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就任第一届美国总统。但国会直到7月才创立行政权的第一个职能部门：外交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后来改名为国务部（Department of State）。又过了两个月，财政部（Department of Treasury）和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正式成立。华盛顿总算可以找帮手了，“光杆司令”的日子可真不好过。
战争部长（Secretary of War）的人选好说，是华盛顿的老部下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在独立战争中，只有三位将军从头到尾服务了八年，除了华盛顿，另外两位是诺克斯和纳森内尔·格林。格林本应是战争部长的最佳人选，他是大陆军的二号人物，而且特别有政治头脑。但格林在战争结束三年后突然去世，华盛顿痛失臂膀。诺克斯的地位仅次于格林，在华盛顿解甲归田后，他一直是“邦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兼“邦联”的战争部长，这次出任联邦政府的战争部长是理所当然的事。诺克斯的能力虽不如格林，但他兢兢业业，经验丰富，战功累累，非他人可比。华盛顿和诺克斯特别亲，他用“爱”来形容对诺克斯的感情。汉密尔顿说，他俩就像“老夫妻”，无话不聊。把战争部交给诺克斯，华盛顿是一百个放心。“战争部”的名字一直沿用到1947年，在杜鲁门总统的建议下改为“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但“战争”似乎比“国防”更能准确地反映美国的军事历程。有人统计过，从1776年到2010年的235年里，美国有214年，也就是91%的时间，处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At War），要么跟印第安人打，要么跟其他国家打，要么跟自己打，从来没有连续10年不跟任何人打架的时候。听上去，战争部长不是个闲差，但亨利·诺克斯不算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印第安人。
除了三个部长，国会还设立了“总检察长”一职（Attorney General）。总检察长是行政权的最高司法长官，也是政府的法律顾问。在今天的美国，总检察长是司法部的掌门人，但不叫“司法部长”。这个职位建立之初主要是为总统提供法律咨询，有时甚至像是总统的私人律师。那时，司法部还不存在。华盛顿邀请他的好朋友，在“制宪”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弗吉尼亚州州长，爱德蒙·伦道夫，出任第一任总检察长。这个位置倒是很适合伦道夫，他本来就是华盛顿的法律顾问，也是资深律师，干这活儿不费劲。
前面这两位的任命很顺利也很轻松，后面两位就要费一些斟酌了。财政部长（Secretary of Treasury）是最让华盛顿揪心的，因为华盛顿对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基本上一窍不通，他必须完全依赖这位部长。其他事情，比如，军事和外交，华盛顿都有自己的经验和主张，不必完全依靠主管部门的判断。唯独财政金融这块儿，他两眼一抹黑，只能听专家的。1789年，美国的外债内债加起来共大约七千七百万美元，在当时是天文数字，而且，“邦联”早已停止支付利息，美债在证券市场上就是“垃圾债”，没人愿意再借钱给美国政府。新大陆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离崩溃不远了。重建国家信用，创立金融体系，完善税收制度，保护自由市场，这是华盛顿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要是财政部长所任非人，大家就等着哭吧。
财政部的特殊性使华盛顿对这个部长的人选特别谨慎，此人不仅应是财政金融学的专家，还要拥有华盛顿毫无保留的信任。从弗农山庄到纽约上任途中路过费城时，华盛顿对老哥们儿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说：“财政部当然是你的。在你为革命担任财务总长这么多年后，没人能跟你抢这个位子。”莫里斯确实很合适，他一直担任大陆会议和“邦联议会”的财务总长，是公认的财政金融专家。在战争期间，软弱无力的国会使供应大陆军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莫里斯挨家挨户地去敲费城富商的门，人家问：“是你借钱还是大陆会议借钱？”莫里斯说：“我借钱。”富商说：“好，拿去吧。”不需要问第二个问题。他要是说“大陆会议借钱”，一个子儿都借不到。莫里斯靠自己在商场打拼赢得的个人信用为毫无信用的国会筹措到大笔资金，没有他的运筹帷幄，独立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想像的。有一次，华盛顿没钱给间谍发工资了，向莫里斯求救。莫里斯也不知道从哪儿“变”出一袋子欧洲各国的金币银币，派人送到华盛顿帐前，那种“雪中送炭”的情义华盛顿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莫里斯又爱又敬，希望莫里斯再一次助他一臂之力。
但是，这一次，莫里斯对他的老朋友说：对不起，我生意太忙，实在无法抽身。看着华盛顿失望的眼神，莫里斯说：“我亲爱的将军，我的拒绝并不是你的损失，因为我要向你推荐一个比我更聪明的人执掌财政部。他就是你昔日的助理，汉密尔顿中校。”华盛顿愣了一下，说：“我知道汉密尔顿的才华，但不知道他是否懂财政金融。”莫里斯一笑：“他懂关于金融的一切。就他那脑子，啥事儿都错不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华盛顿问莫里斯怎样处理美国的巨额债务，莫里斯说：“全美国只有一个人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华盛顿正式邀请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此时此刻，汉密尔顿正在华尔街上散步呢，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爹了。自从国会创立财政部长一职，很多人瞄准了这个位子，都想打听总统是咋想的。有一次，汉密尔顿在街上碰上一个熟人，那人问：“你知道谁将是总统的内阁成员吗？”汉密尔顿说：“我不知道谁是，但我知道我肯定不是。”没过几天，他就收到了华盛顿的邀请信。
听上去，华盛顿仅凭莫里斯的一句话就确定财政部长的人选似乎有点草率，实际上，华盛顿老谋深算，从来不做草率的事。他认识汉密尔顿不是一天两天了，了解汉密尔顿也不是一点半点。自从1776年他第一次请21岁的汉密尔顿到他帐中喝茶，他们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从1777年到1781年，汉密尔顿给华盛顿当了四年助理。不管在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是饥寒交迫的军营，他一步都没离开过华盛顿。正是这种互托生死的忠诚让华盛顿倾注了全部的信赖和爱。杰斐逊就曾酸溜溜地对麦迪逊说：“你根本不知道他（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感情有多深。”
很多年前，年轻的富兰克林曾说：“我不想把我的天才用餐巾包起来。”年轻的汉密尔顿也不想，他的天才是写在脑门上的。华盛顿太了解汉密尔顿的智商了。当初，“邦联议会”刚成立时，有人就推荐过汉密尔顿出任财务总长，国会来问华盛顿的意见。华盛顿说：“我虽然不知道他在那方面的造诣，但我知道，只要他感兴趣的事，没有不精通的。”汉密尔顿好像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要当财政部长似的，在军营时就每天晚上攻读欧洲的经济学著作，钻研金融词典，有问题就写信问莫里斯，难怪莫里斯对他的水平了如指掌。战后，汉密尔顿除了当律师，还创建纽约银行，涉足金融业。但他从没跟华盛顿谈论过财经方面的事（可能是因为华盛顿不懂），所以，华盛顿只知道他这位前助理是大律师，却不知他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莫里斯一点拨，华盛顿心里立刻敞亮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财长，华盛顿比谁都清楚，汉密尔顿是“宰相之才”。
但是，“宰相”有“宰相”的毛病，这位“宰相”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他的强势性格。汉密尔顿眼里没有权威，谁也左右不了他的思路。与沉稳内敛的华盛顿不同，汉密尔顿锋芒毕露，不懂得理解弱者，判断力时有偏颇，性情急躁，特别是当他达不到心中完美目标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经过“制宪”一役，汉密尔顿已经变得比以前成熟，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漩涡中左右逢源，但他的桀骜不驯是有目共睹的。华盛顿刚露出要请汉密尔顿入阁的意思，就有人对他说，汉密尔顿个性太强，野心太大，难以共事。其实，华盛顿根本不需要别人提醒，他与汉密尔顿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同一个屋檐下睡觉整整四年，他还不知道吗？但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汉密尔顿，因为他需要的不是“听话”的人，而是有独立思考的人，他们之间的默契旁人无法理解。他们有可能吵架吵翻天，但对彼此绝对忠诚。不管汉密尔顿私下里怎样向朋友抱怨华盛顿的坏脾气，他在公共场合一定会尽全力维护华盛顿的声誉。
从天赋上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华盛顿成熟、稳重、谨慎，有心计，有眼光，有魄力，但他没有汉密尔顿的智商；汉密尔顿英才天纵，胆略过人，但他没有华盛顿的判断力。他们在一起正好可以弥补彼此的不足，成就一番他们都无法独自成就的事业。这个事业的名字碰巧叫“美国”。华盛顿需要汉密尔顿的创造力和执行力，汉密尔顿需要华盛顿的威望，也需要他的支持和保护。很多人担心华盛顿会成为汉密尔顿手中的工具，那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华盛顿。华盛顿不能也不想约束汉密尔顿，但他完全能驾驭他。他可以在百分之百地依赖汉密尔顿的同时不让自己成为傀儡，天底下没有第二个人拥有这样的自信。另外，华盛顿不仅需要他的内阁成员为他提供治国之策，他还需要他们熟悉宪法并为他解释宪法。干这事儿还有比《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更合适的吗？
汉密尔顿收到信，这回该轮到他的朋友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职位了。朋友们的理由有两个。一，美国这个摊子太烂，谁当这个部长谁倒霉，何必冒这个险呢？而且，财政部管税收，最容易让人想起英国模式，你忘了咱当初是怎么闹腾起来的啦？万一大家一不高兴革了你的命咋办？二，部长工资太低，不值得。国会给内阁成员定的工资是年薪三千五百美元，对一般人来说还算可以，但比汉密尔顿当律师挣的钱少多了，这绝对是亏本的买卖。但是，汉密尔顿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邀请，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做得最好。”意思是，摊子越烂我越高兴，事情要是没这么糟糕我还不想干呢，整天风调雨顺的怎么显出我的本事？瞧好吧你们！他把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交给合伙人，一心一意地准备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了。
就这样，一个完美的政治同盟形成了。他们俩也许都不会想到前面的路有多坎坷，但他们都知道他们对彼此有多重要。当年，那个在战场上忙着指挥的年轻的炮兵军官，根本没注意到他身后那双赞赏的眼睛。但华盛顿一直注视着他，从没离开。现在，汉密尔顿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双眼睛。毫无疑问，没有华盛顿就没有汉密尔顿的辉煌。但历史学家们也从不讳言，任用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政府最大的成就。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汉密尔顿将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财政部长，有人甚至说他以财政部长之职行政府总理之权。他设计了金融制度，也定义了联邦政府。第一届联邦政府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带着深深的汉密尔顿烙印，把任何其他人放在这个位置上，美国都不会是今天的模样。
汉密尔顿走马上任，但另一个重要职位还空着呢，那就是国务部（外交部）的最高长官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也就是“外交部长”。“国务部”的名字是沿用英国的叫法。国务卿是所有驻外公使的顶头上司，他并不比其他部长更“高端”，但在美国早期政治中，国务卿的下一个目标往往是白宫，比如，前六位总统中有四位当过国务卿，所以，这个位置特别显眼。从宪法的角度看，国务部确实是最重要的联邦政府部门，因为内政大多由各州自理，联邦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军事和外交，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很自然地会成为核心人物。在华盛顿执政时期，国务卿不像后来那样特殊，但他绝对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只因国务部暂时群龙无首，汉密尔顿代理外交事务，他已开始了与英国的秘密谈判。美英关系正常化是华盛顿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在这一点上，汉密尔顿与总统有高度的共识，谈判进行的也很顺利。但是，那位新任国务卿为什么还迟迟不现身呢？
华盛顿心中最理想的国务卿人选是约翰·杰伊（John Jay）。约翰·杰伊曾是《巴黎条约》的谈判代表之一，后来一直担任“邦联”的外交委员会主席，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与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外交理念非常一致，都认为美英关系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杰伊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在纽约州接受宪法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盛顿跟杰伊很投缘，他特想把国务部交给杰伊。可是，杰伊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忽然不想搞外交了，而是要去最高法院。华盛顿觉得很遗憾，但他尊重杰伊的意愿，提名他为首席大法官。既然杰伊不当国务卿，似乎就只有一个人能胜任了，他就是驻法公使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历史弄人，这看上去完全偶然的选择决定了新国家的命运。杰斐逊就像汉密尔顿一样不可替代，把任何其他人放在他的位置，美国也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华盛顿没想到，他为自己挑的不只是一位国务卿，还是一个对手。杰斐逊的加盟将让华盛顿面对他最不愿面对的痛苦，也将让新国家学会民主政治的规则。
说起来，华盛顿与杰斐逊的交情源远流长，他们在殖民地议会时期就是同事了。他们一起领导抗税斗争，一起参加大陆会议。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后，大陆会议为他办了个宴会，既祝贺他就职，也为他送行。在宴会的最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代表最年长的和最年轻的议员一起为华盛顿祝酒，那温馨一刻让他很感动。华盛顿领兵之后虽然与杰斐逊时常通信，但很少有机会见面。实际上，华盛顿对杰斐逊的了解还是停留在多年前的印象。他爱杰斐逊的才华，却不知道杰斐逊的政治理想并不符合他对这位内阁成员的期望。
杰斐逊这一路走的好辛苦。他本来挺春风得意的，26岁当选弗吉尼亚议会议员，33岁起草《独立宣言》，36岁成为弗吉尼亚州的战时州长。可是，就在他任州长的时候，本尼迪克·阿诺德带领英军入侵弗吉尼亚。由于杰斐逊决策失误，弗吉尼亚损失惨重。在民兵与英军对阵里士满时，他这个州长大人居然弃城而逃，别提多丢人了。为这事，弗吉尼亚议会差点弹劾他。极度沮丧的杰斐逊辞去州长职务，想与妻儿在蒙蒂塞洛（Monticello）共度余生。可是，六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夭折，最后只剩下两个女儿。1781年，“邦联议会”想让杰斐逊去巴黎参加美英和谈，但杰斐逊拒绝了，因为他不想离开卧病在床的妻子玛莎。1782年，33岁的玛莎在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几个月后离开人世。杰斐逊与玛莎感情特别好，她临终前，杰斐逊拉着她的手，向她发誓，他将终身不娶。他坚守誓言，果真没有再娶。玛莎的离去让杰斐逊陷入极大的悲哀和痛苦中，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三个星期，好像魂魄散尽。等好不容易缓过点劲儿，他就骑着马，沿着与妻子一起走过的路默默地徘徊，沉浸在无尽的思念和回忆中。
1784年，“邦联议会”任命杰斐逊为驻法公使，接替即将卸任回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一次，杰斐逊很痛快地接受了任务，因为蒙蒂塞洛已经没有他的牵挂，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似乎可以减轻他的痛苦。他把两岁的小女儿托给亲戚照料，带着大女儿和两个奴隶，远渡重洋，来到巴黎。他受到富兰克林和拉法耶特的热情接待。富兰克林是杰斐逊的偶像，也许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热爱。法国外交大臣弗吉尼斯接见他时说：“我听说你来代替（Replace）富兰克林先生。”杰斐逊说：“不，我是来接替（Succeed）他。没有人可以代替他。”
杰斐逊刚到巴黎时，被法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惊呆了。在革命前夕的法国，你要么拥有无限的权力，要么没有任何权利。上流社会极度腐败，下层平民极度贫穷；一边是金碧辉煌的宫殿，一边是破旧不堪的贫民窟和衣衫褴褛的流浪者。这种绝对的不平等让杰斐逊不禁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在那里，至少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再穷也不至于吃不上饭。而且，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收获和成功。杰斐逊认为，这就是共和精神带来的幸福。可是，渐渐的，法国在杰斐逊眼中变得不再那么黑暗，特别是当他游览那些精美的建筑和艺术品时，他完全被法国人的思想和才华征服了。还有那美食，那时髦的女人，那热闹的沙龙。杰斐逊本来就多才多艺，再加上他出众的人品、优雅的气质、和美国公使的身份，很自然地成了社交沙龙的宠儿。在不知不觉中，他爱上了法国。
在法国的五年让杰斐逊的心灵得到很大的安慰，他终于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他刚到法国时觉得很孤单，正好约翰·亚当斯和妻子阿比盖尔也在巴黎，于是，杰斐逊成了亚当斯家的常客。他与亚当斯夫妇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友谊。除了对政治的兴趣，他们都饱读诗书，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亚当斯的孩子都把杰斐逊当亲叔叔，特别是他的长子，未来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跟杰斐逊好像比跟他爹都亲。小亚当斯在瑞士读书，学校放假时，他总要去杰斐逊儿那住几天才回家。有时候，他跟父母吵了架，也跑到杰斐逊那儿去诉苦。杰斐逊总是耐心地倾听他所有的烦恼，然后向他讲述自己的人生体验。后来，亚当斯调任驻英公使。美英刚打完仗，关系当然不好。英国报纸天天拿亚当斯开涮，对他和他身后那个“半调子”国家冷嘲热讽。杰斐逊休假时专门赶到伦敦，在亚当斯最难过的时候守在他身边。这两位美国在海外最重要的外交官就这样互相鼓励、互相扶持着共度艰辛，他们凭着自己的才华、品德、和对新大陆的热爱，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出色地代表了他们的国家。
联邦政府成立后，亚当斯回国，当选为副总统。1789年9月，杰斐逊回国述职。他本来打算修整一段时间后再回巴黎。他的船刚靠岸，总统的信已经在等他了。华盛顿正式邀请他出任国务卿。杰斐逊一点也不激动，他根本不想要这份工作，他就想回法国继续当他的公使。他磨磨蹭蹭地不愿做决定，一会儿说女儿要结婚，走不开；一会儿又说要照料一下庄园的生意。华盛顿等了三个月还没动静，不得不又写了一封信，很温柔地催了他一下。他的好朋友麦迪逊也劝他接受这个职务。1790年3月，杰斐逊终于决定出任第一任国务卿。他对华盛顿说：“我接受此职完全是因为你。我不会为其他人工作。”
杰斐逊对华盛顿的感情多了一点敬，少了一点爱。当初，华盛顿向国会辞去军职的时候，杰斐逊就坐在议员席上，目睹了那永载史册的一幕，感动得唏哩哗啦的。他高度赞扬华盛顿的人品，但似乎无法产生更亲近的感情。他们之间没有化学反应，远远比不上华盛顿与汉密尔顿那种生死与共的情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会“偏心”。他超级理智，绝不会让私人感情影响他的判断力。华盛顿是个非常难伺候的老板，严肃、苛刻、不近人情，一般人受不了他。但是，在用人方面，他有一双火眼金睛。他很高兴两个天才都愿为他效劳，有了他们，还愁国家治理不好吗？古弗纳·莫里斯说：“华盛顿最大的天才就是他能最好地运用那些天才之光（Rays of Genius）。”
随着华盛顿内阁的形成，年轻的国家一步步走上正规。人们满怀期望地憧憬着新国家的前途，他们的想像力在辽阔富饶的新大陆上似乎永无止境。他们虽然不知道他们拥有多少后人眼中的“战略资源“，但他们很清楚，他们拥有的是一片锦绣江山。1789年，美国人口将近四百万，中间年龄值是17岁(今天的美国中间年龄值是37岁)，也就是说，一半的人口小于17岁，一半大于17岁。在大于17岁的人中，绝大部分小于40岁。“朝气蓬勃”是对当时的美国最货真价实的写照。
美利坚民族是个年轻的民族，华盛顿总统的内阁也是个年轻的内阁。最年长的华盛顿57岁，国务卿杰斐逊46岁，战争部长诺克斯39岁，总检察长伦道夫36岁，最年轻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34岁。这就是第一届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应该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小的政府。上面几位行政长官加上下边办事的，比如，外交官，收税官，海关官员，等等，一共才几百号人。而且，不设常备军，临时有事儿就招各州的民兵应付。可以想象，政府的行政开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联邦政府根本不需要征收个人所得税，敛点进出口税和商业税就够吃够喝了。美国社会高度自治，平时大家也想不起那个被现代人叫做“山姆大叔”的家伙。当时流行的治国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或者说，“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然而，这一切就要改变了。当美国人必须面对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和平与战争的抉择、利益与原则的交换，他们也就必须面对权力的膨胀和斗争的漩涡。他们准备好了吗？
1789年10月，国会在休会前给财政部长布置了“家庭作业”，他必须在下一次国会开会时，也就是1790年1月，提交一份关于公共信用（Public Credit）的报告，以便国会决定新的财政年度的计划。汉密尔顿不仅要把那一大堆“垃圾债”算清楚，还要提出打扫“垃圾”的办法。他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在别人眼里，这是天方夜谭。但在汉密尔顿眼里，一切皆有可能。乐呵呵地回家休假的议员们哪里知道，财政部长将要给他们的，不是一份财务报告，而是一颗重磅炸弹。它将迅速撕裂本来还算“一团和气”的国会，催生两大政党，永远结束华盛顿“无党派政治”的幻想。
汉密尔顿的报告提出了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它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他能达到目的吗？请看下一个故事：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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