安全的担忧之间寻找平衡点。为了合众国的统一，为了新大陆的和平，他们愿意承担失去自由的风险吗？
1794年12月1日，汉密尔顿回到费城。就在同一天，他告诉总统，他打算在1795年1月底辞去财政部长之职。这个消息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威士忌叛乱“让汉密尔顿的权力达到顶峰，他一个人掌管财政部和战争部，杰斐逊又早已被他踢开，总统在内政、外交、军事上都严重依赖他的判断力，整个行政权几乎他一人说了算。尽管“共和党”不停地攻击他，但没有人能跟他一争短长。然而，他决定放弃。他说，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现在，我要退休啦！这一年，他39岁。
汉密尔顿的离去也许有很多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他厌倦了政治漩涡，多年的争斗让他树敌无数。他觉得，在他为美国奉献了这么多之后，人民并不感激他，甚至不接受他。有人说因为财政部长工资太低，他无法承担生活的重负。也有人说，在他出去平叛期间，妻子伊莉莎因担心过度而流产，他很内疚，决心回归家庭。不管哪种原因，汉密尔顿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走了，就像他匆匆忙忙地来。当初，他用了五年的时间就从西印度群岛上的小店员变成大陆军总司令的首席助理，以地地道道的“外来户”身份走进美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后来，他用五年的时间创造和诠释了《美国宪法》，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联邦制共和国。再后来，他用五年的时间设计了美国的金融制度和经济体系，定义了联邦政府的职权。当美国是个烂摊子时，别人看到的是灾难，他看到的是机会：是他个人的机会，也是一个民族的机会；是重建新大陆经济的机会，也是塑造联邦政府的机会；是规划现在的机会，也是创造未来的机会。换任何一个人当财政部长，美国都会在农业社会徘徊很多年。汉密尔顿把新大陆带进现代工商业的大门，他超人的天才、超前的眼光、超强的意志让这个新国家在刚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第一步就迈进了现代社会。他的经济政策和理论催生了与“英国学派”相抗衡的“美国学派”，也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日本和韩国走向现代时，她们就借鉴了汉密尔顿的金融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自己的制度。
合众国最初的十年毫无疑问是“汉密尔顿的共和国”。一位学者说：“如果华盛顿是美国之父，麦迪逊是宪法之父，那么，汉密尔顿就是美国政府之父”。然而，他也是最充满争议的人物，这可能和后来“共和党”当政一直贬低他有关。他的强势、直率、桀骜不驯、和超前意识为他的敌人留下数不清的把柄，就像一位历史学家说的那样：“他是我们最有才华、最有魅力、也最危险的国父。”
华盛顿伤心地看着他的财政部长离去，就像他多年前看着他的帐前助理离去一样。他在接受汉密尔顿辞职的信中说：在我与你一起经历的所有事件中，你从没让我失望过。你的才华、人品、和忠诚让我坚信我对你的信任没有错。我真诚地祝福你的退休生活富裕美满。尽管华盛顿很含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对汉密尔顿的感情有多深。“共和党”人甚至造谣说，汉密尔顿是华盛顿的私生子，要不然总统不可能这么“溺爱”他。奇怪的是，华盛顿对其他朋友都能直白地表达友情，甚至连“我爱你”、“我想你”这种肉麻话都说得出口。偏偏在与他最亲近的汉密尔顿面前，他的温情却总是欲说还休。也许汉密尔顿太独立，也许华盛顿太小心，他们都无法靠彼此更近。要了一辈子强的汉密尔顿在华盛顿去世之后才承认：“他是我的保护神，是我一切的根本。”
在汉密尔顿辞职后不久，诺克斯也辞去战争部长。到此为止，华盛顿的第一届“史上最牛”内阁全部离职。一年前，杰斐逊辞职后，华盛顿任命总检察长埃德蒙·伦道夫为第二任国务卿。现在，他选择汉密尔顿的朋友兼副手奥利弗·沃尔科特（Oliver Wolcott Jr.）接替汉密尔顿，由提摩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接任战争部长。伦道夫的才智跟杰斐逊不是一个档次的，沃尔科特是个执行者，不是创造者。华盛顿的第二届内阁比第一届差了不是一星半点，但这正是他需要的。他厌倦了党派之争，他现在需要的是能忠诚地执行他的各项政策的人，而不是勾心斗角的天才。他的新内阁也许缺乏创造力，但他不需要创造力了，他只需要执行力。银行有了，铸币厂有了，海关有了，税收有了，美国成为信用最好的国家，欧洲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新大陆，金融市场日益繁荣，工业革命的曙光已然来临。他还需要创造吗？不，他只想让一切在汉密尔顿打好的框架内运行，如此而已。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是“联邦党”人或温和派，华盛顿甚至不想再保持党派的平衡。他只想安安稳稳地度过政治生涯中最后的两年。
然而，他的最后两年注定不可能平静。内乱刚平，外患又起。失去了最得力助手的华盛顿将如何面对新的挑战？他将怎样孤独地领导着美国在英、法两个大国之间求生存？请看下一个故事：杰伊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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