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为何
没有诞生于聪明人遍地的中国？
策划：先知书店
▍“聪明人遍地”的中国历史 ▍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时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古典小说甚至史籍中，被视为智者的人，常常是那些所谓“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军师或者国师，例如孙武、商鞅、诸葛亮、刘伯温、姚广孝……
商鞅和魏国打仗，邀请对方主帅公子卬和谈，在酒席上把老朋友绑架了，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却一直被奉为“大智慧”。
宋襄公是个老实人，打仗讲规矩，不肯趁人之危，却被耻笑为愚蠢的仁义。
刘邦为了救回家人，和项羽约定平分天下，最后出尔反尔、赶尽杀绝；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却被批作“妇人之仁”。
诸葛亮为刘备的蜀汉集团借了东吴的荆州，然后以各种理由拖延不还，却成了“足智多谋”的代名词；鲁肃一生都忠厚耿直，千百年来却被视为“颟顸愚钝”……
这些实为阴谋诡计的“诈术”，为何一直被当作智慧？
即便今天，充斥着诡诈权谋的宫斗剧，依旧火遍大街小巷；“三十六计”被搬上某某讲坛，最受国人推崇的“智慧结晶”。
多是田忌赛马、《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国人不仅热衷于此，在权谋术上也的确遥遥领先，正如官场小说《二号首长》的作者黄晓阳说：“《纸牌屋》？太小儿科啦。”
▍现代文明为何发端于西方？ ▍
与中国人追求“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实用形成对比，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那些被视为智者的，往往是一群“仰望星空的闲人”。
他们是思考人类命运的大哲学家、探索自然奥秘的大科学家，例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罗素、爱因斯坦……
西方人眼中的“智者”，为何与国人差异如此之大，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那些奠定了今天观念地基的巨人们
通常认为，西方人的思想有两个源头：
古希腊的哲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关于科学的智慧。
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契约精神——关于道德的智慧。
自由、民主、文明等现代文明理念之所以能胜出，正是因为它们很好的融合了这两种智慧。
如果科学不符合道德，必然带来灾难——人类历史上诸多惨烈的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关于道德的智慧，远远比关于科学的智慧重要得多。
西方人最推崇的人文经典，都体现了对这两种智慧的追求：高斯的数学、康德的哲学、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还有关乎信仰的《圣经》。
《圣经》是一部关于契约的书：旧约，即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定；新约，即耶稣与世人的约定——在西方人眼中，遵守契约是关乎信仰的、最重要的道德品质。
其实，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并不缺少道德信仰的契约精神。
在所谓“无义战”的先秦时代，仁义礼智信等贵族精神并没有沦为虚伪的道德说教。西周时的分封建制，本就是一种契约关系。
春秋霸主的地位，通常是以“尊王攘夷”、“会盟诸侯”的形式，请周天子确认自己“道德领袖”的地位。各国间的争斗，至少还有底线和顾忌。战国四君子等贤人，言而有信、勇于担当的故事流传于世。
那么问题来了：以宪法契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秩序，为什么发端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西方式愚笨：契约精神 ▍
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被贵族联军击败，被迫在《大宪章》上按下印章，承诺“国王不得向国民随意征税。”
尽管国王事后以“城下之盟”的理由抵赖，但他和他的后代却始终不敢完全撕毁这份合约。800多年过去了，《大宪章》中的很多条款仍然有效。
英国人为什么这么“傻”？凭什么相信对方一定会信守承诺？为什么不干脆斩草除根？——根本原因就是契约精神。
首先，他们有着共同的基督信仰，共同的底线和原则，这份合约是“以上帝的名义”缔结而成——否认上帝的至高权威、使用最厚黑的手段，或许可以获得眼前的好处，但是既违背内心的道德，也可能会危及子孙后代。
《大宪章》开创了“王在法下”传统，启发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理念：财产权是个人（尤其是穷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神圣不可侵犯。
在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律法才是国王；将权力关进制度和律法的笼子，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人类之所以能够制定文明规则，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跳出了丛林法则，构筑了共同的底线。
正是这种共同的底线，建立起了惩恶扬善的有限政府，明确了个体之间的边界，使每个人都可以和谐相处。那些最弱小的人，也不至于像蝼蚁一样活着。
《大宪章》纪念碑亭，人类历史上首次“驯化利维坦”
其次，稳固的产权和平等的交换，使得多次、重复的交易和博弈成为可能，于是背信弃义的人逐渐被淘汰——这直接推动了契约社会的成型。
自由市场的人们，或早或晚都会明白一个道理：损人利己和舍己为人都是有悖人性的、不长久的。
唯有为了利己而利他的合作共赢，才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令亚当·斯密惊叹的“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
孟德斯鸠则是直言不讳地说：有商业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和法治。
▍契约精神的大倒退 ▍
反观中国传统。自秦始皇以霸道开创君主专制，以“天下归于一统”绞杀了贵族精神和民间自由，中国人的诚信和仁义传统，就出现了大倒退。
皇权之下，官家垄断一切资源，商业没有丝毫空间。
底层不到绝路永远不敢、也无力反抗，上层不到绝路永远不屑、也不懂妥协，直到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无法建立共同的底线，只能在这种“治乱循环”中打转。
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帝国官僚体制的成型，儒家伦理和科举制度逐渐沦为巩固皇权的工具，整个社会沦为一滩死水：很难再有制度更新、自我纠错的可能。
人是会趋利避害的生物。在这种大环境下，为了占据更多资源，人们只能依附于权力，而权力争夺具有不确定性，又增加了财产占有的不确定。
米塞斯曾说：当破坏契约的成本高于（收益低于）遵守契约时，人们一定是趋向于破坏契约。
为什么遵守契约精神，竟然变成了国人眼中“愚蠢”的代名词？
这不是我们基因低劣，也不是没有这个传统，而是自秦始皇以来的制度安排——它遵循的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叙事逻辑，运行千年的是一套破坏契约精神的“逆淘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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