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拟对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正式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时间。在此期间，中美经贸谈判过程一波三折，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金额逐渐扩大，并试图使用多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中国在对美国意图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有力的反制措施，展示了维护自身权益的坚定决心。中美贸易摩擦的波折过程传递出一些重要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的走势。
美方加征关税路径具有迂回特征
美国不断发出将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但对于特别大额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过程往往不如其发出威胁时所宣扬的那么果断。
比较典型的是，2018年9月18日 美国政府宣布将于9月24日起，对原产于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并将于2019年1月1日将加征关税税率上调至25%。但2018年1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把提高关税税率的时间推迟到2019年3月2日。2019年3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次宣布推迟这一实施期限。最后，这一政策的实施日期是2019年5月10日，它是在中美第十一轮经贸磋商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实施的，且比原定日期推迟了约5个月。日期的推迟过程显示，美方是一直把提高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在使用，且其方式比较简单粗暴，有较大的随意性。
为了对此后的中美经贸磋商施压，特朗普于今年8月1日发推特称拟于9月1日起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在中美关系并未发生重要事件、中美经贸磋商处于空窗期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8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推迟对部分类别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把其时间推迟至12月15日。此外，基于对健康、安全、国家安全及其他因素的考虑，一些中国商品将会被从关税清单中去除。美方的这一政策变化显然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压力，也不是由于中美经贸谈判出现了新的进展。它主要是由于美国内部的经济压力，以及加征关税对美国大选可能产生的影响。
贸易威胁实施日期的数次变化显示，对美国来说，对所威胁商品加征关税并不是其政策目标，其目标在于通过一次次的威胁推动在贸易谈判中达成对其有利的结果。但美国反复使用同样的套路，其效果总体上会逐渐递减，因为中国对于这样的行为方式会逐渐形成一种预期，并产生一定的适应性。
美方预期逐渐调整
美方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对中方形成压力，然后以延迟或者取消加征关税为条件来获取中方的让步。这样，美国可以在不遭受多少损失的情况下，获得对其有利的结果。相比之下，如果中美经贸谈判破裂，两国真打一场长期和大规模的贸易战，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并不是美国想要的结果。因为如果这是美国的目的，美国可以直接通过大规模加征关税使中美经贸关系很快进入这一状态，而不用逐级扩大加税范围和水平，并多次推迟实施时间。
2019年8月23日，中国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约750亿美元商品，加征5%—10%的关税，并分别在9月1日和12月15日实施。这显然让美国颇感意外，特朗普政府迅速决定提高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的关税税率。中国采取的这一反制行为，其意义显然不只在于对75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有限幅度的关税，以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而言，这一行为的经济学意义十分有限。从美国方面来说，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对于中美经贸谈判心态的变化，特别是中国试图在经贸谈判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并采取了一定的、程度有限的反向施压，改变了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无牌可打”“中国不会反击”“中国只能等着美国出招”的心理预期。
2019年5月中美经贸磋商遭受严重挫折本身也对美方的预期产生了影响。由于美方对于当时的谈判给予了很高预期，按理说，美方会对谈判受挫感到十分失望，甚至会让特朗普暴怒，从而可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迅速引发严重的后果。但事实是，虽然在此情况下，美国把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这也是美方几个月前就宣布要采取的政策），但当时并没有采取新的重要关税措施。此后5月到7月中美经贸谈判依然处于较为平稳的状态。
所以，中美经贸谈判的紧锣密鼓与快速推进，可能会让部分美方人士产生中国急于让步的错误认识，而此前中美谈判的挫折有助于让美方认识到中国的耐心与坚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降低美方预期的作用，可以缩小中美双方在贸易谈判方面立场的差距，从而有其另一方面的积极意义。
美国谋求中国让步而非保持高关税
仅就中美贸易领域而言，对中国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美国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高额（比如说25%或者30%）的关税。从理性的角度看，中国在贸易谈判中无论如何不应也不会做出比这个结果更大的让步。也就是说，中国的总体让步不应大于5000多亿美元商品全部被加征关税的代价。这就像我们不应付出两倍的代价去消除一个要对自己造成一倍伤害的威胁。考虑到美国消费者要承受关税增加的部分负担，以及因关税导致的部分贸易转移效应，对美方新一轮威胁的边际影响不应有过高的估计。
由于中国生产的很多中间商品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找到有效替代品，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而日本、欧洲不采取同样做法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意味着美国公司需以相对较高的价格从中国购买零部件，而他们的欧日同行却能以较低价格从中国购买零部件。这将对一些美国公司的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尤其会影响那些利润率本来不高、优势本来不大的企业。
如果美国真正实施对所有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政策，将会促使中国努力寻找其他替代市场和解决办法。在所有出口美国的商品已经被加征关税的情况下，中国在较短时间内达成贸易谈判的紧迫感反而会消失。由于加征关税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政策目标，在谈判桌上获取具有长期价值的利益才是美国的目的，因此，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并不符合美国的政策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会做出的坚定回击也将让美国付出不小的代价。
从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进入高强度状态以来，一年半左右的发展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日本等一些国际行为体对中美贸易摩擦长期走势的预期。在高强度贸易摩擦开始之初，国际上很多人认为“贸易战”的结果没有悬念，如果美国下定决心，可以获得速胜，而且第三方的态度对结果影响不是很大。一年多来，中国表现出超出很多人预期的承受美国极限施压的决心和能力，而且中国的反制一直有理有节。面对美国的无理施压，中国总体试图在维护既有国际经济秩序与遵守既有国际经济规则的范围内进行反击，表现出很强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这些都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
中国顶住压力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
在这样一场较量中，如果美国获得决定性胜利，这将助长特朗普的冒险倾向，显著增大国际经济秩序的不确定性，也使欧洲、日本、印度在特朗普的贸易威胁面前变得更加脆弱，使其在未来的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欧洲、日本、印度方面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出现较大挫败的局面。虽然美国具有一定优势，但中美形成较为稳定的僵持局面，更符合其利益。
从国际层面来说，中国顶住美国的压力，中美达成一个从第三方的角度看起来基本合理的贸易协议，符合美国之外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经过一段时间的中美博弈，很多重要国际行为体对此已基本形成比较清晰的判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2019年以来，在中美贸易摩擦处于激烈状态时，欧洲、日本基本没有采取对中国落井下石的做法。而如果它们这样做，显然可以对这个进程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因为发生在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进程和走势会直接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它也会影响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其间接效应不容低估。如果中国确实能通过对美国的合理反制，在国际上有效地实践和诠释“贸易战没有赢家”这一经济学的普遍认识，也是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发出的多次威胁，美国试图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时采取的有些极端的做法，既是向中国施压的手段，也是美国对中国战略能力、应对能力的一种战略试探。上一轮试探所取得的效果会影响美国下一步的行动，这是一个政策动态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表现出的坚定性，以及这种坚定在较长时期中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信号价值。美国在贸易摩擦中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减少逆差，更希望通过向中国施压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让中国付出代价并从根本上有利于美国，这当然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中国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困难与代价，而且要更多地从如何使自身的崛起经得起各种不同国际冲击的角度，从如何利用中美贸易摩擦的契机更好地塑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与预期的角度，来思考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在贸易摩擦过程中，中国要更好地展现定力与耐心，经过与美国在经济、贸易领域一定程度的博弈，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形成某种稳定态势，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塑造中国国内经济与社会的坚韧性，强化其他国家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从弥补实力短板、展现战略能力与提升战略信誉的角度，把贸易摩擦的不利因素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对中国有利的因素。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方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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