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ason England
来源：We留学生（ID：WorldEducation）
美国大学录取，在冠冕堂皇的标准之下，实际上看重的是标化成绩和私校背景？
ED录取率实际高达50%？
被教练看中运动员，即便达不到要求，也可以“保送”顶尖大学？
大学，是否成为了社会不公的帮凶？
一位招生官的“认罪书”，揭露了美国大学招生的谎言。阶级固化的社会，定义“公平”的这些人，正试图通过重塑这个概念，以掩护自己攫取更大的利益。
2003年，我成为了某精英大学的招生官。这份工作似乎自带高贵属性：我们所参与的，是挑选那些会给未来带来变革的人，塑造容纳有着共同的正义感的学习者、奋斗者和活动者的学习社区。作为这个重要的申请体系中的一员，一遍遍地阅读这些申请材料，我感到无比光荣。
然而，随着我了解的深入，很快一个真相就摆在我的面前：几乎没有人能弄懂这个申请体系，即便是我们这些做决定的人。我们的目标是结合每个学生的个人背景对他进行正确的评估。只是你仔细看这句话，你就会明白这中间的含糊和抽象。我们有成千上万的申请者，却只有相对较少的工作人员来审查他们，在连续多日，每日16小时的工作中，我们又如何能一直保证自己围绕着一个抽象的“核心轴”？
更何况大学有着非常实际的目标，他们要维持自己在排行榜上不甚牢固的名次，而这个实际目标和抽象的理想化的招生标准的结合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在标化成绩（跨越不同地区和经济背景）浮动150分的范围内，我们要考虑各种背景信息，如不同高中的各自优势，学生所取得的成绩，学生的求知欲和领导力，内在驱动和性格等等，做出录取选择。
这导致，精英大学最终挑选出的，不是傻瓜就是骗子。
申请中最重要的因素？
在申请人与大学的关系上，价值观是一个奇特的概念。大学最应该看重申请者的什么品质？是申请者描述的宏大理想，还是他的兴趣、创新思维和创造力？是被凸显的领导力还是参与社区活动贡献自己力量的意愿？
理论上，我们的办公室每一样都重视，自会综合衡量。实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是标准考试成绩，班级排名和私立学校背景（排序不分先后）。
1、被偏重的SAT成绩
尽管SAT成绩除了能预示学生大学第一学年的成绩和留存率之外，并无太大作用，但是仍有人指出SAT成绩其实与未来收入正相关。在我看来，用SAT成绩来预测未来收入，中间存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悖论，毕竟SAT分数的高低本身也由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父母的教育背景决定，而在美国，社会阶层本就固化。
当然我并不是说SAT成绩前30%后最后10%的学生之间没有差异，只是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证明，SAT考了1440分的学生就比考了1370分，甚至1250分的学生在课堂上表现更好，更容易成为具有价值的世界公民。
过于看重标准化考试成绩是饮鸩止渴。在很大程度上，标化成绩混淆了大学的理念。因为这个硬性的门槛，我们给很多才华横溢的申请者发了拒信，我们更侧重于验证他们说否遵从默认的学习方式，而不是求知欲、创造力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2、被美化的私校背景
精英私立高中坚信，他们学校里的中等生也比大多数公立学校里的顶尖学生要优秀，而我们的录取结果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这对于广大的普通家庭的白人家长来说是一针强心剂，即便负担沉重，他们也咬牙将孩子送进昂贵的私校就读。而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拒绝一些全面发展、有着完美的成绩单的申请者，仅仅因为他们的高中学校不够好，或是因为他们比那些来自精英私校，各方面背景其实一般的申请者SAT成绩低了10-40分。
然而事实呢？私校的学生真的优于其他人么？
不，但是顶尖的私立学校更擅长美化和包装学校档案（由高中出具的文件，涵盖学校升学率，学生人数，GPA区间，课程信息等，作为评估学生的背景信息）。招生官能看出哪些申请者是班级里的前5%到10%，但是剩下的大部分的学生都会被含糊地归在一个大块中。
我们无法判断这个学生正好是前10%开外最好的那一些，还是更接近班级中游的那部分。甚至部分私校是完全不提供具体成绩的，他们用更抽象的修饰来代替可客观衡量的分数。
这就是问题所在。熟谙规则的私立高中一手打造出了我们难以拒绝的申请者：他们准备充分足以应对大学课程（前提是私校的课程更加严格），SAT成绩相对较高（反映了家长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他们的升学指导因为较公立学校的同行有着更少的学生和更多的资源，可以精心为他们拟写推荐信。
顺理成章的，出自他们的推荐信往往有两三页，情真意切，文采斐然；与之对立的，来自公立学校的申请者的推荐信往往“寒酸”，寥寥数段，恰恰体现出推荐人对其所知甚少。两类推荐信都不足以让我知道这个学生能给校园带来什么，但是他们之间鲜明的对比，让我明白贫穷的代价是那么昂贵。
并不公平的ED录取
1、ED是平庸却富裕孩子的捷径
我们习以为常的ED申请，实际上给富裕阶层的白人孩子带来的录取优势，远远超过了任何政策带给有色人种或第一代大学生的倾斜。和大多数大学一样，我所在的大学也将ED申请作为给学校选择理想申请者的手段。
这是这里，这个“理想”的定义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ED申请能带来确凿稳定的新生报到率，这是大学所需的，这直接跟他们在“U.S. News & World Report”榜单上的排名挂钩（事实上我认识的所有同行都觉得这些榜单简直是无稽之谈）。由于常规录取环节的不可预测性，ED环节可以帮助大学锁定相当大比例的学生。
ED环节录取最多的，是家境富有但并履历相对平庸的白人学生，他们除了SAT高分之外乏善可陈。这并不是说他们竞争力弱，只是他们在更为激烈的常规申请中会很难脱颖而出。
这些学生往往来自富裕家庭，他们在大学搜索方面本就领先一步：他们可以在前一年的夏天就进行校园探访，他们不需要奖学金和财政援助也就无需等待，他们的分数足够高，也不需要再考一次刷分。
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精英预备学校，这类学校非常擅长根据顶尖大学的录取标准来打造包装学生。不论这个孩子在班上属于拔尖还是仅在中游，从纸质材料上看，他都已经充分具备入读顶尖大学完成学业的一切素养。同时，他们背后站着深谙规则的升学指导，他们明白ED申请人人数较少，接受率较高。
2020届美国大学录取数据
（仅为部分数据，按最右列由高到低排序）
数据来自：Washington Post 2016
众所周知，ED环节的录取率要高于常规申请。针对这一点，任何经验丰富的美国大学招生官都会解释说是因为ED申请者的整体素质更为优秀，并且即便如此，ED环节的录取率也只是略高于常规申请，比如说，ED环节录取率是35%，常规申请阶段则是25%，差异并不大。然而根据我做招生官的实际经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ED阶段的申请者比常规申请阶段的申请者优秀。
而录取率的计算更有深意：很多被算作未录取的申请者实际上只是ED环节被defer，而最终在常规录取环节被录取了。有一年我和一个同事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将那些ED被延迟后续又被录取的全部算在内，实际上ED环节真正的录取率高达50%，这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
2、有绝对优势的白人男性运动员
我的导师曾经提醒我招生的一条定律：所投入的越少，所得就越惨淡。我也曾问她为何会如此，她回以叹气，似乎暗示着这其中并无道理可循。文理学院对D-III运动员的录取偏向无疑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在第二轮ED中，运动员有着令人震惊的申请优势。那些就学术成绩和其他表现来看远远达不到入学标准，但是运动能力被教练认定为强的申请者将走特殊通道，他们的申请将被一个由少量招生官和某位具有运动背景，担任相关职务的招生官组成的“委员会“单独审查。在这里教练们更拥有“特殊名额”，如果教练看中了某个运动员，那么即使他完全不符合录取标准，教练也可以用“特殊名额”让他入学。
这种政策给白人男学生带来了碾压性的录取优势。为什么我这里突出“白人男性”呢？因为基本上拥有运动特长的普通白人女学生都完全符合第二轮ED的常规录取条件。而我还亲眼见证过一些“巧妙处理”：将黑人男运动员申请者defer到常规录取阶段，然后打着增加多样性的旗号录取他们，而节省下来的“特殊名额”自然给了达不到申请标准的白人男运动员们，一箭双雕。
这里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在文理学院，运动能力应该被赋予怎样的价值呢？体育人才真的具有这样的重要性，值得我们牺牲可能更加符合文理学院文化和精神的申请人，让位于他们吗？
事实上，哪个候选人更合格，更适合，是更敏锐的思考者，是难以清楚界定的。然而这套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们不会承认这一点。
就我自身而言，我创造了一个“美国梦”式的逆袭神话。幼年时我的家庭困顿于贫穷的生活，在80年代我们住在纽约最糟糕的街区，甚至在臭名昭着的时代广场药房中呆了几年。但我后来成为预科学校的毕业生，就读于精英大学，拿到Iowa Writers’ Workshop项目的艺术硕士学位。
直到我担任了招生官，我越发明白我自身的经历意味着什么。我所得的一切并不是因为我自身的优秀，而是很多偶然的情况给了我难得的获得强大的社会网络的机会，以及遇到了不同的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的勤劳的母亲和善良的老师。
如果我可以接受并且承认，我并不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更特别，并不比他们更应该得到这些，而只是因为我更幸运，为什么富人和他们的孩子如此难以接受这一点呢？
这个问题你思考的越久，你就越能触及那些自我恭贺，自我满足，自我任命的美国精英的灵魂。我们的社会已经建立起了保护富人阶级的制度和体系。他们告诉中产阶级大学录取应遵循的标准，并误导这些孩子并未被录取的家长们，让他们怀疑自己某些方面应得的权利被“其他人”偷走了。然而，定义“公平”的这些人，正试图通过重塑这个概念，以掩护自己攫取更大的利益。
这场录取游戏表面披着平等的外衣，我们的言论也受其控制。贫富之间已经不可逾越的鸿沟将继续扩大。如果你认为我所揭示的只是我所在大学的招生弊端，那未免太狭隘了。我可以说，在评估申请者这方面，我们比大多数大学做得更好，更全面，更人道。
我所控诉的，是这个招生体系。我尊重，有时甚至敬佩我的同行们。只是在这个体系和规则之下，我们即便有着最好的愿望，也无能为力。
本文内容来源于 Jason England发表在《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上的《美国大学招生机密：一位招生官的认罪书》一文，由小WE编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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