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4月，华盛顿总统宣布，美国将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尽管这是对美国最有利的选择，但当时的人们可不这么想。大家似乎习惯了把法国当成最亲密的盟友，华盛顿的决定等于撕毁了美法同盟条约。一夜之间痛失朋友，搁谁谁也接受不了。华盛顿可不管这一套，他说，美国是小国弱国，咱跟欧洲列强玩不起，瞎掺合什么？但他也不得不在两党之间搞平衡。为了让杰斐逊和“共和党”高兴，他同意接见“法兰西共和国”公使，正式承认共和国政府；为了让汉密尔顿和“联邦党”满意，他同意在接见时不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就在华盛顿和他的内阁成员还在为法国的事伤脑筋的时候，法国新任驻美公使已经在查尔斯顿登岸了，他就是埃德蒙·查尔斯·热内（Edmond Charles Genet）。
在刚刚变成共和国的法国，一切都要“破旧立新”。“先生”、“女士”这种称呼过时了，为了表现平等，大家都互称“公民”。于是，“热内先生”变成了“热内公民”（Citizen Genet），他很为这个称呼感到骄傲，也把这个记号留在史书中。30岁的热内个子矮矮的，一头红头发，看上去精力旺盛，举止夸张。美国驻法公使古弗纳·莫里斯提前给华盛顿打招呼，说总统先生可能会受不了这个趾高气扬的“暴发户”，但热内的简历却让人印象深刻。他六岁就会说流利的希腊语，十二岁能翻译瑞典史书。他说七国语言，是造诣很深的音乐家，来美国前已在伦敦和圣彼得堡当过外交官，年轻有为的他深得正当权的“吉伦特”派的器重。热内拥有职业外交官的技巧和魅力，却没学会外交官最基本的准则：切莫介入所在国的内政。他从踏上新大陆的第一天起就打算在“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搅浑水，倒是没把自己当外人。
1793年4月8日，热内到达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他受到南卡民众的热烈欢迎。按道理，他应该立刻北上，到费城向华盛顿总统递交国书，但他一点也不着急。他是带着任务来的。他要让美国为法国提供战争所需的金钱、食物、和其它物资，还想让美国出兵骚扰英属西印度群岛和密西西比河岸的英军驻地，以分散英国的注意力，减轻法国的负担。尽管华盛顿总统在22日正式宣布中立，但热内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他在查尔斯顿参加各种政治聚会，公开向民众发表演说，号召人们为法国而战。他的言行得到国务卿杰斐逊的认可。杰斐逊写信给查尔斯顿的“共和党”人，让他们为热内提供方便，他甚至把他介绍给肯塔基州州长，使热内得以在肯塔基招募志愿者，骚扰英军据点，引起西部纷争。热内还鼓动很多美国人当“国家海盗”（Privateers），武装私人船只，到公海上拦截英国商船。一时间，美国的“愤青”们让热内撩拨得豪情万丈，恨不得冲到欧洲去打英国鬼子。
在查尔斯顿长时间地停留之后，热内终于启程前往费城。这一路上，他的表现不像公使，倒像总统候选人，所到之处必起波澜。在“共和党”的聚会上，甚至在街头，他的演讲和由此引起的热烈反响唤醒了美国人对法国的热爱，他们仿佛又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热内的言论让华盛顿的“中立”立场显得更加不得人心，也让华盛顿显得苍白无力，他似乎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控制。热内沿美国东海岸北上乘坐的船在途中遇上一艘英国商船，他居然下令劫持这只在美国海域行驶的英国船，把它像战利品一样拖到费城。英国公使乔治·汉蒙（George Hammond）立刻提出严重抗议，指责美国违背“中立”原则，并威胁要采取报复措施。华盛顿都被热内耍懵了，他就没见过这么“任性”的公使。
国务卿杰斐逊虽然不能公开支持热内，但私下里为热内的行为叫好。他在给詹姆斯·门罗的信中说：当热内的船和那艘英国船驶入港内，“码头上人群涌动，费城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聚会。英国旗被倒悬，法国旗高高飘扬，欢呼声不断。。。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激动呢？”看上去，杰斐逊好像比热内还爱法国。5月16日，宾夕法尼亚州长托马斯·米福林在费城港迎接热内的到来，礼炮齐鸣，欢声雷动。“共和党”希望借助美法关系提高自己的声望，打击亲英的“联邦党”。费城好像一夜之间变成“小巴黎”，法国国旗满天飞，大街上到处能听到《马赛曲》(La Marseillaise)，还居然出现了“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简直就是法国革命要在美国重演的节奏。“共和党”主导的《国家公报》扯开嗓子大骂华盛顿的外交政策，说他背信弃义，不支持共和制的法国，却跟君主制的英国套近乎，明摆着他就是想当国王嘛。在漫天遍野的声讨声中，华盛顿政府似乎岌岌可危。很多年后，约翰·亚当斯还很后怕地在信中把杰斐逊臭骂一顿：“你当然感受不到1793年热内引起的恐怖。成千上万的人在街上游行，日复一日，他们威胁要把华盛顿从总统府里揪出来，还要重新闹革命，推翻政府，参加法国革命战争。。。”你这不是作孽吗？
像以往面对危机的时刻一样，华盛顿在没搞清事情的全部真相之前不忙着下结论。沉默是他的风格，也是他的武器。他静静地看着，听着，他要知道这是热内的问题还是“共和党”的问题，这是外交的问题还是内政的问题。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也在紧紧盯着热内的一举一动。热内一开始鼓动美国人做“海盗”去劫英国船，汉密尔顿就密令所有海关官员严加防范，只要发现美国商船配备枪炮就立刻扣押，不许出海；如果英国船只被劫持到美国港口，它们将被送还英国。与此同时，在总统的默许下，汉密尔顿与英国公使秘密会谈，向英国重申美国的中立立场，让英国放心。杰斐逊对这种密谈很恼火，他向华盛顿抱怨说，财政部长越权，插手外交事务。但同时，他也与热内多次密谈，向他透露“党争”内幕。有了这些情报，热内可以更自如地利用两党矛盾煽风点火，挑动大家对华盛顿的不满。
6月初，在纷纷攘攘的谴责声中，华盛顿病倒了。他坚强的外表难掩内心的痛苦，那条在大风大浪中从没翻过的船似乎再也无法承受打击。华盛顿是个超级敏感的人，他看上去很冷漠，实际上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以前，尽管他的政策并不讨所有人的喜欢，但人们不会直接攻击他，而是拐弯抹角地攻击他身边的人。但这一次，他不再有“免疫力”，不再是“神”一样的存在。他一下子老了很多，憔悴了很多。看着病床上的华盛顿，杰斐逊心生怜悯，他对麦迪逊说：“他很受打击。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敏感。我真为他感到难过。”但是，难过归难过，攻势一点也没减弱，“共和党”的报纸照样铺天盖地地骂，好像不把总统骂死不算完。身心疲惫的华盛顿决定离开费城，回弗农山庄养病。他要静静地想一想，他为美国做的选择倒底是对还是错。
总统不在费城，热内闹得更欢了。6月22日，得意忘形的热内居然照会国务卿杰斐逊，声称根据美法联盟条约，法国有权使用美国港口，而且，“美国人民”同意他这么做。杰斐逊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汉密尔顿先急了。什么？“美国人民”？谁选你代表美国人民的？疯了吧你？几天后，忍无可忍的汉密尔顿终于与热内发生正面冲突，两人大吵了一架。汉密尔顿说，你少拿美法联盟说事。你们主动向英国宣战，美国根本没义务帮你！热内说，你们总统撇开国会擅自宣布中立，这是行政权的违宪行为！汉密尔顿都气乐了：跟我谈宪法？你知道“违宪”这俩字咋写吗？老子是宪法的祖宗，没工夫跟你玩儿！
受了汉密尔顿抢白的热内不知收敛，7月6日，他又发表了一通高论，彻底葬送了他的外交生涯。他趁着华盛顿不在首都的机会，对宾夕法尼亚州务卿说，他不承认美国的中立宣言，他要越过华盛顿，直接向美国人民呼吁，要求他们支持法国。就这样，他不仅侮辱了美国的主权，也打了华盛顿的脸，而在新大陆，唯一不能被打脸的人就是华盛顿。州务卿马上把热内的话告诉州长米福林，米福林又告诉汉密尔顿、诺克斯、和杰斐逊。不说别人，连一直支持他的杰斐逊都挂不住了。热内的嚣张气焰终于让杰斐逊意识到自己是美国人，他再爱法国也不会以牺牲民族自尊为代价，他再党争也是以美国利益为目标。想踩到华盛顿头上去？也不看看你在谁的地盘上！从此，杰斐逊对热内的态度大逆转，他不想再搭理这个不懂事的公使。
7月8日，汉密尔顿、杰斐逊、诺克斯开会商量怎样处理被法国劫持的英国船“小萨拉号”（Little Sarah）。这艘英国商船在6月被劫持来到费城港，热内把它改名为“小民主号”（La Petite Democrate），并装备枪炮，打算让“海盗”把它开到公海上去攻击别的英国船。汉密尔顿主张用武力严加管制“小民主号”，绝不能让它离港。杰斐逊说不必强行管制，因为热内已经保证，在没得到总统许可的情况下，“小民主号”不会擅自离开。7月11日，大病初愈的华盛顿回到费城。7月12日，“小民主号”在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驶出费城外港，扬长而去，热内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践踏了美国的主权。望着“小民主号”远去的背影，汉密尔顿发誓，他要让热内滚出美国。
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向法国政府抗议，要求他们召回热内。他像火山一样喷了一个小时，连华盛顿都插不上话，甭说别人了。等他发泄完了，大家也听累了，总统让大伙回去想想，第二天接着开会。第二天，“说话机器”汉密尔顿又讲了四十五分钟，好像一个律师在向陪审团做最后的陈述，看样子不把热内赶跑誓不罢休。内阁成员们一致同意要求法国召回热内。到最后，杰斐逊好不容易得个空说句话。他说，即使赶热内走，也不要把热内在美国的不当言行公之于众。应该给法国政府留点面子，毕竟美法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华盛顿同意了杰斐逊的意见，让杰斐逊起草给法国政府的照会，要求它立刻召回热内。
杰斐逊把文件写好，华盛顿还没来得及交出去，“法国革命”再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颠覆了人们对自由的憧憬。1793年春成立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让激进的“雅各宾派”进入权力中心。6月，巴黎人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政府，确立了“雅各宾派“的领导地位，“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开始了。教堂被拆，教士被杀，“巴黎圣母院”改名为“理性殿堂”（Temple of Reason）。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遗孀玛丽安王后被送上断头台。10月31日，断头台上的“砍头机”加班加点地工作，一天之内就砍了21个“吉伦特派”领袖的脑袋。
热内是属于“吉伦特派”的，现在，“雅各宾派”上了台，说他有“通敌”的嫌疑，严令他马上回国受死。整天上窜下跳的“热内公民”立马瘫了。回去直接上断头台，什么革命理想，见鬼去吧！这下，华盛顿倒省了事儿，也不用提抗议，法国人自己帮他把问题解决了。热内想赖在美国不走，可他把该得罪的和不该得罪的全得罪了，谁也不愿理他。他以前的朋友杰斐逊躲得远远的，根本不见他。但是，本来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回法国的汉密尔顿反而在关键时刻向他伸出援手。他替热内向总统求情，希望华盛顿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允许热内留在美国避难。他说，热内虽然可恶，但罪不至死，咱不能见死不救。华盛顿同意了汉密尔顿的请求，热内从此留在新大陆并成为美国公民。他再也没回法国。后来，他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的女儿结婚，在纽约上州安顿下来。
“热内事件”没有造成更恶劣的影响，这完全是汉密尔顿和“联邦党”努力的结果，他们与“共和党”的斗争使美国在权力的平衡中渡过了又一个危机。当然，他们得到了回报。1793年底，杰斐逊辞去国务卿之职，“联邦党”终于踢开这块“绊脚石”。杰斐逊很清楚，他在“热内事件”中的表现让总统与他更加疏远，他这个国务卿当得也没什么意思了。华盛顿试图挽留杰斐逊，但他去意已决。尽管华盛顿心里多多少少觉得杰斐逊背叛了他的外交政策，但他还是向杰斐逊表达了真诚的祝福。他说：我们有分歧，但我从没低估过你的人品和才华。此时的杰斐逊可能自己也觉得将与政治绝缘，但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把他这位朋友的心思看得透透的，他说：“杰斐逊的野心不亚于克伦威尔。。。他的灵魂已被野心俘虏。”你们等着瞧吧，他早晚会回来的。事实证明，亚当斯太了解杰斐逊了。
新大陆总算恢复平静，大洋彼岸的法国可一点也不平静。“雅各宾派”把“恐怖”推向高潮，只要瞅你不顺眼，只要怀疑你有“反革命”嫌疑，你就得上断头台，根本用不着审。过去的王公贵族几乎无一幸免，那些曾帮助过美国革命的高级将领也都关的关，杀的杀。海军元帅戴斯汀上了断头台，陆军主将罗尚布被抓起来，他的家人散尽钱财，上下打点，总算保了他一条命。最让华盛顿牵挂的拉法耶特侯爵也在劫难逃。
拉法耶特于1791年10月辞去“国家卫队”总指挥职务后回到家乡，本想与妻儿安度余生，但这只是他的幻想。他曾公开谴责“雅各宾派”的暴行。他说：“在一个罗伯斯庇尔是圣人、丹东是诚实的人、马拉是上帝的国度，我们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就冲这，“雅各宾派”能饶了他吗？为躲避追捕，拉法耶特逃往比利时，却不幸落入奥地利人之手。奥地利正与法国打仗，他们把拉法耶特当成国家的俘虏，一关就是五年。其实，他要是真在法国被捕，美国营救他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美法是友好国家，法国会对美国公民网开一面。拉法耶特在1784年访问美国时曾被马里兰和其它几个州授予公民身份，联邦政府成立后，他自然成了美国公民。就凭这个身份，法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但奥地利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华盛顿干着急，使不上劲儿。他请求奥地利皇帝看在美奥友谊的份上释放拉法耶特，但人家根本不理他，只改善了一下监禁条件。驻法公使莫里斯尽可能地帮助拉法耶特夫人和三个孩子。他自掏腰包，给她10万英镑，帮她暂度难关，华盛顿也在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存了一笔钱，供拉法耶特夫人使用。侯爵夫人本打算去美国避难，但没走成，她和家人终于还是被“雅各宾派”关进监狱。莫里斯只能保住拉法耶特夫人的命，她的祖母、母亲、姐姐全都上了断头台。
1794年，詹姆斯·门罗出任驻法公使，积极营救所有被关在法国监狱的美国公民。他让妻子伊丽莎白去狱中见拉法耶特夫人。狱卒叫侯爵夫人出来时，她以为自己大限已到，马上要上断头台了。当她得知是美国公使夫人要见她，眼泪夺眶而出。她知道，她和孩子们有救了。门罗给拉法耶特全家颁发美国护照，他请夫人和孩子们去美国。但侯爵夫人只把她唯一的儿子，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交给美国公使，让他把儿子带回美国，托给华盛顿夫妇抚养。华盛顿是小拉法耶特的“教父”（Godfather），教父抚养教子天经地义。侯爵夫人自己带着两个女儿去了奥地利监狱，与丈夫一起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1795年9月，15岁的小拉法耶特来到波士顿。华盛顿先为他在哈佛注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小拉法耶特到纽约汉密尔顿家中住了一阵子。汉密尔顿与他父亲是生死之交，他把小拉法耶特当成自己的孩子。1796年初，小拉法耶特来到费城。华盛顿百感交集，他仿佛看见当年那个活泼、热情的大男孩又站在他面前。小拉法耶特长得很像父亲，个子高高的，他也像父亲那样拥有阳光般的性格。美国人欠拉法耶特太多，现在，人家把独苗苗送来了，可算有个报恩的机会。每个人都知道这孩子是总统府最尊贵的客人，咱宁可得罪总统也别得罪他。华盛顿甭管走到哪都把他带在身边，好像生怕丢了似的。所有见过这爷俩的人都觉得他们天生就是一家子。他们是父子又是祖孙，华盛顿对小拉法耶特的关心无微不至，小拉法耶特带给华盛顿的快乐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毫无疑问来自上帝的赐福。
1797年，在拿破仑的努力下，奥地利终于同意释放拉法耶特。10月，小拉法耶特告别华盛顿，回国与父母团聚。他父母欣喜的看到，儿子又长高了，健康、成熟、快乐。然而，他们都再见不到华盛顿了。1824年，拉法耶特应门罗总统的邀请访问美国，小拉法耶特也陪着一起来了。那时，华盛顿已去世将近25年。拉法耶特来到弗农山庄。他把儿子和随从都打发得远远的，自己一个人坐在华盛顿墓前，静静地呆了一个多小时。也许，他在回忆与华盛顿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所有的笑容和泪水，所有的牵挂和思念，都在这静静的时空中变成永恒。
拉法耶特访问波士顿时，特意到邦克山，从当年“邦克山之战”的战场带走一包泥土。1834年5月，拉法耶特去世，他的墓穴上就盖着从邦克山带回去的这包土。他的墓碑上方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它已飘了将近二百年，即使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的时候，这面旗都没被打扰过。拉法耶特可能是唯一跟美国前七位总统都单独用过餐的欧洲人，他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他是他们永远的英雄。
拉法耶特的故事讲完了，华盛顿的事情还没完。刚刚度过一次外交危机的他马上又要处理更激烈的矛盾。这一次，他将面对自己的人民。人民的政府怎样应对人民的反抗？当法治不足以制止暴乱，政府还能做什么？请看下一个故事：威士忌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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