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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故事(53)- 自由的代价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美国人获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自由。接下来,他们要决定的是: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华盛顿解甲归田,大陆军烟消云散,新大陆绝不会有独裁者,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民主与法治怎样有效地实施?自由和秩序的界线在哪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分配?什么样的政治结构能保证长治久安?在这片没有王权的土地上,人们真的有能力管理自己吗?也许,刚刚走出战火的美国人还不想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只想大声地喊:我们自由啦!天那么高,地那么广,无拘无束的感觉,太棒啦!

1783年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什么样的呢?她没有统一的货币(各州发行自己的货币),没有统一的法律(各州自定宪法),没有常备军(各州自建民兵),没有统一的海关(各州自设海关),没有统一的税收(各州自行征税)。确切地说,她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十三个独立国家的松散联盟,叫“邦联”(Confederation),货真价实的“乌合之众”。这个“邦联”是根据1777年由大陆会议通过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ration)建立起来的。大陆会议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就开始起草“邦联条例”,1777年底通过。1781年,《条例》被各州接受,正式生效。

作为“中央政府”的邦联,没有行政权(总统),没有司法权(法院),只有一个貌似立法权的“邦联议会”,也叫“国会”,或干脆沿袭旧名“大陆会议”。“邦联议会”没有征税权,对各州没有约束力,它只能“指导”(Advise)或“建议”(Suggest)各州的行为。各州要是不听话怎么办?凉拌。当初,“邦联议会”主要是做给老外看的,特别是做给法国看的。如果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人家法国不跟咱联盟,咱就玩不下去了。总要显示一下“联合”的决心吧?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建立这样一个弱爆了的中央政府呢?这是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经验是,北美殖民地在独立之前的一百七十年里一直靠“地方自治”维持和平与发展。独立之后,这个“自治权”变成了“州权”,“州权至上”顺理成章。十三个州谁也不管谁,她们当然不愿平白无故地弄出个“中央”来管着自己。教训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意味着“暴政”(Tyranny),看看英王就知道了。我们革了半天命,好不容易打跑了三千英里以外的那个暴君,为什么又要创造一个三百英里以内的暴君呢?咱又不是自虐狂。中央越弱,州权越强,民权也就越强。这不就是自由的含义吗?

好吧,既然这是自由,就让我们尽情享受吧。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软弱的“邦联”不会威胁到州权和民权,但无效的政府足以摧毁这个新国家。首先,没人把“国会”当回事。1783年,一帮没拿到工资的军人包围了正在费城开会的国会,议员们吓得跑到新泽西的特伦顿,后来又跑到普林斯顿,再后来跑到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反正哪个州发善心收留他们,他们就去哪儿。你说,参加这种国会有意思吗?所有的政客都把本州事务当头等大事,谁会关心“邦联”呢?国会经常连“会”都开不起来,最惨的时候,只有5个州派代表来开会。过家家都快过不下去了。

欧洲人一看,什么情况啊这是?你们好意思把这叫“国家”?我借给你的钱不都得打水漂吗?于是,欧洲给美国的贷款在战后基本上就停了,但战争期间借的钱还得还。借的时候是以“邦联”的名义,但“邦联”没钱,只能根据各州的经济实力把外债摊给各州。各州正在那儿倒气儿呢。她们为了供应战争本来就欠了一屁股内债,现在又要还外债,日子没法过了。很自然地,美国开始停止支付所有债务的利息,这一下就让美国的债券在欧洲金融市场上成了“垃圾债”,一块钱面值贬到一毛钱,比今天的希腊还惨。连利息都付不起,你还指望她还本金?

还有更倒霉的。战争期间,大陆会议以“打白条”(IOU)的形式征用了很多个人财产,说好了胜利后偿还。如今,人家拿着借条来讨账。国会说,对不起,俺连税都不能收,拿什么还你?找你们州要去吧。各州说,凭什么?那是“中央”借的债,跟俺没关系,俺自己这摊子事儿还没着落呢。于是,那些被“抢”了家产的人怨气冲天:这还叫人民政府吗?怎么一点信用都没有呢?

弱国无外交。本来,根据《巴黎条约》,英军应该全部撤出北美。可现在,英国说,我就占着密西西比河不走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法国和西班牙说,英国不走,我也不走,我占着路易斯安那的出海口新奥尔良(New Orleans),就不让你出海,你能把我怎么样?国会说,我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大陆军都解散了,俺没钱又没兵,过过嘴瘾总是可以的。

外面的事还没扯清楚,各州在殖民地时期的陈年旧账又给翻出来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西部的归属。《巴黎条约》把阿巴拉契亚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区划归美国,让美国的国土扩大了一倍,这本是件天大的好事。可是,这么大块地儿总得有主吧,它到底归哪个州呢?弗吉尼亚说,那是我们的,因为当初英王跟我们签的殖民地合同就是包括这一片儿。康涅狄格说,英王跟我们签的合同还说我们的领土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呢,当然包括路易斯安那。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都说西部有她们的份儿,这就吵起来了。

除了西部,好几个州之间还有边界问题,比如,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之间,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纽约和新罕布什尔之间,等等,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与此同时,北方还有个1777年独立的“佛蒙特共和国”,南方的北卡边界正孕育成立一个新的“富兰克林州”(跟富兰克林没关系),眼看着北美大陆就要进入“战国时期”。面对这一团乱局,作为“中央政府”的国会一点办法也没有,它既没裁判权,也没执行力,只能耸耸肩,看着各州捋袖子,挥拳头。

最先直接感受到痛苦的是商人。每个州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关卡林立。商品从南运到北,每过一州就要交一次关税,等到了目的地,价钱翻了好几倍,谁还买得起?生意没法做了。英美之间没有最惠国待遇,英国向美国关闭了西印度群岛的市场,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受到沉重打击。该出的出不去,该进的进不来。大批商人破产,债务监狱人满为患。

事到如今,大家不禁怀念革命前的美好时光。在英王的保护下,咱有个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畅通无阻的海外贸易。一百七十年的和平稳定,一百七十年的富裕繁荣,难道都随着英帝国远去了吗?自由引导人民走向独立,自由也引导新大陆走向分裂。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如果连有家底的商人都痛苦不堪,那些本就贫穷的农民呢?政府对战后的经济萧条无能为力,大伙只能靠自己。农民必须借钱买地买种子,指望着打下粮食还贷款。可是,等粮食打下来了,却因通货膨胀收不抵支。还不起贷款的农民被关进债务监狱,没法工作就更没法还债。大家都破产了,各州的税收不上来,陷入财政危机。很多州不得不通过更严苛的法律惩罚欠债不还的人。法庭忙死了,天天审债务案子,天天把人往监狱里送。特别是那些退伍军人。他们出去打了几年仗,回来后发现家徒四壁。“邦联”不发抚恤金,各州也没有补贴。好不容易借钱弄点营生,最后还是入不敷出。为自由战斗了半天,把自己战斗到债务监狱里去了。

怎样才能阻止法院的判决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让它开庭。愤怒的人群包围了法院,你敢判我入狱,我就让你尝尝革命的滋味儿。游行示威,火烧法院,暴力抗税,殴打税官,反正当年对付英王的那一套又派上用场了。暴力行动遍及各州,日益升级。终于,在“美国革命”的发源地马萨诸塞州,爆发了武装叛乱,史称“谢斯叛乱”(Shays’Rebellion),也可以叫“谢斯起义”,就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了。

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本是大陆军的上尉军官,退役后回到家乡。战后的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本来就让乡村的生活难以为继,1785年,马萨诸塞州政府又通过了更严厉的税法,直接把大家逼上了梁山。谢斯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先是组织和平示威,又强行关掉几个县的法院,最后干脆拿起武器,袭击“邦联”和地方政府,抢占公共财产。他们很快就聚集了将近一千人,声势震动各州。

马萨诸塞州向“邦联”求助,国会对各州说:你们大家都捐点钱帮帮忙呗。结果,没有一个州响应。马萨诸塞闹乱子关我屁事,我为什么要捐钱?国会又说:要不,每个州都出点人,咱凑一支“邦联”的军队,去镇压叛乱怎么样?结果,只有弗吉尼亚派来五百民兵,其他各州又没反应。国会只好对马萨诸塞说:你好自为之吧,俺已经尽力了。

马萨诸塞一看,“中央”是指望不上了,咱自己对付吧。没想到,第一批派去的民兵同情叛乱分子,他们对谢斯的诉求感同身受,拒绝向“叛军”开枪。到最后,还是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比如原大陆军南方部统帅本杰明·林肯将军,出面组织私人武装,在州政府的配合下,打垮了叛军的主力。几个领头的都逃到临近各州藏起来了,谢斯跑到佛蒙特共和国,在那里呆了很多年,直到获赦免后才回到马萨诸塞。

“谢斯叛乱”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各州都感到深深的恐惧,原来人民可以拿起武器推翻他们选出来的政府。大家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过头了!我们光顾着防止自上而下的暴政,却忘了防止自下而上的暴乱。没有秩序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秩序同样可怕。怎样既维持有效的秩序又享受充分的自由,这是个人类从未找到答案的问题。

很有识之士开始审视“邦联条例”的缺陷,“修改邦联条例”成了最主流的思潮,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似乎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中央政府”必然带着一个与生俱来的“原罪”,就是独裁倾向。正是出于对独裁的畏惧,美国人迟迟不肯给这匹叫“自由”的野马套上笼头。在没有一个“好的法律”之前,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也许一个“好人”可以避免所有的过错。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让所有的人都放心的“好人”只有一个,因为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他就是那位已退休的前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

自从回到弗农山庄,华盛顿享受着久违的快乐。军营生活的艰辛终于成了回忆,再也不用担心敌人的进攻,再也不必求爷爷告奶奶地给战士们弄点过冬的棉衣。他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把回归自然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多马克河畔的普通公民,站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交织成的阴凉里。从军营和公职里解脱出来,我沉浸在宁静的幸福中。那些永远追逐荣誉的战士,那些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日夜操劳甚至不惜毁灭他国的政客,那些为博取王子的欢心而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的大臣,他们不会理解我此时的心情。我不仅退出了公共事务,也退出了内心的欲望和追求,我可以从私生活的孤独的脚步中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不嫉妒任何人,感谢所有的人,这,我亲爱的朋友,就是我此后人生的号角。我将如此前行,随着生命之河流淌,直到与我的父辈们同眠。”

华盛顿描绘的这幅与世无争的画面是他的心境,但不是真实的生活。他的退休生活虽然惬意,但也很忙碌。弗农山庄由五个小农庄组成,共占地八千英亩(四万八千市亩),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数不清,华盛顿又是个极细致的人,难免亲力亲为。打了这么多年仗,很多事都荒废了,他的财富大大缩水。他决心重整庄园的经济,但又谈何容易?有一位朋友很幽默地描述了华盛顿对庄园的“军事化”管理,好像他还没从总司令的角色中走出来:每个小农庄都有职业经理人打点,就像他那些统领各军团的将军;每星期五,所有的经理人都要来开圆桌会议,汇报他们管理的事务,就像开军事会议;华盛顿那个一丝不苟的劲儿跟在军队时一模一样,反正谁碰上这种老板谁倒霉。

除了弗农山庄,华盛顿在俄亥俄河谷还拥有大片土地,大约三万英亩(十八万市亩),外加对一万英亩土地的勘测权。像所有的大地主一样,他对土地的热爱近乎疯狂。他毫不怀疑,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富饶的土地(这一点他倒是没说错),特别是俄亥俄、密西西比、和五大湖区。他这些地是战前买的,战时没功夫管,很多租种他土地的人都没向他交租金。现在,他终于腾出功夫来,不辞辛苦地亲自去西部收租金,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收税官。其实,他就想找回年轻时的感觉,那种对探险的冲动和激情。

华盛顿天生就是当农民的好材料,他对农业由衷地热爱。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这两个大学者在一起谈论华盛顿的时候,常讽刺他读书少,对哲学和文学没什么造诣。他们说的不假,华盛顿似乎只看两种书,一是英国历史,二是农业技术。他不仅热衷于种地,对养牲口也特上瘾。他亲自指导农庄的奴隶让公驴和母马交配,培育出一个新物种:“美国骡子”(American Mule),这在北美还是个创举。他对自己的这个“发明”感到特别骄傲,在弗农山庄共“造”了57头骡子,希望能把这种强壮耐劳的动物推广到北美其他地区。

但华盛顿的“农夫”生活难免被他的名声所累,这位成功地领导了革命的“美国之父”注定不可能过清静日子。打从他回家的第二天起,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就源源不断地涌进弗农山庄。来访者中有他的老朋友、老战友,他很高兴见到他们。但大多数是陌生人,他们纯粹是慕名而来,只为见到他们心中的“宙斯”。这些来访者把华盛顿搞得疲惫不堪,他恳求弗吉尼亚政府在路上不设或少设去弗农山庄的路标,希望大家知难而退,但还是挡不住。那时候,交通不便,弗农山庄周围方圆几十里没有旅馆。人家大老远地来了,怎么着也得招待人家吃顿饭,住一夜,哪好意思直接把人赶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弗农山庄居然平均每年接待四百三十多位客人,都快成“来福客栈”了,还免费吃住。华盛顿如果哪天走运可以和玛莎安安静静地单独用餐,他就会大张旗鼓地写进日记里,好像是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可惜,这种日子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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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8月,华盛顿终于等来了他最热切地盼望见到的客人:拉法耶特。1781年的“约克镇战役”之后,拉法耶特回了法国。虽然隔着大洋,但他们对彼此的思念一天都没停止过。有一次,法国驻美公使访问大陆军军营,华盛顿设宴款待他。席间,华盛顿问公使在巴黎有没有见到拉法耶特,公使说:“见到了,他现在可是大英雄呢!所有的人都爱他。”华盛顿兴奋得脸发红,好像一个父亲听到别人赞美他的儿子时那样骄傲。公使接着说:“侯爵每次提到您时都充满温情,他非常想念您。”这时,他看到华盛顿的眼里泪光盈盈,他拉着公使的手说:“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高贵的人,我爱他就像爱我的亲生儿子。”

战后,拉法耶特热烈地邀请华盛顿和玛莎访问法国,说国王路易十六非常想见到他,即使他以私人身份来访也肯定会受到国家元首级的待遇。华盛顿差点成行,但因庄园的事务太繁忙,玛莎身体又不好,经不起跨越大洋的艰辛,他只好取消了这次旅行。他邀请拉法耶特和夫人来弗农山庄做客,以解他的相思之苦。这一天终于到了!拉法耶特出现在华盛顿面前。26岁的他依然年轻,充满活力和热情。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都为此时此刻流下快乐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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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华盛顿深切地感受着战后经济萧条带来的痛苦,他对“邦联”的认识比所有的人都深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大陆军是怎样度过那不堪回首的八年。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他的理想,但狡猾如华盛顿者是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发表这种言论的,他不想让别人认为他有个人野心。事实证明,他太多虑了,没有人怀疑他的动机。他越不要权力,人们就越上赶子地把权力往他手里塞。

想把华盛顿请出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早就多次声明,有生之年不再担任任何公职。没有合适的契机,没有充足的理由,休想让华盛顿走出弗农山庄半步。这个契机和理由需要两位天才的创造,他们的智慧将为美国开辟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也只有他们能再次激发起华盛顿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这两位天才是谁?他们将怎样挽救美国的危局?请看下一个故事:制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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