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的问题能否解决, 美帝国的例外论能否成立, 在联邦党人看来, 恐怕首先还要对人世间的 “运气和强力”[1]这一普遍的且根本的问题进行一番深刻的检讨。 汉米尔顿认为: “总是单纯用法律的力量进行统治的思想（我们听说这是共和政体唯一容许的原则），除了存在于那些自命聪明、不屑汲取经验教训的政治学者的幻想之中以外，是根本不存在的。”[2]为此, 联邦党人尤其是汉米尔顿不得不将<<联邦党人文集>>85篇中的至少一半篇幅用来回顾和讨论历史上的 “运气和强力”问题, 尤其是战争问题。因为, 毫无疑问, 战争是 “运气和强力”的最高表达样式， 它近乎神圣。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之前, 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 “目前的邦联政府不足以维持联合”, 存在着 “主权中的主权”这一政治怪胎, 邦联的软弱涣散状态使得新大陆随时有可能堕入战争(包括内战和外战)这一最大的 “运气和强力”的危险之中。[3]然而, 自从新的美国联邦宪法于1787年10月份与美国公众见面并提交各邦表决, 关于它的争论就不绝于耳, 而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就是宪法赋予全国政府尤其是总统的无限战争权问题。在那些执着于个人权利和自由以及州主权的反联邦党人眼里, 联邦党人都是些迷恋光荣和伟大的军国主义者(militarists), 而其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就是设立常备军问题。
由于孤悬海外, 与大陆国家没有陆地边境互相接壤, 使得盎格鲁-萨克逊人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或者说偏见, 即常备军建制(主要指的是陆军, 海军例外)对于自由的民政是一种永恒的威胁。 在他们眼里, 常备军是“罪恶的温床”, “专制的发动机”, “旧世界的天谴”。遵循海洋国家的地理政治传统, 他们更青睐民兵（militia）在保家卫国中的作用。 在他们看来, 常备军乃是大陆国家的土特产, 正是由于其“致命的影响”, “地球上八分之七的曾经自由的民族”陷入了 “奴役”。他们担心, 美国的民主政体最终会在常备军这块暗礁上覆灭。[4] 因为, 在所谓有限的民主政体中设置一个如此无限的权力在他们看来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宁愿把有限中的无限作为一种神秘的经院命题, 供茶余饭后进行智利的消遣, 而不愿把它作为一种自己必须面对的生死悠观的政治问题而予以严肃对待。
如果观察一下参与讨论和制定美国联邦宪法的那批政治精英的背景, 我们不难发现,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军人出身, 战争是他们踏入美国政治舞台的最初历练, 而这种历练使得这些和平的保卫者们成为一个政体的优劣的最佳裁判者。 在他们看来, 邦联在应对战争方面的软弱和无能是当时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也是他们向制宪权进行呼吁的唯一动机。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战争是衡量一个政体的优劣的可靠指南。 在那批美国的建国者中, 颇为引人瞩目的就是亚历山大?汉米尔顿将军。 从少年时期, 汉米尔顿即对战争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22岁时被华盛顿将军招入麾下, 成为其最得力的助手, 几乎参与了独立战争期间所有的军事行动, 被视为美国的恺撒 [5]。 然而, 战争的实际历练并非是其唯一的成就, 他还积极参与了战争之后的建国行动。 他既是一个战士, 也是一个立法者, 前者在于破, 后者在于立。 在《联邦党人文集》85篇文章中, 他更是贡献了半数的篇幅, 而且基本上都与战争的思考有关, 且是整部文集的灵魂和基石。正是这位手执剑柄的将军提出了著名的美国问题和美国例外论。[6]
《联邦党人文集》 的前半部分向美国公众反复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 邦联处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的可怕局面和前景中, 战争(包括外战和内战)时刻威胁着美国的生存, 新大陆随时有可能堕入无政府状态的危险之中。 从文集的结构进行分析, 关于外战的集中论述(第三篇至第5篇)被置于内战之前, 似乎在暗示, 外敌之于国家的生存乃是首要的威胁, 也是各邦联合的最持久和深刻的驱动力。 之所以在对外战争上着墨不多, 似乎在暗示, 国与国之间永远处于无政府的战争状态, 这本身就是个常识, 不需作过多解释。 因为, 从第六篇开始, 论述开始转向 “另外一些也许更加惊人的威胁, 这些威胁多半来自各邦之间的纠纷, 来自国内的派别斗争和动乱”。 这个颇为直率和露骨的断言似乎是说, 如果说外战是邦联面临的长远和永恒的威胁, 内战的威胁也许是最迫切的。 如果考虑到在邦联的体制下, 各个邦乃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那么, 联邦党人似乎在暗示, 如果不将它们置于一个统一的主权政府之下, 新大陆迟早会象旧大陆一样, 堕入各个主权国家彼此交战的无政府状态之中, 内战由此演化为外战。 届时, 各个邦国之间为防止彼此的侵略, 势必纷纷效仿那些陷入军事暴政的欧陆国家, 将本来具有统一和联合之地理特征的新大陆人为地封疆立界, 各自建立起庞大的常备军(陆军),陈兵百万于各自的疆界, 时刻准备着或进行着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
为此, 联邦党人首先考察了战争的起因。关于战争的起因, 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似乎永远是后人不断回溯的源头。 遵循修昔底德的分析, 杰伊认为, 国与国之间之所以发生战争, 既有真实和正当的原因, 也有虚假的和不正当的原因。[7] 在真实和正当的战争理由中, 大致说来, 多半是由于违犯条约和国际法以及直接侵犯对方引起的。杰伊认为, 在一个统一的全国政府控制之下,联邦各州就更便于协调行动, 而且其行动也更加冷静, 审慎和理性, 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战争。 即使是偶尔给其他国家造成了正当的战争理由, 一个团结起来的强国提出的道歉、解释和赔偿, 也更有可能被对方谅解和接受, 从而避免战争的风险。 在杰伊看来, 由联邦宪法结为一体的美国能够获得更多的外交实力和斡旋的空间, 从而避免战争, 保持和平。 而且, 基于海岛国家所特有的对盟友和盟约的高度不信任, 他甚至认为, 战争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 条约和国际法有时根本没有约束力, 尽管你千方百计想避免战争, 但战争却会主动找上门来。“不管这是人性的多大耻辱，一般国家每当预料到战争有利可图时，总是要制造战争的。渴望军事上的荣誉，报复私仇，野心，或者为了履行能加强或帮助自己家族或同党的私人盟约。这些动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只有首脑人物才会受到影响的动机，往往使他进行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非正义战争。”他进而认为, “战争的动机可能起因于这些情况，也可能起因于目前还不很明显的其他情况。他们还知道，当这种动机起作用的时机到来时，不愁没有进行掩饰和辩解的托辞。”[8] 因此, 联合和一个有效的全国政府可以使美国人处于和保持在一种不致引起战争从而有助于制止和阻碍战争的状态。
联邦党人认为, 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讨论和思考, 都需要借助常识发现其中的基本真理或首要原理, 然后把它作为以后所有推论的根据。 在几何学中是这样, 在政治学中同样如此。例如, 没有原因就不能有结果，手段应当与目的相称，每种权力应当与其对象相称，注定要影响一种自身不能进行限制的目的的权力，也应不受限制。这些原理在根本上源于常识, 且为其自然和纯朴所支配，以致它们以几乎同样不可抗拒的力量和信念唤起健全而无偏见的人们的同意。否则, 必然是由于知觉器官的某些缺点或失常，或者由于某些强烈的兴趣、情感或偏见的影响。[9] 联邦党人认为,政治学中的最大常识和首要原理应该是安全原则, 既要防范外国军队和势力的威胁，也要保证防御由于国内原因而出现的同样威胁。[10]然而, “因为不可能预测或规定国家发生紧急情况的范围和变化，以及符合需要的方法的相应范围和变化……对保卫安全的权力从宪法上加以束缚，都是不明智的。”[11]在这里, 联邦党人所说的 “紧急情况”就是战争, 它既包括外战, 也包括内战。关于战争, 联邦党人多次提到它的 “无限性”, 由此而倡导联邦政府的无限战争权, 以及由此而来的无限的征税权:
为了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的是非曲直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不妨谈论一下需要联邦政府征税来维持的对象和需要州政府征税来维持的对象之间的比例。我们会发现，前者完全是无限的，而后者则限于非常适当的范围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视野限于目前时期，而要瞻望遥远的未来。……由于未来的意外事件可能发生，所以就应该有一种为它们作准备的能力。又由于这些事情的性质不可估量，所以不可能有把握地限制那种能力。……除了由于可能发生突然事变而规定一种无限权力以外，我们又能停在什么地方呢？虽然一般说来很容易断定，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作出应有准备这点是有可能作出合理判断的，然而我们不妨要求那些作出断定的人提出他们的论据，可以肯定这些论据会是含糊而不定的，就象提出确定世界可能存在多久的任何论据一样。只限于预料内部袭击的意见，是不值得重视的，虽然那些预料也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推测。但是倘若我们要想成为商业民族，有朝一日它必然会成为我们能够保护这种商业的政策的一部分。维持一支海军和进行海战，将会包括一些政治算术无论如何也计算不出的意外事件。[12]
从上面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 联邦党人认为, 一个国家的政体要想长治久安, 必须要具备应对“未来事件”的战争能力, 由于那种事件是突然的, 不可知的, 甚至是无限的,因此一个政治体应该具有足够的力量和弹性来应对那种突发事件。值得注意的是, 在上述对于 “未来事件”的论证中, 联邦党人提到了宇宙是否永恒的问题, 然后提到了海洋和海战, 从而大大增加了 “未来事件”的修辞效果。在异教的古典时代, 人类对宇宙的永恒性似乎有一种先天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从根本上源于坚实的陆地这一地理基础和存在;但近代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到来, 无限的动荡不居的海洋袒露在世人的面前, 这使得古代以陆地为中心的宇宙论秩序受到动摇, 再加上犹太教-基督教的 “无中生有”的创世观成为近代西方各基督教民族的常识, 来自海洋这一地理层面的偶然性和来自创世论这一超验层面的偶然性共同加剧了 “未来事件”的偶然性和无限性。而这一切的最终落脚点乃是战争以及应对战争的政治制度。 因为, 紧接着, 汉米尔顿就提到了作为建国原则和出发点的战争:
从人类历史来判断，我们将被迫得出结论说：战争的愤怒和破坏性情感在人的心目中所占的支配地位远远超过和平的温和而善良的情感；而根据对持久平静的推测来建立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指望人性的比较软弱的原动力。[13]
他似乎主张, 一个国家的政体应该建立在人类最强烈的激情即战争这种激情之上。在这个意义上, 联邦党人似乎认为, 美帝国要想通过 “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 而不受制于 “运气和强力”这一神圣力量的支配, 首先要考虑的正是战争这种 “运气和强力” 的最高体现形式。在联邦党人看来, “战争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是一门要用努力、坚毅、时间和实践来获得和完善的学问。”[14]
在此意义上, 联邦党人的建国方略表现出了与霍布斯的利维坦构想完全相同的出发点(战争)和行动步骤(建立在同意基础之上的社会契约), 以及相同的精神意向, 即试图克服自然性的 “运气和强力”（亦即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 施之于古今各种政体的兴亡循环律,建立一个永恒的海洋帝国。
注释：
[1] 联邦党人所谓的“运气和强力” 就是霍布斯等人所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中的著名假定 “自然状态”。
[2] 汉米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 第28篇,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3] 汉米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 第15篇,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4] 参Richard H. Kohn, <<鹰与剑: 联邦党人与美国军事建制的创造(1783-1802)>>（Eagle and Sword:the Federalist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ilitary Establishemnt in America, 1783-1802）, the Free Press, 1975。
[5] 但他本人对此不以为然, 他宁可将自己称为帕布利乌斯。 他认为恺撒并没有解决罗马政制的最大难题, 即如何协调共和与帝国这两种似乎是互为水火（水元素与火元素在美国政体中获得了首次纯粹的和解，参本文注释41）的统治原则, 并将其统为一体。 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篇第一段里, 汉米尔顿提出了所谓的美国问题以及美国例外论, 显露了超越罗马帝国的野心, 即建立一个共和的帝国, 这个帝国将植根于公民的 “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或者说人民的 “同意” 这一基础之上。 在联邦党人看来, 在美国之前, 历史上所有曾经冠以 “共和”之名的政体皆是徒有虚名, 与真正的共和国不是一回事, 它们毫无例外地建立在对内阶级斗争、对外军事征服的陆地性贵族制统治原则之上，遭受着 “运气和强力”的随意摆布。 他们认为, 真正的共和国应该建立在人民的 “同意” 这个 “一切合法权力的洁净的原始的源泉”基础之上，实现真正的政治和解和政治联合。 参<<联邦党人文集>> 第1篇, 第22篇, 第39篇,第 49篇, 等等。参Karl-Friedrich Walling《共和的帝国》（Republican Empire: Hamilton on War and Free Government）,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9年。
[6] 汉密尔顿的军事 、经济和政治思想对游历美国的德国人李斯特影响深巨, 直接促使后者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 这本书奠定了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帝国霸业。 参Edward Mead Earle编，<<现代战略家: 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1年, 页117-154。
[7] 汉米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 第3篇,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8] 汉米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 第4篇，前揭。
[9] 汉米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 第31篇，前揭。
[10] 汉米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 第3篇，前揭。
[11] 汉米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 第23篇，前揭。
[12] 汉米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 第34篇,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13] 汉米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 第34篇,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14] 汉米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 第25篇,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原文发表于刘小枫/陈少明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2006年1月，第11期），有稍许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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