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美国人获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自由。接下来，他们要决定的是：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华盛顿解甲归田，大陆军烟消云散，新大陆绝不会有独裁者，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民主与法治怎样有效地实施？自由和秩序的界线在哪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分配？什么样的政治结构能保证长治久安？在这片没有王权的土地上，人们真的有能力管理自己吗？也许，刚刚走出战火的美国人还不想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只想大声地喊：我们自由啦！天那么高，地那么广，无拘无束的感觉，太棒啦！
1783年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什么样的呢？她没有统一的货币（各州发行自己的货币），没有统一的法律（各州自定宪法），没有常备军（各州自建民兵），没有统一的海关（各州自设海关），没有统一的税收（各州自行征税）。确切地说，她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十三个独立国家的松散联盟，叫“邦联”（Confederation），货真价实的“乌合之众”。这个“邦联”是根据1777年由大陆会议通过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ration）建立起来的。大陆会议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就开始起草“邦联条例”，1777年底通过。1781年，《条例》被各州接受，正式生效。
作为“中央政府”的邦联，没有行政权（总统），没有司法权（法院），只有一个貌似立法权的“邦联议会”，也叫“国会”，或干脆沿袭旧名“大陆会议”。“邦联议会”没有征税权，对各州没有约束力，它只能“指导”（Advise）或“建议”（Suggest）各州的行为。各州要是不听话怎么办？凉拌。当初，“邦联议会”主要是做给老外看的，特别是做给法国看的。如果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人家法国不跟咱联盟，咱就玩不下去了。总要显示一下“联合”的决心吧？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建立这样一个弱爆了的中央政府呢？这是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经验是，北美殖民地在独立之前的一百七十年里一直靠“地方自治”维持和平与发展。独立之后，这个“自治权”变成了“州权”，“州权至上”顺理成章。十三个州谁也不管谁，她们当然不愿平白无故地弄出个“中央”来管着自己。教训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意味着“暴政”（Tyranny），看看英王就知道了。我们革了半天命，好不容易打跑了三千英里以外的那个暴君，为什么又要创造一个三百英里以内的暴君呢？咱又不是自虐狂。中央越弱，州权越强，民权也就越强。这不就是自由的含义吗？
好吧，既然这是自由，就让我们尽情享受吧。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软弱的“邦联”不会威胁到州权和民权，但无效的政府足以摧毁这个新国家。首先，没人把“国会”当回事。1783年，一帮没拿到工资的军人包围了正在费城开会的国会，议员们吓得跑到新泽西的特伦顿，后来又跑到普林斯顿，再后来跑到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反正哪个州发善心收留他们，他们就去哪儿。你说，参加这种国会有意思吗？所有的政客都把本州事务当头等大事，谁会关心“邦联”呢？国会经常连“会”都开不起来，最惨的时候，只有5个州派代表来开会。过家家都快过不下去了。
欧洲人一看，什么情况啊这是？你们好意思把这叫“国家”？我借给你的钱不都得打水漂吗？于是，欧洲给美国的贷款在战后基本上就停了，但战争期间借的钱还得还。借的时候是以“邦联”的名义，但“邦联”没钱，只能根据各州的经济实力把外债摊给各州。各州正在那儿倒气儿呢。她们为了供应战争本来就欠了一屁股内债，现在又要还外债，日子没法过了。很自然地，美国开始停止支付所有债务的利息，这一下就让美国的债券在欧洲金融市场上成了“垃圾债”，一块钱面值贬到一毛钱，比今天的希腊还惨。连利息都付不起，你还指望她还本金？
还有更倒霉的。战争期间，大陆会议以“打白条”（IOU）的形式征用了很多个人财产，说好了胜利后偿还。如今，人家拿着借条来讨账。国会说，对不起，俺连税都不能收，拿什么还你？找你们州要去吧。各州说，凭什么？那是“中央”借的债，跟俺没关系，俺自己这摊子事儿还没着落呢。于是，那些被“抢”了家产的人怨气冲天：这还叫人民政府吗？怎么一点信用都没有呢？
弱国无外交。本来，根据《巴黎条约》，英军应该全部撤出北美。可现在，英国说，我就占着密西西比河不走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法国和西班牙说，英国不走，我也不走，我占着路易斯安那的出海口新奥尔良（New Orleans），就不让你出海，你能把我怎么样？国会说，我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大陆军都解散了，俺没钱又没兵，过过嘴瘾总是可以的。
外面的事还没扯清楚，各州在殖民地时期的陈年旧账又给翻出来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西部的归属。《巴黎条约》把阿巴拉契亚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区划归美国，让美国的国土扩大了一倍，这本是件天大的好事。可是，这么大块地儿总得有主吧，它到底归哪个州呢？弗吉尼亚说，那是我们的，因为当初英王跟我们签的殖民地合同就是包括这一片儿。康涅狄格说，英王跟我们签的合同还说我们的领土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呢，当然包括路易斯安那。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都说西部有她们的份儿，这就吵起来了。
除了西部，好几个州之间还有边界问题，比如，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之间，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纽约和新罕布什尔之间，等等，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与此同时，北方还有个1777年独立的“佛蒙特共和国”，南方的北卡边界正孕育成立一个新的“富兰克林州”（跟富兰克林没关系），眼看着北美大陆就要进入“战国时期”。面对这一团乱局，作为“中央政府”的国会一点办法也没有，它既没裁判权，也没执行力，只能耸耸肩，看着各州捋袖子，挥拳头。
最先直接感受到痛苦的是商人。每个州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关卡林立。商品从南运到北，每过一州就要交一次关税，等到了目的地，价钱翻了好几倍，谁还买得起？生意没法做了。英美之间没有最惠国待遇，英国向美国关闭了西印度群岛的市场，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受到沉重打击。该出的出不去，该进的进不来。大批商人破产，债务监狱人满为患。
事到如今，大家不禁怀念革命前的美好时光。在英王的保护下，咱有个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畅通无阻的海外贸易。一百七十年的和平稳定，一百七十年的富裕繁荣，难道都随着英帝国远去了吗？自由引导人民走向独立，自由也引导新大陆走向分裂。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如果连有家底的商人都痛苦不堪，那些本就贫穷的农民呢？政府对战后的经济萧条无能为力，大伙只能靠自己。农民必须借钱买地买种子，指望着打下粮食还贷款。可是，等粮食打下来了，却因通货膨胀收不抵支。还不起贷款的农民被关进债务监狱，没法工作就更没法还债。大家都破产了，各州的税收不上来，陷入财政危机。很多州不得不通过更严苛的法律惩罚欠债不还的人。法庭忙死了，天天审债务案子，天天把人往监狱里送。特别是那些退伍军人。他们出去打了几年仗，回来后发现家徒四壁。“邦联”不发抚恤金，各州也没有补贴。好不容易借钱弄点营生，最后还是入不敷出。为自由战斗了半天，把自己战斗到债务监狱里去了。
怎样才能阻止法院的判决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让它开庭。愤怒的人群包围了法院，你敢判我入狱，我就让你尝尝革命的滋味儿。游行示威，火烧法院，暴力抗税，殴打税官，反正当年对付英王的那一套又派上用场了。暴力行动遍及各州，日益升级。终于，在“美国革命”的发源地马萨诸塞州，爆发了武装叛乱，史称“谢斯叛乱”（Shays’Rebellion），也可以叫“谢斯起义”，就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了。
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本是大陆军的上尉军官，退役后回到家乡。战后的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本来就让乡村的生活难以为继，1785年，马萨诸塞州政府又通过了更严厉的税法，直接把大家逼上了梁山。谢斯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先是组织和平示威，又强行关掉几个县的法院，最后干脆拿起武器，袭击“邦联”和地方政府，抢占公共财产。他们很快就聚集了将近一千人，声势震动各州。
马萨诸塞州向“邦联”求助，国会对各州说：你们大家都捐点钱帮帮忙呗。结果，没有一个州响应。马萨诸塞闹乱子关我屁事，我为什么要捐钱？国会又说：要不，每个州都出点人，咱凑一支“邦联”的军队，去镇压叛乱怎么样？结果，只有弗吉尼亚派来五百民兵，其他各州又没反应。国会只好对马萨诸塞说：你好自为之吧，俺已经尽力了。
马萨诸塞一看，“中央”是指望不上了，咱自己对付吧。没想到，第一批派去的民兵同情叛乱分子，他们对谢斯的诉求感同身受，拒绝向“叛军”开枪。到最后，还是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比如原大陆军南方部统帅本杰明·林肯将军，出面组织私人武装，在州政府的配合下，打垮了叛军的主力。几个领头的都逃到临近各州藏起来了，谢斯跑到佛蒙特共和国，在那里呆了很多年，直到获赦免后才回到马萨诸塞。
“谢斯叛乱”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各州都感到深深的恐惧，原来人民可以拿起武器推翻他们选出来的政府。大家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过头了！我们光顾着防止自上而下的暴政，却忘了防止自下而上的暴乱。没有秩序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秩序同样可怕。怎样既维持有效的秩序又享受充分的自由，这是个人类从未找到答案的问题。
很有识之士开始审视“邦联条例”的缺陷，“修改邦联条例”成了最主流的思潮，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似乎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中央政府”必然带着一个与生俱来的“原罪”，就是独裁倾向。正是出于对独裁的畏惧，美国人迟迟不肯给这匹叫“自由”的野马套上笼头。在没有一个“好的法律”之前，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也许一个“好人”可以避免所有的过错。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让所有的人都放心的“好人”只有一个，因为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他就是那位已退休的前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
自从回到弗农山庄，华盛顿享受着久违的快乐。军营生活的艰辛终于成了回忆，再也不用担心敌人的进攻，再也不必求爷爷告奶奶地给战士们弄点过冬的棉衣。他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把回归自然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多马克河畔的普通公民，站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交织成的阴凉里。从军营和公职里解脱出来，我沉浸在宁静的幸福中。那些永远追逐荣誉的战士，那些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日夜操劳甚至不惜毁灭他国的政客，那些为博取王子的欢心而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的大臣，他们不会理解我此时的心情。我不仅退出了公共事务，也退出了内心的欲望和追求，我可以从私生活的孤独的脚步中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不嫉妒任何人，感谢所有的人，这，我亲爱的朋友，就是我此后人生的号角。我将如此前行，随着生命之河流淌，直到与我的父辈们同眠。”
华盛顿描绘的这幅与世无争的画面是他的心境，但不是真实的生活。他的退休生活虽然惬意，但也很忙碌。弗农山庄由五个小农庄组成，共占地八千英亩（四万八千市亩），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数不清，华盛顿又是个极细致的人，难免亲力亲为。打了这么多年仗，很多事都荒废了，他的财富大大缩水。他决心重整庄园的经济，但又谈何容易？有一位朋友很幽默地描述了华盛顿对庄园的“军事化”管理，好像他还没从总司令的角色中走出来：每个小农庄都有职业经理人打点，就像他那些统领各军团的将军；每星期五，所有的经理人都要来开圆桌会议，汇报他们管理的事务，就像开军事会议；华盛顿那个一丝不苟的劲儿跟在军队时一模一样，反正谁碰上这种老板谁倒霉。
除了弗农山庄，华盛顿在俄亥俄河谷还拥有大片土地，大约三万英亩（十八万市亩），外加对一万英亩土地的勘测权。像所有的大地主一样，他对土地的热爱近乎疯狂。他毫不怀疑，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富饶的土地（这一点他倒是没说错），特别是俄亥俄、密西西比、和五大湖区。他这些地是战前买的，战时没功夫管，很多租种他土地的人都没向他交租金。现在，他终于腾出功夫来，不辞辛苦地亲自去西部收租金，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收税官。其实，他就想找回年轻时的感觉，那种对探险的冲动和激情。
华盛顿天生就是当农民的好材料，他对农业由衷地热爱。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这两个大学者在一起谈论华盛顿的时候，常讽刺他读书少，对哲学和文学没什么造诣。他们说的不假，华盛顿似乎只看两种书，一是英国历史，二是农业技术。他不仅热衷于种地，对养牲口也特上瘾。他亲自指导农庄的奴隶让公驴和母马交配，培育出一个新物种：“美国骡子”（American Mule），这在北美还是个创举。他对自己的这个“发明”感到特别骄傲，在弗农山庄共“造”了57头骡子，希望能把这种强壮耐劳的动物推广到北美其他地区。
但华盛顿的“农夫”生活难免被他的名声所累，这位成功地领导了革命的“美国之父”注定不可能过清静日子。打从他回家的第二天起，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就源源不断地涌进弗农山庄。来访者中有他的老朋友、老战友，他很高兴见到他们。但大多数是陌生人，他们纯粹是慕名而来，只为见到他们心中的“宙斯”。这些来访者把华盛顿搞得疲惫不堪，他恳求弗吉尼亚政府在路上不设或少设去弗农山庄的路标，希望大家知难而退，但还是挡不住。那时候，交通不便，弗农山庄周围方圆几十里没有旅馆。人家大老远地来了，怎么着也得招待人家吃顿饭，住一夜，哪好意思直接把人赶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弗农山庄居然平均每年接待四百三十多位客人，都快成“来福客栈”了，还免费吃住。华盛顿如果哪天走运可以和玛莎安安静静地单独用餐，他就会大张旗鼓地写进日记里，好像是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可惜，这种日子太少了。
1784年8月，华盛顿终于等来了他最热切地盼望见到的客人：拉法耶特。1781年的“约克镇战役”之后，拉法耶特回了法国。虽然隔着大洋，但他们对彼此的思念一天都没停止过。有一次，法国驻美公使访问大陆军军营，华盛顿设宴款待他。席间，华盛顿问公使在巴黎有没有见到拉法耶特，公使说：“见到了，他现在可是大英雄呢！所有的人都爱他。”华盛顿兴奋得脸发红，好像一个父亲听到别人赞美他的儿子时那样骄傲。公使接着说：“侯爵每次提到您时都充满温情，他非常想念您。”这时，他看到华盛顿的眼里泪光盈盈，他拉着公使的手说：“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高贵的人，我爱他就像爱我的亲生儿子。”
战后，拉法耶特热烈地邀请华盛顿和玛莎访问法国，说国王路易十六非常想见到他，即使他以私人身份来访也肯定会受到国家元首级的待遇。华盛顿差点成行，但因庄园的事务太繁忙，玛莎身体又不好，经不起跨越大洋的艰辛，他只好取消了这次旅行。他邀请拉法耶特和夫人来弗农山庄做客，以解他的相思之苦。这一天终于到了！拉法耶特出现在华盛顿面前。26岁的他依然年轻，充满活力和热情。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都为此时此刻流下快乐的泪水。
拉法耶特在弗农山庄住了十天，和华盛顿品酒、聊天，欣赏着波多马克河的迤逦风光，一起骑马巡视庄园，他们沉醉在不知今夕何夕的“世外桃源”中。拉法耶特要去纽约上船回法国，华盛顿舍不得让他走，决定陪他去纽约，这一路上还能多说会儿话。但是，走到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的时候，华盛顿决定不再往前走了，因为实在走不动了。美国人爱死了拉法耶特，他本来就是个大明星，更何况有华盛顿亲自陪同。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和款待可想而知，大大小小的宴会、舞会不断流，各种各样的应酬把两人折磨得受不了，他们根本没有私人空间。这才走到马里兰，要是到了费城和纽约还不定闹成什么样呢。于是，一个清晨，他们在深情的拥抱和亲吻之后，上了各自的马车，一个向南，一个向北，越走越远，他们都没有让对方看到自己的眼泪。但华盛顿在随后给拉法耶特的信中表达了他的伤心和无奈。他说，我今年五十三岁，来自一个有短命基因的家庭，恐怕没几年好活了。我此生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拉法耶特的回信乐观多了，他说：“我们当然还会见面！我很快就回来看你！”可是，他错了。这次分离是他们的永别。当拉法耶特再次来到美国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华盛顿的墓穴。
像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华盛顿深切地感受着战后经济萧条带来的痛苦，他对“邦联”的认识比所有的人都深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大陆军是怎样度过那不堪回首的八年。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他的理想，但狡猾如华盛顿者是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发表这种言论的，他不想让别人认为他有个人野心。事实证明，他太多虑了，没有人怀疑他的动机。他越不要权力，人们就越上赶子地把权力往他手里塞。
想把华盛顿请出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早就多次声明，有生之年不再担任任何公职。没有合适的契机，没有充足的理由，休想让华盛顿走出弗农山庄半步。这个契机和理由需要两位天才的创造，他们的智慧将为美国开辟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也只有他们能再次激发起华盛顿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这两位天才是谁？他们将怎样挽救美国的危局？请看下一个故事：制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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