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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纯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确是变富裕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基期）该指数为100，39年后的2017年该指数为2,380.8，翻了23.8倍。
尽管人均收入快速增长，但是，人们的压迫感和焦虑感却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房价、教育和医疗这三座大山面前，即使所谓的中产阶级，也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发展失衡，还是分配失衡，抑或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某些领域的供需失衡只是表象，要素之间供给比例失衡才是实质，要素供给背后的激励机制失衡才是根本原因。
这几年的天，早就变了。过去几年利用政策漏洞，疯狂吸血的资本大鳄、证券大鳄、乃至娱乐巨星，如今哪个不是被捞出来放血？
有几十套房子就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房哥房姐，你们房子再多有咱“王首富”多吗？人家号称给中国提供了1200万人的就业，如今还不是很乖巧的戒急用忍？
看看AB就会明白，为了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没什么动不了的蛋糕。
权威人士说过，08年的那一场金融危机根本没有过去，当年的泡沫并没有出清，如今，想要避免危机爆发，重要手段就是保证财政盈余。
而看看最近在补短板过程中，重新启动的大规模基建要花的财政，我们就得明白，为了保持财政盈余，就一定要对过去放纵的那些领域，严格收税。
中美贸易战从3月份到现在已经近五个月了，国内股市一直在下跌，人民币快速贬值，不仅把年初以来的升值全部贬没了，还到了7的边缘。投资增速在下降、通货膨胀在上升、消费增速也破了10%、银行的不良贷款快速上升、P2P群体性爆雷，不好的预期在坊间蔓延。刚开始大家还在预测贸易战能不能打起来，美国为什么要打贸易战，贸易战能打多久、对谁影响更大，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该怎么应对。能继续走放水的路吗？能继续走扩大基建的路吗？
可能水要放一点，如果一点不放不仅有些很好的企业难以生存，甚至一些金融机构也难逃厄运。基建可能也得搞一些，毕竟我们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地区差异巨大，通过基建投资提升大家的生活水平，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些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能迎来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真正改革。
第一，要大规模减税。我国的税负水平高不高，一 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如何看待税收。市场经济国家一直有“无代表不纳税”的说法，这个说法中的税收是一个政府与公民就财富分配与责任分担的协调机制，也就是政府从民众手中拿走了多少钱，需要做多少事的一种机制。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不仅那些名称中有“税”字的政府收入是税收，名称中没有“税”字的政府收入也是税收，还有那些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支出可实际上由个人承担的支出也是税收。如果按这个标准，我国的税负不仅很高，而且很有可能全世界最高的。在这里我无意再次讨论税负水平高低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减税对应当前困难局面的好处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为扩大消费和投资创造条件，而消费和投资的扩大可以推动总需求扩张，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具体到减税的方式，可以明确年营业收入100万以内的企业在5年内免交全部的流转税及附加，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并以后按年动态调整，制订按家庭综合纳税的时间表，由各省分头实施。企业所得税率降至20%以内。与此同时取消各种税收优惠、退税、税收返还。
第二，要大规模减少财政供养的人和机构。如果是仅仅减税，一定会有许多学者和官员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因为我国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财政压力巨大。一方面许多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另一方面企业面临着高税收，甚至是要预征税，通过税收检查来倒缴税的问题。财政支出压力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人过多。根据我国宪法，我国政府体制分成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而且每一级都有党政人协四套。另据网上材料，我国一个县级政府的各类部门就多达200多个，虽然这个数据有夸大的嫌疑，但其数量一定是极其可观的。而由此群体产生的薪酬、办公场地、用车、经费等支出，其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事实上，我国县级财政的相当大部分支出都用于养人的各项支出了。如果考虑到五级设置，其数量更是难以想象。所以要想减轻财政负担，首要的就是要减人减机构。如果粗略地进行个估计，可能要在现有基础上减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机构和人员，而且要从中央到地方同步减少，才能真正起到减人效果，防止出现先减后增、明减暗增的现象。
第三，要大规模减事。说到减人减机构，肯定又会有学者和官员出来说，现在的人和机构都没有多余的，都承担着经济发展、社会运转方方面面的工作。的确，如果简单地说这些人和机构都是吃白饭、吃闲饭的也是不够公平，他们不仅有事，而且很多人很忙，忙得白+黑、5+2，甚至7*24。为什么这些人、这些机构这么忙呢，因为我们的政府承担了太多的职能。简单说，我国政府部门承担了发展职能、保障职能、维持职能。而这些职能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就太多了。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的话说就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仍然过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仍然较多，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比如维护社会治安本来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能，但在初级阶段，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政府职能就逐步从维护社会治安延伸到了采取各种方式维护社会稳定，这就造成财政支出无限制的扩张。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回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用好‘看得见的手’”的立场上来，发挥守夜人的作用。通过对比、借鉴，梳理现有职能，大力剥离应该由企业自主决策、社会组织协调沟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各种职能。
第四，要大规模减少管制。面对以上减人减机构减职能的建议，可能很多人都会置疑：现在经济不景气，企业倒闭破产会造成很大就业压力，每年大学生毕业都有很大就业压力，如果再对财政供养人员和机构进行大幅度裁减，全社会的岂不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是的，如果现有的各项政策措施一点不做改变，我们是可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放松管制，市场机制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2017年我国的高中毛入学率只有88.3%，高等教育毛入学只有45.7%。而我国经济更向着高质量发展转型，很难想象没有高素质的就业人群如何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由于各地普遍存在的人口迁徙管制，大中城市不愿接纳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迁入，使得全国目前有7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这些儿童长年得不到父母的关怀的教育，不仅受教育水平堪忧，而且思想素质、心理健康都存在很大隐忧。如果再系统思考从幼儿园就开始的整个教育体系发展，当政府承担起保底职能，放松其它各级各类教育的管制，全社会能够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将以百万计。而类似的领域还有金融、医疗、养老、文化艺术等。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认为，只要放松管制，由我国庞大人口基数产生的各种需求，都会以巨大的规模对就业市场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化解有可能出现的就业难题。
第五，要大规模减少财政补贴。如果以“中国政府有多少种财政补贴”为题，做一次普查，结果一定是相当惊人的。根据WIND的数据，我国2016年3505家上市公司中，有3415家有财政补贴。而从补贴的原因看，有高新技术企业补贴，有扩大投资补贴，有纳税超过一定金额或者在本地排前多少名的补贴，还有上市或者挂牌补贴，名义不一而足。如果考虑到非上市公司，补贴的名义更多。与补贴相类似的还有各种名目的退税。从总体上看，我国各级政府都对企业的一些特定行为进行财政补助。除了对机构的，还有对具体人的。比如不少地方为了吸引金融机构注册，就对金融机构的高管进行奖励或者个税返还。虽然政府部门可以对这类补助的合理性做出各种解释，但运用财政资金向高收入群体进行补贴、向优势企业进行补贴、发放补贴过程中存在大量不透明不公开甚至骗补的现象，事实上加剧了社会收入贫富不均的现象，加剧了竞争不公平不充分现象，滋生了腐败寻租现象，扭曲了市场竞争条件，导致了资源的错配。目前，应该通过调查、梳理、清理，对各级政府的财政补助行为进行规范，仅保留面向社会弱势群体、以社会保障、社会公平为目的的财政补助，从而大大减轻财政的支出负担。
第六，要大规模减少干部特权。过去为了表达对革命前辈的敬意，我国建立了一整套对革命前辈、高级干部的保障体系。这套体系经过几十年的运行，目前已经演变成了面向全体干部的一个特权体系，这个特权体系不仅包括本人的饮食、医疗、安保、出行、退休后休养等，还包括后代的上学、工作、提拔等。而且这个体系有制度化、层级化、扩大化的趋势。这不仅与当初全国人民向老革命表达敬意的初衷不相符合，也违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给财政造成很大压力，在目前普通百姓面临住房、教育、医疗巨大压力的现实条件下，还产生了很大的民怨。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内外部巨大挑战的情况下，梳理这套特权制度的现状，制定明确的渐进的时间表，逐步弱化、取消这些特权，既是人民的呼声，也是转变党风政风，廉政清政的重要举措，是党政领导领导人民共克时艰的具体行动。
虽然我们当前面临很多挑战，如果我们真正能推进一场深刻、全面的改革，那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投融资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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