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3月4日，乔治·华盛顿再次宣誓就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与第一个任期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不得不把心思转到外交舞台。事实上，在华盛顿的整个执政时期，最重要的国际事件就是“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1789年7月14日，就在他第一次宣誓就职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Bastille），“法国革命”爆发了。美国人欢呼雀跃，他们认为“法国革命”是“美国革命”的继续。从某种程度上看似乎是这样。两场革命都是“启蒙思想”的产物，“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它们的形式和结果却如此不同。波澜壮阔的“法国革命”让巴黎血流成河，同样是为自由而战，为什么法国人必须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其实，“美国革命”也是从街头暴力开始的，但革命的领导权迅速转入有知识、有担当、有理想、有财富的精英手中。就在大家最“群情激愤”的时候，约翰·亚当斯敢于挺身而出在法庭上为英国士兵辩护；汉密尔顿敢于挡在“保王党”教授的家门口，保护他免受革命学生的侮辱。富兰克林说：“世界上没有好的战争或坏的和平。”华盛顿说：“剑是我们捍卫自由的最后手段，也是我们获得自由后应该最先放下的东西。”正是这样的精英让“美国革命”走上健康、理智的道路，因为暴力从来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而法国的精英们在革命洪流面前却显得力不从心，别说领导革命了，连他们自己也被暴力吞噬，甚至变成魔鬼的帮凶，以至于一场充满希望的革命变成了噩梦。
法国的精英们没能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说，他们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素质，这不是他们的错。撇开个人修养不说，法国精英缺少美国精英的实践经验。他们大多出身贵族或生活在象牙塔内，他们的思想照亮了人类前行的路，却无法照亮自己脚下的路。法国的等级制度决定了她没有新大陆那样的“中产阶级”，没有那些既可以谈论哲学艺术又可以参政议政还经营着自己的种植园、律师事务所、和贸易公司的“达人”，也就没有把理论与实践连接起来的纽带。更重要的是，新大陆和旧大陆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北美一百七十年的殖民地历史是对“美式民主”最宝贵的实践，新大陆的精英们在英帝国的怀抱中学会了自治，也理解了自由。他们在革命前就掌握着对社会的领导权，人们已经习惯了听议会的，而议会就是精英组织，美国所有的重要“国父”都曾是殖民地议会或各州议会的议员。当新大陆走到革命的大门口时，他们已是成熟的政治家，完全有能力执掌乾坤。在革命中，只要是议会做出的决定，人民就会听从。抗税，独立，打仗，停战，制宪，这一切都在议会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议会是咱自己选的政府，不听它的听谁的？但法国在革命前是专制王权，一闹革命，王权被打倒，大家一下子就懵了，不知道该听谁的。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你强势我比你更强势，就看谁能打倒谁。人民没有参政经验，他们或者听权威的，或者听自己的。当一个权威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用暴力推翻它，建立另一个权威。在这周而复始的“革命”浪潮中，精英还有立足之地吗？在新大陆，自由是“习惯”，革命是为了捍卫已经拥有的自由；在旧大陆，自由是“奢求”，革命是为了争取从未有过的自由。这是两场起点完全不同的革命，人们的心态怎会相同？当你保住了本就属于你的东西，你很可能会安之若素，该干嘛干嘛；但当你赢得了本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会不会激动万分乃至举止失措？自由需要在每个人的心中成长，成长中最大的烦恼就是学会尊重别人的自由。美国革命的结果是一部处处体现着妥协的宪法，它要的是“求同存异”，它相信真理不止一个；法国革命的表现是一次又一次暴乱、一场又一场屠杀，它要的是“非此即彼”，它认为真理就应该是唯一的。于是，执着的法国人只能用鲜血浇灌自由之花，用生命领悟自由的真谛。
说起来，“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当初，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砸锅卖铁支持美国革命，结果把自己搞破了产。当然，即使没有美国革命，他照样会破产，波旁王朝的家底早就被他祖爷爷和爷爷败光了。路易十五曾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摊上这样的爷爷，路易十六能不倒霉吗？如今，没钱了，咋办呢？只能在1789年5月召开“等级会议”（Estates-General），打算让大伙出点血，救救王室。等级制度的规定是，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其他人第三等级。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占有绝大多数财富，但不交税，第三等级的处境可想而知。等级会议类似议会，有一百七十五年没开了，因为前两个等级不想给第三等级说话的机会。大家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此时不发更待何时？想要钱？先听听老子的条件！眼看着国王只想征税，不想让步，第三等级代表愤然离席，自己组成“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国民议会”没有等级，只有“人民”，连很多第二等级的“自由派贵族”也站到人民一边，其中就有拉法耶特侯爵。
随着会议消息的传播，巴黎的“温度”越来越高。终于，在7月14日，巴黎人开始攻击巴士底狱。巴士底狱应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象征着王权的暴政。但路易十六并不是暴君。他比较开明、温和，在他的统治下，很少有人因言获罪。几个小时的激烈交战后，巴士底狱陷落。“人民”冲进去一看，偌大的监狱里只有七个犯人，其中四个是外国人，两个是贵族，因“不道德”行为被关在那儿，还有一个杀人犯。尽管有停战协议，但情绪激动的人们还是砍下狱长的脑袋，把他的头颅插在长矛上游街示众。然后，旗开得胜的“人民”冲向市政厅，乱刀劈死市长。从此，暴力一发不可收拾，如当时正在法国当公使的杰斐逊所说：“街上到处是人头，大家都不知道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脖子上。”
巴黎暴乱后，拉法耶特被“国民议会”任命为“国家卫队”（National Guard）的总指挥，掌控巴黎的治安。8月，拉法耶特向“国民议会”提交了他亲自起草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这是法国革命中最闪闪发光的文件。在起草这份宣言时，他征求了《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的意见。在“国民议会”上，拉法耶特第一次提议把蓝、白、红三色旗定为法国国旗。这三个颜色代表了三个等级，最前面的是蓝色，代表平民（中产阶级）；中间是白色，代表教士；最后是红色，代表贵族，象征着三个等级的团结。后来，这三色的意义演变为自由（Liberty）、平等（Equality）、博爱（Brotherhood）。
在“国民议会”决定拆毁巴士底狱后，拉法耶特把这座著名监狱的大门钥匙连同一幅它被拆除前的图画一起寄给华盛顿。他说：“谨以此向我的父亲、我的总司令、自由之父致敬。”这把钥匙至今仍保存在弗农山庄。拉法耶特在信中向华盛顿介绍了法国的形势，他显得兴奋又乐观。华盛顿可没那么激动，他小心翼翼地赞扬了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特别提醒拉法耶特，一定要维护好秩序，千万别让革命失控。他再次表达了对拉法耶特的思念之情，像父亲那样担心着孩子的人身安全。此后，他又多次写信叫拉法耶特小心变故。
拉法耶特算是华盛顿一手调教大的，深得美国革命的真传，没有人比他更他明白秩序和人权的重要。在他的努力下，国家卫队严密保护着王室的安全，有效地维持着巴黎的秩序，为这座城市带来短暂的和平。拉法耶特和他代表的自由派贵族希望法国能像英国那样走上“立宪君主”的道路，因为这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可是，法国没有英国的经济基础和地理优势。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外来干涉，这一切注定了法国不可能像英国那样平稳地走向现代。1789年8月，“国民议会”取消所有贵族的头衔和特权。1791年10月，拉法耶特辞去国家卫队总指挥的职务。贵族嫌他太自由，人民嫌他太保守。他的悲剧在于：他太想当华盛顿了，却忘了法兰西不是美利坚。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度，民主怎么可能一步到位，自由又怎么可能不受煎熬？
巴黎的平静随着拉法耶特一起离去，街头暴力重演。1791年10月，新宪法确立了法国的“立宪君主”制，“立法会议”（Legislature Assembly）取代了“国民议会”。但危机没有消除。1792年春，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反法同盟”，拉开欧洲列强干涉法国革命的序幕。接着，英国和荷兰也加入同盟。4月底，法国向奥、普宣战。巴黎人再次涌上街头，把“吉伦特派”（Girondists）推上权力顶峰。1792年9月，君主制被废除，“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因拒绝宣誓效忠共和国，两万五千名教士逃离法国。就在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月，势力日益壮大的“雅各宾派”（Jacobins）策划屠杀了一千四百多个神职人员和政治犯，这就是“九月大屠杀”（September Massacres）。“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称这次屠杀是“为人类带来无尚光荣的最美丽的革命。”另一个“雅各宾”派领袖马拉（Marat）说：“让叛徒的血流吧！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1793年1月23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在两万双眼睛的注视下，国王的头颅滚落在地。刽子手把国王的脑袋夹在他的无头尸体的两腿中间，然后把尸体扔进装满其他尸体的大车里，旁边有人拿各种“纪念品”沾上“王室鲜血”开卖，另一些人抢了国王带血的头发、衣服叫卖。“礼仪之都”巴黎上演的这部“惊魂片”把全世界都看傻了。1793年2月1日，法国对英、荷、西班牙宣战。现在，美国的麻烦来了。
虽然法国革命早就开始了，但直到1793年，它对美国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法国卷入对英战争就意味着美国不能不表态了，因为美法有同盟条约。当年，法国帮美国打英国；现在，英法打起来了，美国是不是也应该帮法国打英国呢？关于巴黎发生的一切，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和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共和党”为革命欢呼，他们仿佛看到自由的旗帜插遍全球，世界大同就要到来。即使在亲眼目睹了巴黎的暴乱之后，杰斐逊仍然坚信法国革命的崇高理想。他说：“我个人为那些殉道者悲伤。但跟革命失败比起来，我宁可看到半个地球变得荒芜。如果每个国家只剩下一个亚当（男人）和一个夏娃（女人），而他们是自由的，那就比现在强。”很难想象这么“冷血”的话出自文质彬彬的杰斐逊之口。他的另一句名言是：“自由之树要时不时地用殉道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想用自己的血去浇一下。当初英军进攻弗吉尼亚时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其实，“共和党”人对法国革命的支持是与他们的政治意图相通的。他们整天骂“联邦党”是“保王派”，现在正好借这个茬打击“联邦党”。谁支持革命，谁就代表人民；谁反对革命，谁就想当国王。美国的普通民众爱法国那纯属“距离产生美”，他们又没看见巴黎街头的鲜血，当然感受不到恐怖。“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美国人想跟着法国人起哄，美国的精英们再次面对艰难的抉择。他们是否还能像十几年前那样用智慧，而不是冲动，带领年轻的民族躲过一场浩劫？他们是否有能力抚平躁动的心，为新大陆留住自由的赐福？
从第一天起，华盛顿就谨慎地看着法国革命，汉密尔顿和他的“联邦党”也向大洋彼岸投去怀疑的目光。从个人角度，他们都对法国人，特别是那些为美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法军将士心存感激。华盛顿与拉法耶特情同父子，汉密尔顿与他亲如手足。汉密尔顿本身就是英法混血儿，从小跟着母亲说法语。他们不可能对法国抱有敌意。相反，英帝国的傲慢、专横、和她给新大陆造成的伤害让美国的领袖们对这个昔日的“祖国”深恶痛绝。即便如此，华盛顿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仍是与英国修好。在这一点上，他与汉密尔顿都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利益第一，主义第二。他们相信统治一个国家的是利益不是感情。联邦政府所有的开支都靠海关税，也就是进出口贸易，而进出口贸易的四分之三是与英国的贸易。为了这四分之三的关税，战争英雄们愿意忍气吞声，与他们的敌人握手言欢。华盛顿和汉密尔顿费尽心机交好英国不仅是现实利益，也是一场赌博，他们赌下个世纪仍是英国的世纪，法国根本不是英国的对手。咱跟老大好肯定不吃亏。事实证明，他们赌对了。他们唯一没算准的是，下个世纪，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将成为老大。
美英一停战，美国就向英国派出公使，但英国没向美国派公使，明显瞧不起人。华盛顿让古弗纳·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到伦敦与英国秘密谈判，力图恢复正常邦交。还记得花花公子莫里斯吗（参看《美国的故事（58）－我们人民》）？这位《美国宪法》的作者天生伶牙俐齿，他那张嘴能把死人说活。莫里斯说了大半年，终于使英国同意派公使，美英关系总算有了起色。刚好了没多久，法国革命的浪潮就逼得美国不得不“选边站”，这不是添乱吗？
巴黎的血腥味让“联邦党”越来越担心，他们怕法国把暴乱出口到美国。“共和党”仍然认为法国的主流是好的，暴力只是瑕疵，他们试图说服总统向法国表示更强烈的支持。“联邦党”也对总统展开攻势，让他离法国远点。此时，莫里斯已调任驻法公使。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说：“暴力根本不是法国革命的‘副产品’，它是法国革命的核心。”汉密尔顿说：“革命不应摧毁法治、秩序、和传统。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应该是有尊严的、光荣的。它应该充满大气、正义、人道，应该尊重所有的人。”整天砍脑袋是砍不出自由的。约翰·亚当斯警告说：“很多美国人被‘革命’亮瞎了双眼，他们不辨是非，屈服于浮躁的热情。。。丹东（Danton）、罗伯斯庇尔、马拉都满腹戾气。龙的牙齿已经露出来了，它将变成恶魔。”其实，用不着谁游说，此时的华盛顿已经看厌了巴黎被鲜血染红的街道，他绝不会让美国人卷入那样的革命。他说，每个国家的政府要为它的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负责。你们欧洲人爱怎么打怎么打，反正我不会让美国人去帮你们打。
法国对英、荷、西宣战的时候，华盛顿正在弗农山庄休假。汉密尔顿火速派人把消息传给总统，华盛顿立刻动身返回费城。在到费城前，他提前给所有的内阁成员一个单子，上面列了关于法国的十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是否应宣布中立？后面的问题包括：美国是否应接待刚刚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公使（这意味着美国是否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美法同盟条约是否适用？虽然“问卷”是华盛顿亲笔所写，但杰斐逊一看就知道这是汉密尔顿的主意。他最恨的就是汉密尔顿插手外交事务。外交是国务卿的专职，财政部长凭什么多嘴？但华盛顿的风格是，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征求所有内阁成员的意见，而不是只问主管部门。比如，经济问题他也问国务卿。可是，在经济上，杰斐逊不是内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在外交上，汉密尔顿不是外行，他的观点又与总统高度一致。两下一比较，显得汉密尔顿什么都管，权力出奇地大。很多人认为，华盛顿有意无意地使汉密尔顿的位置更接近英国的“第一财政大臣”（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也就是住在唐宁街10号的那位。杰斐逊心里能舒服吗？
1793年4月19日，华盛顿召集内阁会议。大家同意美国应保持中立。总检察长爱德蒙·伦道夫从法律角度解释了美法盟约。他说，美法盟约是“防御性条约”，也就是说，如果法国受到英国的攻击，美国有义务援助法国。但现在法国主动向英国宣战，是进攻性战争，盟约不适用。汉密尔顿插了一句：咱的条约是跟路易十六签的。国王的脑袋都没了，条约理应作废。总之，美国拒绝援助法国也许背弃了道义，但没有背弃盟约。
下一个问题是：美国应该什么时候和怎样宣布中立？杰斐逊主张美国保持实际上的中立，但不要马上宣布，或干脆不宣布。等英法都来求咱时咱再跟她们“玩暧昧”。直接宣布中立太伤法国的感情。汉密尔顿说，你这不是拿国家利益做交易吗？中立就是中立，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样人家才会尊重中立国的权利。不清不楚的，两边不讨好，等着倒霉吧。华盛顿采纳了汉密尔顿的意见。因为行政权没设司法部，华盛顿想请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起草中立宣言。杰伊与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都是好朋友，但办起公来一点不含糊。他与大法官们讨论之后给总统的答复是：这不是最高法院该干的事儿，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司法权与行政权勾结，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杰伊的意见看似简单，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保护了司法权不受行政权干扰，让联邦政府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华盛顿一看，最高法院这帮书呆子不肯帮忙，那咱自己来吧。4月22日，华盛顿总统签署了由伦道夫起草的《中立宣言》（Proclamation of Neutrality）。在杰斐逊的坚持下，这篇宣言写得很“委婉”，它只字未提“中立”，但明确表示“美国将与交战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并禁止美国公民以任何方式参与战争。华盛顿政府的中立立场毫无疑问是美国外交“里程碑式的成就”，也是汉密尔顿和“联邦党”的胜利。一位学者说：“没有一件事像《中立宣言》这样体现了‘联邦党’的领导能力，也没有一件事更清楚地表现了汉密尔顿的性格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这个仍然缺乏外交经验的新国家在国际纠纷面前表现得理智、冷静、自尊，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她就这样“绝世而独立”，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己的幸福。当然，美国孤悬海外，在没有常备军的情况下几乎从未见过外敌入侵，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有几个国家能比？中立也是需要资本的。
“中立”显然是对美国最有利的选择，但不是人人都买账，大家觉得这样做太不地道，对不起朋友。“共和党”人立刻开始攻击，说华盛顿向英国屈服，背叛了共和原则。而且，华盛顿宣布中立时正是国会休会期间。有人说，做这么重大的决定，总统应该紧急召回国会磋商。但华盛顿根本没理这个茬，议员大人们都在家歇着吧，这事儿不用你们操心。宪法规定，国会拥有“宣战权”。很多人说，既然宣战权属于国会，以此类推，宣布中立的权力也应该属于国会。总统未经国会同意就擅自宣布中立，这是违宪！汉密尔顿说，你们立法权有把国家拖入战争的权力，我们行政权有保卫和平的职责，咱井水不犯河水，哪儿违宪了？反正，这种纠纷各有道理，碰上个强势的总统，行政权就强一点，碰上个弱势的就弱一点。华盛顿很低调，但不弱势，他想做的事还没做不成的。
尽管美国宣布中立，她的麻烦并没结束。“共和党”主导的舆论纷纷谴责政府“背信弃义”，矛头直指华盛顿。汉密尔顿也拼命在报纸上写文章，为总统的政策辩护。费城本来就够热闹的，此时，一个人的出现把这场热闹推向高潮。他是谁？他将给华盛顿政府带来什么新的挑战？请看下一个故事：热内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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