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战争”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是男人们展示力量和智慧的舞台。但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她们与父兄、夫君一起，以她们对革命的理解，以她们特殊的方式，为这段历史刻上自己的痕迹。她们是普通的母亲、妻子、女儿，她们身边的男人是战士、将军、政治家、外交家，她们的身影出现在田间、作坊、商场、军营、政治沙龙、欧洲宫廷。有人叫她们“建国国母”（Founding Mothers），有人叫她们“自由之女”（Daughters of Liberty）。不管是“母”还是“女”，她们都尽心尽责，把爱献给她们的亲人和国家，她们追求自由的勇气一点也不亚于七尺男儿。难怪查尔斯·康华利将军说，即使他把北美的男人都杀光，战争也不会结束，因为他还要对付所有的女人。
如果你问，美国最著名的“国母”是谁？可能你得到的第一个名字是：阿比盖尔·史密斯·亚当斯（Abigail Smith Adams）。阿比盖尔是约翰·亚当斯的妻子，她是美国第一位“第二夫人”（副总统夫人）和第二位“第一夫人”（总统夫人）。她既是总统的妻子，也是总统的母亲，这一殊荣至今为止只有一个女人与她分享，她是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但阿比盖尔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她的总统老公和总统儿子，而是因为她的才华和她的爱国情怀。
阿比盖尔生得娇小玲珑，却是个大才女，她的写作技巧足以让文笔犀利的丈夫甘拜下风。历史学家们很幸运，因为阿比盖尔的笔为他们描绘了一场真实、生动的“美国革命”，她与亚当斯父子以及其他政治领袖的通信，还有她的日记，都是对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最宝贵的记录。阿比盖尔的政治嗅觉异常敏锐，她的见解在很多时候都远胜当时的政要名流。应该说，她是第一位对美国政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
十八世纪的北美和欧洲女人，没有公民权，没有议政权，甚至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她们是丈夫“财产”的一部分。那些永远彬彬有礼、处处女士优先的绅士们，他们在女士面前所有的殷勤、体贴、温存，是出于爱，出于强者对弱者的怜悯和关怀，但不是出于平等的尊重。阿比盖尔也许是第一个倡导“女权”的人。在她心中，革命的目标是全体美国人的自由，而不只是男人的自由。可惜，约翰·亚当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以及所有的“国父”们，都是“性别主义者”。为了保护“美利坚的母亲和女儿们”，他们可以出生入死。但是，“女权”？想都不要想。每当阿比盖尔谈到女人的平等地位，“国父”们就会集体失聪。他们才不跟女人一般见识呢。
早在1775年，约翰·亚当斯还在费城开大陆会议，绅士们还在喋喋不休地商讨如何与英王妥协，阿比盖尔已经在思考“独立”了。她说：“让我们（与英国）分离，他们不配做我们的兄弟，让我们祈求上帝摧毁他们的意志、消灭他们的企图。”她甚至跟亚当斯讨论独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亚当斯很同意妻子的意见，但他也很明确地告诉阿比盖尔：女人不应该过多地谈论政治。
1776年3月，大陆会议就独立的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阿比盖尔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写下了那段经典名言：“我真希望你们已经宣布独立。在你们将要制定的新的法律中，我恳求你们，记着女士们（Remember the Ladies）。要比你们的先祖对女士更宽厚更关照，不要把无限的权力交到丈夫手中。记住，所有的男人，只要条件允许，都可能成为暴君。如果女士们得不到关怀和照顾，我们就会挑起叛乱。我们将拒绝遵从法律，因为法律中没有我们的声音，也没有我们的代表。”
约翰·亚当斯是怎样回答妻子的呢？他用了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你们女人不需要权利，因为你们已经拥有了真正的权力。他说：“我们男人似乎很强势，但那只是表面的。我们哪敢不公平、不温柔？我们看上去是主人，实际上是仆人，完全服从裙带的调遣。你们一声令下，华盛顿将军和他的战士们定会勇往直前。”呵呵。亲爱的，等着吧，一百五十年后女人才有投票权呢。
自从亚当斯卷入政治，他不得不放弃律师业务。他先在费城做大陆会议议员，后来又被派往欧洲，历任驻法特使、驻荷特使、驻英公使，长期不在家。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阿比盖尔身上。没有了亚当斯做律师的收入，在城里的生活也就没了着落，大陆会议那点工资发和不发差不多。阿比盖尔带着5个年幼的孩子，离开波士顿，搬到乡下的小农场。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大主教的女儿，卷起袖子当起了农妇。谁也没想到，她居然把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果园、麦田、菜地，都收获颇丰。在艰辛岁月中，阿比盖尔用勤劳的双手维持了一家的温饱。她还教孩子们读书识字，保证他们学业有成。亚当斯出使欧洲时，阿比盖尔只提了一个条件：你要走可以，但必须带上长子，10岁的小“神童”，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她要让小约翰·昆西去欧洲受教育。约翰·昆西先后在法国、荷兰、瑞士读书，14岁就给美国驻俄特使当翻译，成了最年轻的外交官。阿比盖尔也许不知道，她正在为儿子铺设一条通往白宫的路。
在阿比盖尔的挣扎和等待中，有一位朋友永远不离不弃地支持着她。这位朋友就是当时最著名的才女，莫茜·奥蒂斯·华伦（Mercy Otis Warren）。莫茜·奥蒂斯生于1728年。她父亲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是个法官，后来当选为马萨诸塞议会的议员。莫茜从小就与兄弟们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一起读书。男孩们长大后都进了哈佛，女孩们就留在家里，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但莫茜凭着过人的天赋，成为卓有成就的作家、剧作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莫茜的父兄都是马萨诸塞政坛最活跃的人物，他们家就是个政治沙龙的集会地，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名人”来访。在北美抗税风潮刚刚兴起的时候，奥蒂斯家成了革命大本营。塞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约翰·汉考克等当时最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奥蒂斯家的常客。还记得第一个提出“没有代表的税收就是暴政”的那位大律师詹姆斯·奥蒂斯吗？他是莫茜的哥哥。莫茜的丈夫詹姆斯·华伦（James Warren）也是个著名的政治领袖，他与亚当斯兄弟一起组建“通讯委员会”，迈出了殖民地联合的第一步。在这种浓郁的政治氛围中长大的莫茜对政治超级敏感。
有人说，上帝把莫茜和阿比盖尔这两个女人安排得恰到好处。因为她们住得足够近（都在波士顿附近），她们成了好朋友；也因为她们住得足够远（不在同一个城镇），她们不能天天见面，只能通过书信互相倾诉。正是她们的文字为后世留住了这段历史。
马萨诸塞殖民地是由清教徒建立起来的。“清教”是基督教派别中最保守的一支，特别死板。比如，他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娱乐，甚至不能高高兴兴地庆祝圣诞节，好像只有苦行僧式的修行才能体现基督教的真正教义。但这种刻板、枯燥的教育没能遏制莫茜的天才。她从来没到剧院看过戏，因为波士顿没有剧院，但她却凭想象写了五部戏剧。她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和诗歌，既有犀利的政治见解，又有浪漫的少女情怀。1805年，莫茜的《美国革命的兴起、进程、和结束》（The Ris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出版了，这部长达三卷的著作是第一部由女人写成的美国革命史。
华盛顿驻兵波士顿城外的坎布里奇时，经常邀请阿比盖尔和莫茜到军营去喝茶、聊天，从与她们的谈话中受益非浅。华盛顿喜欢成熟、有智慧的女人，他很欣赏她们的才华。两位女士也很享受与华盛顿的交往，她们还常向丈夫、亲友们“八卦”一下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阿比盖尔写信给在费城的亚当斯，对华盛顿的容貌、举止、品德赞不绝口，还找了一首诗来形容他的伟岸，搞得亚当斯吃了半天干醋。其实，阿比盖尔她们去军营，更多的时候是与另一个女人拉家常。她就是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卡斯蒂斯·华盛顿（Martha Custis Washington）。
玛莎没有阿比盖尔和莫茜的才华。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甚至写信时语法经常乱七八糟。她每次给阿比盖尔和莫茜写信，华盛顿都会亲自给她把关，省得让才女们笑话。实际上，他完全不必担心。玛莎非常聪明灵巧，她的温柔、亲切、简单、从容不仅征服了新大陆最强势的男人，也赢得了女人们的心。阿比盖尔对玛莎的评价很高，她说，玛莎在平平淡淡中让所有的人都爱上她。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玛莎都是个“小女人”。她身高1.55米左右，与1.88米的华盛顿站在一起，称得上“最萌身高差”。有人说，华盛顿是看中了玛莎的钱才跟她结婚的。这可能有点太“小人之心”了。玛莎的财富确实让她很有底气，华盛顿也确实不会娶一个平民家的女孩，但他们同样都不会忍受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事实上，不管是当时人的记录还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和谐、亲密、恩爱的“第一家庭”（First Family）。
生于安乐长于富贵的玛莎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最大的“理想”就是守着自家的庄园，相夫教子，安度一生。在华盛顿没担任大陆军总司令之前，玛莎从没离开过弗吉尼亚。1775年6月，华盛顿接受了大陆会议的任命，来不及回弗农山庄，直接从费城赶往坎布里奇接管大陆军。临走前，他给玛莎写了一封信，有点“矫情”地说：这份工作不是我想要的，但实在推不掉，我最渴望的就是和你在一起。玛莎很伤感，但她非常清楚华盛顿的野心，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况且，她也赞同丈夫的政治理想，愿意为他牺牲舒适的生活。
对波士顿的围困进入“胶着”期，战事一时半时完不了。当华盛顿意识到这是一场“持久战”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玛莎温暖的怀抱。1775年冬，华盛顿写信请玛莎来军营团聚。玛莎克服了她的“出门恐惧症”，在寒冬中艰苦跋涉二十多天才来到坎布里奇。这一路上，她第一次品尝当“公众人物”的滋味。所到之处，各州各县的头头脑脑和他们的太太们都忙不迭地招待，大献殷勤。玛莎明白，她那默默无闻的清净日子永远结束了。幸亏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对突如其来的尊荣不会受宠若惊。没人教给她怎样做“总司令夫人”，她的本色演出足以赢得人们的尊敬。
玛莎刚到军营的时候，战士们都好奇地赶来看“将军夫人”长啥样儿。她是不是美丽动人？她是不是雍容华贵？她是不是像公主一样骄傲？当他们看到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衣着朴素的玛莎从马车上下来时，他们还真有点大跌眼镜，觉得她配不上高大、威武、英俊的“将军阁下”。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小女人”似乎有一种魔力，把他们的总司令“管”得服服贴贴的。在她来之前，华盛顿终日严肃得让人害怕，冷得像块冰，好像人人欠他二百块。玛莎一到，华盛顿立刻放松了很多，脸上的表情也有了亲和力。有一次，一位年轻军官去向华盛顿报告点事。华盛顿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二十岁。华盛顿说：你这点年纪就当军官不觉得太年轻吗？小伙子紧张死了，结结巴巴地说：“我虽然现在很年轻，但我每天都在变老。”这时，他看到华盛顿扭头与坐在旁边的玛莎相视一笑。这个浅浅的微笑显然给那小伙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就说“我看见他笑了！”可见华盛顿平时有多严肃。
有玛莎在，军营有了女主人，华盛顿也有了主心骨，他把那些迎来送往的杂事儿全都交给玛莎。一到冬天休战的时候，军官太太们都来军中探亲，还有各地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也来拜访。华盛顿喜欢有女士相伴，但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难免东家长西家短地挑点事。一碰到这种主，华盛顿就以“军务繁忙”为由玩失踪，留下玛莎对付叽叽喳喳的女人们。玛莎总是亲切、耐心地倾听所有的诉求，把每个人安慰的舒舒服服的。
尽管玛莎在军营有很多应酬，但那绝不是她做得唯一的事。她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缝缝补补”上。后世的美国人一提到玛莎·华盛顿，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锻造山谷（Valley Forge）那个著名的冬天。由于供应极度匮乏，战士们缺衣少食，两千人冻饿而死。玛莎冒着感染疾病的风险，看望生病的战士们，给他们缝补衣裳，还带着军官太太们纺纱织布，为战士们送去温情。玛莎的身影就是母性与女性的象征。据说，华盛顿怕玛莎染病，不想让她去看伤员。玛莎说：如果你放弃战斗，我就停止为他们服务。
“独立战争”打了八年半，玛莎在军营度过了八个冬天，断断续续加起来共有将近五年的时间。她一般是入冬来，初夏走。她回忆说：“每一场战斗的第一声和最后一声炮响我都听到了。”她也许忘了，刚到军营的时候，每一声炮响都会让她发抖。这个曾经无忧无虑、小鸟依人的女孩，在战争中变得坚强和成熟。有人说，她的牺牲和奉献是出于责任感。但在拉法耶特的眼里，她的故事是那么浪漫。他说，玛莎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她疯狂地爱着她的丈夫”（She loved her husband madly）。华盛顿需要一双“温柔的手”，那双手永远属于玛莎。不管出于理智还是情感，玛莎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出色的“第一夫人”。人们喜欢称她为“华盛顿女士”（Lady Washington），而不是“华盛顿夫人”（Mrs. Washington）。一是因为“女士”是对贵族女子的特称，显示对她的尊重；二是因为“女士”更加独立，不是丈夫的附属品，以此表彰她对“美国革命”的特殊贡献。
在军营中与夫君共度战火与硝烟的不只玛莎，还有其他的女士们，比如亨利·诺克斯的妻子露茜·弗拉克·诺克斯（Lucy Flucker Knox），纳森内尔·格林的妻子凯瑟琳（凯蒂）·里特菲尔德·格林（Catharine Littlefield Greene），还有斯特林将军的妻子和女儿，斯凯勒将军的妻子和女儿，等等。女人们在军营中结成的“战时友谊”后来成了她们最甜蜜的回忆。
露茜18岁时嫁给24岁的亨利·诺克斯，一年后“独立战争”就爆发了。她出身于波士顿一个富裕的保王党人家庭，父母坚决反对她与诺克斯的婚姻，因为诺克斯是革命派。但露茜不顾一切地与心上人在一起。1776年1月，诺克斯经过两个月的跋涉，终于把60吨的各种大炮从“提康堡”运到波士顿城外。这些大炮是导致英军撤出波士顿的最直接的原因。英军走了，露茜的父母、兄弟、姐妹都跟着英军一起走了。从此，露茜再也没见过她的家人。她曾为此极度痛苦，在孤独和绝望中写信给妹妹，请求她们与她联络，但她没得到任何回音，也没得到父母的原谅。露茜没有消沉下去，她的快乐天性和豁达的人生态度让诺克斯对她如醉如痴。露茜一有机会就带着年幼的子女到军中与丈夫团聚，她的笑声把欢乐带给每一个人。
在所有的军官太太中，最漂亮、最活泼的是格林的妻子凯蒂（Caty）。她年轻貌美，舞姿轻盈，很得超级大“舞棍”华盛顿的欢心。1779年，为庆祝美法联盟一周年，诺克斯在他的指挥部办了场舞会。华盛顿先跟露茜跳了一曲，算是开场，又跟每位军官太太各跳一曲。在完成了他的“社会责任”后，剩下的整个晚上他都与凯蒂共舞，他们一曲不落地跳了三个小时，一次都没坐下休息。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华盛顿对美女基本上没有免疫力，但他有意志力。尽管他与凯蒂关系密切，却从没跟她传过绯闻。
女人们在享受与丈夫团聚的美好时光的同时，也对大陆军的悲惨处境忧心忡忡，她们在军中的所见所闻让她们无法袖手旁观。玛莎·华盛顿通过各种途径把大陆军的状况告诉各州政要的妻子们，希望得到她们的同情和帮助。男人无法停止勾心斗角，难道女人也要变得彼此陌生吗？接下来发生的事让玛莎感到非常欣慰，因为她看得到，女士们超越了她们夫君的政见分歧，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她们的对革命理想的支持和向往。
1780年6月，一篇题为“一位美国女士的感想”（Sentiments of an American Woman）的文章出现在费城的主要报纸上。文章提倡所有的女士穿着更朴实、发型更简单，把省下的钱献给军队，并号召费城女士为大陆军募捐。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反响，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女人们开始讨论如何募捐的事，她们从没像现在这样如此活跃地参与政治生活。这篇文章的作者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子，她的丈夫是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约瑟夫·里德，她的名字是艾丝特·德博特·里德（Esther DeBerdt Reed）。
自从“独立战争”开始后，艾丝特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曾写信给丈夫说：“我们的理想是如此正义、如此高贵，我相信我们必胜无疑。为了这个理想，任何私利都应该被毫不犹豫地抛开。”这话若出自别人的口也许不算稀奇，但艾丝特说出来就有点不寻常了，因为她是个英国人。
1747年，艾丝特生于伦敦一个富商家庭。她父亲的生意与新大陆关系密切，自然也就交了很多新大陆的朋友，其中包括约瑟夫·里德的父亲。后来，年轻英俊的约瑟夫·里德到伦敦学习法律，认识了艾丝特并疯狂地爱上她。1770年5月，里德与艾丝特在伦敦结婚。不久，他们登船前往北美。当时，艾丝特以为他们只是去费城“小住”，很快就回来。但事实是，她再没有看到她的家乡。
费城是北美最大的城市，但跟“世界之都”伦敦比起来就是乡下。艾丝特开始时还真有点不习惯，她思乡心切，盼着赶紧回去。正如她的孙子多年后写道：“八十年前，一个英国富家女下嫁北美被认为是一件很掉价的事。”所幸里德家是费城上流社会的重要成员，才华横溢的约瑟夫很快就建立起蒸蒸日上的法律业务，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里德夫妇回到新大陆时，北美的反英浪潮正风起云涌。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里德很自然地卷入一系列事件中。1775年，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里德陪他去马萨诸塞上任。他本以为是出趟差，却经不住华盛顿的死缠硬磨，毅然决定放弃费城的律师业务，留下给总司令当助理。后来，里德离开大陆军，当选为宾夕法尼亚议会议员、大陆会议议员，又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战时州长。在这一连串的变化中，艾丝特始终站在丈夫身边。她对革命的态度也从同情变成积极参与。
作为费城最有权势的人，约瑟夫·里德不可避免地常与华盛顿起争执，这既是不同观念的对抗，也是“州权”对“军权”的制衡。两人代表的利益不同，说不上谁更正确。艾丝特不想让男人间的争斗影响女人间的友谊，她与玛莎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她愿意用行动帮助大陆军战士。
在发表了那篇“感想”之后，艾丝特组织“费城女士联合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of Philadelphia），还制定章程：女士们筹集到善款后交给州长夫人，再由州长夫人交给华盛顿夫人。如果玛莎此时正在军营，这笔款就直接交给她。如果她不在，这笔钱的用途将由华盛顿将军决定。但是，有两个条件。一，不管总司令怎样支配，他必须事先征得女士们的同意。二，这笔钱不能用来购买军需物资，比如衣服、食物、枪炮，等等。供应军需是大陆会议和各州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男人尽不了的义务不能由女人承担。我们的钱是为了让战士们感到更快乐（Re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oldiers more pleasant）。
费城女士们分成一个个“小组”，挨家挨户地敲门，募集善款。她们做得很仔细，即使你只捐了一分钱，她们也会把你的名字写下来。结果，连艾丝特自己也没想到，她们居然筹集到三十万大陆元，大约相当于三千多英镑。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美利坚“邦联”刚刚筹资开建了一个国有银行，它的原始注册资金也就比三十万大陆元多一点。可见女士们有多成功。其中，最大数额的捐款来自拉法耶特侯爵夫人（Marchioness de Lafayette），是拉法耶特以他妻子的名义捐的一笔钱。他说：“我很谦恭地担任她的大使，把这笔钱交到你们手中。如果你们接受它，我妻子将感到非常荣幸。”
费城女士的行动很快就传遍各州，新泽西、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等州的女士们也纷纷开始行动。弗吉尼亚的州长夫人玛莎·斯凯尔顿·杰斐逊（Martha Skelton Jefferson）写道：“华盛顿夫人把我们费城姐妹的事告诉我，我很荣幸地承担起这个责任，希望弗吉尼亚的女士们一起参与这一高尚的行为。”这封信是杰斐逊的妻子留在这个世界的唯一的文字。
艾丝特·里德拿着善款准备交给大陆军。可是，玛莎刚好不在军营。这笔款的用途应该由华盛顿决定。这下可有点糟了，因为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当艾丝特写信问华盛顿打算怎么用这笔钱时，华盛顿先感谢了女士们的慷慨，然后说：我知道女士们不想用它买军需物资，但我的战士现在最缺的就是衣服。能不能买些亚麻布给他们一人做一件衬衫？
真是太不懂浪漫了。艾丝特立刻回信：不行！我们不能代替大陆会议履行职责。我们就是想让战士们高兴，哪怕订个戏班子去让大家乐和乐和也比衬衫强。华盛顿碰上这么固执又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女人一点辄也没有。他又写信建议道：要不，你们把钱存进刚开张的国有银行，然后由银行去买衬衫行不行？艾丝特一看，这还不如直接买衬衫呢。这帮男人怎么这么不开窍？
艾丝特给华盛顿提了个反建议：我们可以把钱拿到银行，让银行把大陆元换成硬通货，比如英镑什么的，然后直接给每个战士发两块大洋，他们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只要他们高兴我们就高兴。这回轮到华盛顿说“不”了。他的理由是：可能很多人会拿着钱去嫖娼或赌博，败坏军纪。而且，他们一旦尝到硬通货的甜头，以后谁还会接受大陆元的工资？我还是觉得买衬衫比较好，但我愿意听从你们的决定。可怜的华盛顿肯定在那儿抓耳挠腮，搞不懂女人的心是啥做的。
从华盛顿信中，艾丝特觉得这位总司令似乎有点受伤，他也许不习惯别人一再违逆他的意愿吧。艾丝特跟女士们商量后，决定让步。1780年8月，她同意了华盛顿的请求，派人订购了大批亚麻布，开始做衬衫。可是，她没有看到这些衬衫。1780年9月18日，还有几天就过34岁生日的艾丝特·里德染上瘟疫，突然病逝。全费城的绅士们都参加了她的葬礼。约瑟夫·里德泪流满面。他说：“我从来不知道我爱她有多深，直到我永远失去了她。”
现在，由谁来完成艾丝特未竟的心愿呢？女士们推选了费城社交界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女儿，萨拉·富兰克林·巴奇（Sarah Franklin Bache）。自从富兰克林出使法国后，萨拉就是父亲在费城的大管家，打理富兰克林的一切事物。由于父亲的关系，萨拉从小就频繁出入上流社会的聚会，是费城的“名媛”。她后来嫁给理查德·巴奇（Richard Bache），与他生养了七个孩子。
萨拉吩咐作坊继续做衬衫，并在每一件衬衫上都绣上一位做衬衫的女士的名字。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她要让战士们在拿到衬衫时知道应该感谢谁。他们不应该感谢大陆会议，不应该感谢各州，而应该感谢把爱心献给他们的女士们。即使在“顺从”华盛顿意愿的时候，女士们也毫不含糊地留下了她们充满个性的痕迹。萨拉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艾丝特的一片心。当萨拉把衬衫交给华盛顿时，华盛顿深受感动。他说：“我们的军队不会为牺牲和苦难后悔，因为我们得到了女士们的如此厚爱。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被遗忘。”
当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优雅地奉献着她们的爱心时，很多平民家的女儿干脆拿起枪与男人们一起战斗。“独立战争”中有很多人女扮男装参加大陆军，她们大多数隐姓埋名，流失在茫茫史海中。她们有的是为了与心爱的人常相厮守，有的是为了证明“谁说俺女子不如男”。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黛波拉·萨普森（Deborah Sampson）。
黛波拉·萨普森本是一个小学教师，但她渴望冒险，安静的书桌无法束缚她的激情。她剪发缠胸，化名“罗伯特”参加了大陆军。她在军中三年，两次受伤。为了掩盖身份，她不许医生靠近，咬着牙自己疗伤。后来，她发高烧昏迷，被送往医院，终于被一位医生发现了真相。
这位医生没有说破，把她带回家给她调理。谁知，医生的侄女居然爱上这个英俊的战士，闹着要跟她结婚。医生没办法，只好“戳穿”她的伪装。他还给大陆军在西点的总指挥亨利·诺克斯将军写了一封信介绍黛波拉·萨普森的情况。黛波拉惴惴不安地来到诺克斯的指挥部，估计得受一顿训斥。但诺克斯对她非常尊敬，很郑重地交给她一份退伍文书，还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安身立业。黛波拉后来为人妻、为人母，马萨诸塞议会批准让她享受退伍军人的补贴。
另一位女英雄叫“莫莉·皮切尔”（Molly Pitcher），这名字是不是真的还有疑问，她可能是几个人的“合影”。据说，她跟丈夫一起上前线，给战士们送水喝。丈夫牺牲后，她拿起丈夫的工具继续给大炮填炮弹，直到战斗结束。
与战场上的“花木兰”比起来，留在家园的女人似乎有些平凡。但她们在平凡中表现出的勇气足以向后世证明，她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她们不得不面对英军的抢劫和骚扰，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迁徙。曾拥有10个大种植园的南卡罗来纳首富伊莉莎·品克尼（Eliza Pinkney），因两个儿子都是大陆军高级将领，她的庄园被英军烧毁，最后连60英镑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但她一点也不沮丧。她说：“这样简单的生活更适合我。”
伊莉莎的亲家叫丽贝卡·莫特（Rebecca Motte）。她的豪宅被英军占据。民兵围攻那所豪宅，但因为房子是石头的，特别坚固，民兵久攻不下。如果英军的援军到了就糟了。民兵来找丽贝卡，说对不起，我们恐怕要烧房子。丽贝卡马上找出她储藏的火药，指点民兵将火药射上屋顶，成功地将房子点燃，迫使里面的英军投降。丽贝卡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家，从此居无定所，但她在随后的庆功宴上谈笑自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在战争中，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的女人和孩子，她们以微薄之力为她们的国家默默奉献，她们的名字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她们有的为革命力量当间谍；有的跟随大陆军的脚步，为战士们洗衣做饭；有的为民兵传递情报；有的掩护革命领袖躲过敌人的追捕；有的在生命受到威胁时还保护机密文件；有的在父兄受伤时勇敢地与英军交涉，赶赴敌营照顾亲人。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男人头上的光环。但正是她们付出的点点滴滴让所有的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战争对每一个女人来说都是痛苦的，她们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男人走上战场，把本属于他们的社会责任留给女人。只有当此关头，他们才发现，一个出色的女人是多么重要。像一位“国父”所说：“每当我看到一个伟大的男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谁是那位伟大的母亲？”也许正是战争让“国父”们认识到，一个高档次的国家需要高档次的公民，只有高素质的女人才能塑造高素质的男人。虽然他们不能把女人放在平等的地位，但他们愿意为女人提供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战后，各种女子学校应运而生，更多的女孩走进课堂，她们将哺育一个有活力、有教养的年轻民族。
新大陆的儿女在奋战六年之后，终于看到天边那道和平的曙光。但通往和平的路并不平坦。他们能得到他们祈盼的自由吗？他们将怎样在那张谈判桌上实现他们的梦想？请看下一个故事：《巴黎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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