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中国人只有两种故乡 36年前的春节供应，你还能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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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故乡有两种经典的文学描述。

一种是鲁迅式的。鲁迅著名小说《故乡》的开头这么写：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萧索”、“没有一丝活气”，鲁迅两个短句就定了故乡的基调。虽是小说，大致是鲁迅对浙北故乡（绍兴）的观感。这种观感不止见于《故乡》这篇小说，鲁迅早期小说笔下的故乡大多是衰败、萧索的，人物也多是凄惶、苦楚、悲凉的（闰土、杨二嫂、阿Q、祥林嫂）。

另一种是汪曾祺式的。汪曾祺是怎么写故乡的呢？老先生文集里随便举一段：

“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桔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长天。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停泊在御码头一代的船上正在烧饭。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二丫头……回来吃晚饭来……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选自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乡》）。

片段节选太短，不能道尽汪曾祺对故乡的眷念。实际上，汪曾祺关于故乡江苏高邮为背景的小说、散文无一不是如此深情蕴藉。

鲁迅的《故乡》发表于1921年，汪曾祺记述的时代亦为1920年代，同一时代，一个浙北，一个苏中，两地相距不算太远，但文学书写的基调却并不相同。

想想，中国人真是很有意思。大概100年后，今天中国人对故乡，尤其对乡村的描述大体是不是还是没逃出这两种范式？

农历戊戌年春节就在眼下，大规模的回乡见闻（文学描述类和感想议论类兼有）尤其一些爆款文、奇闻怪谈想必正在路上。回想这些年的著名回乡爆款话题或新闻，无论是博士回乡手记（2015年春节爆红文章）还是上海姑娘因为在江西一顿年夜饭甩掉贫困村出身的男朋友（2016年春节引起全国关注，甚至惊动司法机构），无论是传统媒体组织的舆论引导类正能量新闻采写，还是自媒体人的虚构＋非虚构、自身经历＋嫁接他人故事的混合体感想，大致无非这两种体例。

一、汪曾祺就是我的故乡

你回到的故乡，是鲁迅的，还是汪曾祺的？或者，你眼里的故乡，是鲁迅的，还是汪曾祺的？

无论你知不知道鲁迅或者汪曾祺，其实这是在这匆匆几日返乡过程中，注定要发生的分歧。当然，很多人或许是复杂的。故乡的颜色或许既有温情柔软的暖色调又有荒凉坚硬的冷色调，只是比例多少的问题。

于我个人来说，或许可以夸张地说，汪曾祺就是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与汪曾祺故乡江苏扬州高邮相隔不过一两百公里，语言、吃食、地理、民俗都相当接近。

我的怀乡病不需要回乡，换句话说，我不需要通过嗅觉、味觉、听觉、视觉与故乡接触，只需要打开汪曾祺的文章看几段就能治愈。且不说汪曾祺小说散文里的具体情节，单是那些时不时蹦出来的方言童谣以及本地风俗、掌故就会让人心里咯噔一下。

“巴根草，绿阴阴，唱个唱，把狗听”（《茱萸小集》），“我小时候是个惯宝宝”（《大莲姐姐》），“坛的四面长满了荒草，草丛中有枸杞，秋天结了很多红果子，我们叫它狗奶子”（《我的小学》），“我母亲叫她小新娘子”（《我的母亲》），“他爱吃长鱼汤下面”（《我的祖父祖母》），“我们叫她小姑奶奶”（《我的家》）。

上面摘录的不少方言名词外地人或许并不知道意思，但在江淮泰杨方言区一带，这些方言是很老派的，在我们那里的乡野村夫讲起来，甚至会有些粗鄙，到了汪曾祺的文章里，却显得雅致灵动。这些语言，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祖父、祖母说起，但最近几十年，老派方言正在退化消失。汪曾祺的文章勾起了我很多童年的回忆。

汪曾祺笔下的故乡——“我们那里”

当然更不用说汪曾祺小说名篇里那些美得如痴如醉的画面：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受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苇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支一支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

《受戒》插画

芦穗、划桨、蒲棒、荸荠、野棱角、水蜘蛛、长脚蚊子，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熟悉的名物。像明海和小英子那样懵懵懂懂的初恋一样的友谊，我或多或少也拥有过。当然，汪曾祺的笔下不只有这些，而是一个苏北县城的人情世情。他详细地描写他的小学、中学老师的故事，描写城里乡下的各种人物，文人墨客、商贾胥吏、走卒贩夫无不活灵活现。这些人物的影子，我童年在故乡都或多或少见识过，汪曾祺的文学描述让我的故人瞬间从童年走进现实。

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的故乡出了一个汪曾祺。同理可推至湘西、浙北、北京，因为那里有沈从文、周氏兄弟、老舍。人工智能领域有一块技术叫做“虚拟现实”（VR），所谓虚拟现实，可以算是一种模拟环境，人能够体验到一种自己希望体验的环境，这种环境虽然是虚拟的，但由于技术足够厉害，环境足够真实，体验感相当逼真。

如果真有这种技术，不知道多少人愿意模拟童年和故乡。但我却觉得，汪曾祺的文章或许是更高级的虚拟现实。在他的文章里，我的故乡没有失踪。

二、故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但在现实中，故乡或许未必是失踪，起码是失联。我对故乡未必完全是鲁迅式的观感，但跟他很像的是，我几乎不会回去了（鲁迅1910年代到北京教育任职后几乎很少回绍兴老家，即使晚年长期生活在相距很近的上海，他也坚决不回去）。

这里涉及到对即将出现的大规模回乡叙事的母题的判断，中国人的故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更直接地说，乡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98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不足20%，换句话说，那时候的10亿人口中，有8亿都是农村户口。应当说80后90后一代大部分仍然有乡村经验，更不用说50后、60后、70后（00后一代的比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每年春节，这个话题始终逃不过。对乡村的现状，大致是有共识的，建设衰败、环境恶劣、道德滑坡、礼仪崩坏应该是普遍现象，但原因众说纷纭。

媒体进行了大量现状描述，评论家也进行了不少分析，但我总觉得，缺少直接纵向的对比（要知道现在的不好，先得知道过去是怎样）。

这就是文学的好处，也是汪曾祺的意义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总体来讲都是现实主义的，其小说也是有名的散文化，虚拟色彩很少。根据汪曾祺小说散文的描写（主要是其关于故乡高邮的部分），我们会发现乡土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强的特点：阶层、年龄、分工呈现正态分布状态。一个县城以及县城的腹地乡下构成了一个独立有机社会生态，各种职业、阶层、年龄的人按照社会分工自然分布，换句话说，只要这个生态本身不出现巨大天灾人祸，它就能够岁月安好地运转下去。

反过来说，今天或许整个中国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整体生态，但只有大生态的平衡，没有子系统的平衡。比如，有可能中国劳动力结构整体均衡，但在某些地区职业分布相当不均衡（导致社会运行失衡），比如，比如整个农村地区的年龄分布，都出现巨大失衡。乡村里，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全国老龄化比例（60岁以上）已经高达近20%，但是农村的老龄化更加严重。

汪曾祺笔下的世情社会还有一个特点，人与人之间是充满着连接的，生活中的非功利连接（我们老家叫做“来往”）非常多，因此，产生很多“人情”。这种人情是一种软力量，让这个生态系统得以不那么荒凉地维持下去。但在当下中国，不独是乡村，就是在城市，人与人的非功利连接都相当少，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仿佛是人与人连接的唯一正当性来源。中国农村原本是保留很多人情传统的，但最近二十年，亦已破坏殆尽。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对故乡越来越隔膜。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宁愿躲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怀念过去，宁愿将爸妈接到身边过年，也不太愿意回乡。在故乡，春节时突如其来的人与人的连接（无论是跟亲戚还是乡邻）总体是突兀的、尴尬的，体验不太愉快。

汪曾祺笔下的那些风物还在故乡，从来没有消失，但它们与我好像关系不大了。其实不难理解，那些风物在我们的情感中之所以有地位和温度主要还是跟当时的人事有关，人事人情不再，风物亦不再入脑入心。

三、有情世间，还是要让它值得

最近流行一句话，“人间不值得”。

这是一种戏谑、反讽、玩世的态度，用在娱乐精神上没所谓，但在某些问题上，似乎无法真正浇心中块垒。

得再说到鲁迅。上面说了，鲁迅笔下的故乡和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并不同。鲁迅笔下也有闰土，汪曾祺笔下也有悲剧人物，在悲悯性上，二位有相当的重合。但是，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即使是负面性的，多数也是含着理解同情，汪曾祺的态度总体是通达的。鲁迅跟汪曾祺不同的是，对他笔下那些看不过眼的人物，总体是批判的，不留情面。

然而，如果深究鲁迅，在尖酸刻薄以及不动声色的鞭笞后，你仍然会看到他的文字中内蕴着极深的感情。鲁迅的《故乡》总体肃穆，可是写少年闰土那一段，多么明亮用情，鲁迅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长妈妈，写范爱农，以及《朝花夕拾》里随处可见的回忆，均可见，鲁迅对故乡感情之深，恐怕不在汪曾祺之下。

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

换句话说，鲁迅对故乡之“没有一丝活气”的描写，对杨二嫂、阿Q等势利猥琐人物极尽嘲弄，可是最终没有变成戏谑游戏式的“人间不值得”。“眼极冷，心极热”，对鲁迅的这句概括亦可用到他对家乡的态度上。

过去四十年里，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乡土中国的消逝，没有之一。这一巨变仍然在过程中，但已经走进下半场。中国国家统计局2月4日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经高达58.5%，城镇人口已经达到8.14亿。乡土中国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萎缩乃至消逝。

但这不意味着宏大叙事下的每个个体的命运都可以被忽略，个体到一个县城，一个乡镇，一个村庄，一个个体农民（农民工）。同样，就算所有人进城，也不意味着中国的问题就被解决。或许可以反问，那些到了城里过年不再回乡的人，他们在城里解决了孤独和虚空吗？或者再问，当乡土中国消逝，城市中国或者城乡中国如何让中国人拥有归属感。中国人丢失了故乡和乡愁，并不仅仅是因为故乡在物理上的消逝，更重要的是，大家似乎丢掉了人与人的温情连接，丢掉了道德秩序和心灵秩序，丢掉了安生灵魂的有效途径。

无论是鲁迅的眼，还是汪曾祺的眼，无论是看上去冷还是淡，都饱含深情。这有情世间，我还是希望它值得。

看到1982年初的一条新闻剪报，标题是：春节定量供应主副食品二十种。

把这二十种食品逐一细看，可以部分还原36年前的百姓生活。

春节定量供应主副食品二十种

鱼：每人一斤，供应时间十天

特意有提醒了供应时间，说明在指定的那十天里如果不去买鱼，就等于自动放弃了一年中唯一的吃鱼机会。

鱼，就一个字，不附带任何额外说明，因为全年只配给这一次，满心的感激和期待，没人会计较究竟是江鱼还是海鱼，只要它是鱼，只要烧出来是鱼味。

印象里，那几年见过海杂鱼，也买过淡水鱼。北方的冬天，鱼冻在半透明的大冰坨里，副食店的人举斧头砸冰取鱼，冰碴四溅，人声喧沸。从冰里敲出来的鱼们直挺挺短铁棒似的，互相磕碰起来邦邦响。无论怎么说，过年有鱼了。

海鱼常常不大，十公分上下，适合做酥鱼，鱼洗干净，喷白酒去腥，锅底铺白菜，鱼紧紧地贴着白菜排进锅里，一层白菜一层鱼，最后用白菜封顶，加葱姜蒜，加白糖酱油陈醋，好像要煮几小时，感觉很久很漫长，直到骨头酥软，小刺也可以吃，一点没浪费。

鸡蛋：每户三斤

这是1982年了，在城市的边缘，已经能见到卖鸡蛋的小商贩。其实，北方农村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有用实物换鸡蛋的。80年代的城乡结合部，遇到挎篮子的，走走停停，遮遮掩掩，看那诡异四顾的眼神就知道有应季的东西卖，或者鸡蛋或者樱桃或者海棠。

小商贩多避开中心城区，知道“投机倒把”是要被抓的。

最先敢出街卖鸡蛋的，往往是村子里出身最好的，地主富农的子女万万不敢。

那些年的城市里一直有在街巷楼房间角落旮旯里养鸡的，早上经常有公鸡打鸣，当然，胆子大的自然也是出身好的。

那时候照样讲人情世故，真有需要时，装几十个鸡蛋去送礼不算稀奇。什么年代的人都不讨厌鸡蛋，特别在物质匮乏时，它是万能的礼品。

鸡：每户一只，重量二斤以上

剪报里说，鸡的供应时间只有八天，可见鸡和鱼的珍惜程度差不多。

冻硬的鸡都在摊位上，蹬直了腿，脖子伸老长，好像心里特难受，嘴巴都是张开着的。不问斤两，抢到一只就是好的。

有些不忘老规矩的人家会偷偷在年三十煮好的全鸡摆上供桌，燃三支香。灯光下，鸡脖子扭转，眼皮耷着，翅膀夹着，上下的喙还是张得很开。仪式常常是最简略的，摆不了多久，鸡就撤到餐桌上，眨眼就被分吃掉了。

1982年，当时我们住的街口已经不再光秃秃，有饭店在营业，连店门上挂幌儿的习俗也恢复了。那之前的十几年，饭店顿减，破四旧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幌在一夜之间都被销毁干净。新饭店的幌儿在冷风里飘着红穗，棉门帘下摆拖着雪，即使在饭点儿也很少客人。十年不下馆子了，人们好像只习惯关紧门在家里吃饭，去饭店要带盆，菜装回家来吃，就像现在去打包。

街口那家饭店有一道菜是香酥鸡，记得一只3块7毛5毛。刚毕业大学生的月工资是46块5毛，一个月的工资能买12只香酥鸡。

1984年在北方城市，两个人吃一餐六七个菜，十块钱。

同样用十块钱，1983年春天在四川都江堰，那次是诗人顾城请客，十个人围一圆桌，有啤酒。

四川什邡县食品部门职工加工板鸭、香肠等传统食品，供应1982年春节市场需要

牛肉：回民每人三斤

估计这份报纸是西部的，因为只列出了牛肉。

每人三斤肉，这个量不少了。从1960年代初每人每月供应二两肉，到1980年代初月供三斤，已经是相当大的改善。至于肥瘦，没人挑剔，能有买到肉还说什么呢，还想挑肥拣瘦？

粉丝：每人二两

有人会不理解粉丝也限量？粉丝来自绿豆，所有的豆类都属于粮食，所有的粮食都在配给范畴。

块豆腐：每人二十八块

印象里豆腐票常常是一长条，印刷也最简陋，而当时最正规的是全国统一发行的布票粮票。

有人自己动手画公交车月票，画电影票，这些人才估计画票证也不难，最容易造假的应该就是豆腐票。伪造票证如果被检举揭发，会以破坏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定罪。

大葱：每户二斤

估计发布这个新闻的城市不在山东和东北。北方大葱不是纤细的南方小香葱，两根就可能有半斤。可能是寒冷的关系，东北农民的饮食习惯是可以没有菜，不能没有葱，做苦力的喝烧酒的，冻得团团转烤火炉的人们没大葱下饭，那得多落魄。

白糖：每户三斤

那年代迷信白糖，好像糖和治病保命紧密相关。农民家里招待贵客的最高待遇不是倒茶，是端上一杯滚烫的白糖水。有些病人凭医生开出的诊断证明可以多供应糖。

现在的科学说我们完全可以不吃糖，谁知道呢。关于糖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安慰剂，好像也是科学说的。

1982年春节期间，特级售货员张秉贵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组柜台服务

卷烟

剪报中在这一条后面有各种备注，可见抽烟的人普遍认为有细分的必要。

这条新闻发布时间是1982年1月，正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上大学前，下乡插队四年期间，我看到多少人就靠有烟抽有酒喝活着，只要是烟是酒，无论优质劣质。

我知道的最便宜的卷烟是八分一盒，抽烟的人叫“八分损”，可见即使那时候在民间，对贫穷也多鄙夷，并不见赞赏。八分钱的烟，农民照样抽不起，他们自己卷烟叶。乡下供销社卖卷烟纸，从没见有人买过。农民常跑到知青这儿来找纸，后期的知青也抽不起烟卷，也开始卷烟叶，也在到处搜罗废纸。

有的父亲把孩子刚写的作业撕成条，卷烟抽了。家长普遍不在意老师，老师低声下气的十几年了，大家都习惯了。

优质酒：每户一瓶

优质酒是装在玻璃瓶里，有盖子封瓶口的。散装酒就不一样了，无论城市乡村，当时到处都能买到散装酒，盛在大桶里，用提漏一两一两地打，很多孩子还没上学识字，已经能帮爸爸爷爷打酒了。优质酒一定得是白酒，不是啤酒果子酒，后者没劲，喝酒的人这么说，要那么大的劲做什么，借酒浇愁吗。

喝多了的人在大街上在有轨电车上踉跄，或者顺着路边倒下去。北方冬天的早上，天亮得晚，街边浅蓝色的积雪堆下，卧着喝醉酒的，可能躺了大半夜，零下二十几度，不知道还活着不。类似情景每年冬天都能遇到，这种人叫“死倒”，1984年还见过，1985年春天我就离开北方了，以后这三十多年，冬天回北方只有一次，只有几天。

食油：每人一斤（花生油四两，香油一两，菜籽油半斤）

在维持最低供应的上世纪60年代，食用油每人每月只有一两。家里人口多的自然供应的油也多，可人口多常常更贫困，买不起细粮和油，民间出现了私下的粮油调剂，花生油贵，菜籽油便宜，你家的花生油定量给我家，我家的菜籽油定量给你，用贵的油换便宜的油，每月可以节省几块钱贴补家用。

瘦肉不受欢迎，很多人一看见板油就排队，弥补食用油的不足。

记得有老人说，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是白糯米饭拌一勺白糖，外加一勺白猪油。

麻酱：每人一两

麻酱不是生活必需品，不过，全家可能只有一小瓶，整整一年只有这些。

麻酱或者白糖，平时得由大人发挥全部聪明才智把它藏好，如果给孩子们摸到了，一会功夫就能消灭光。曾经听一个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的安徽人讲，他趁家人不注意，吃光了大半坛子豆腐乳，他妈妈发现后先是惊呆，随后哭了，她问儿子：不咸吗？

站米：扣除每人定量中的六斤

不知道什么是站米。也许是把黏米写错了？这么多的黏米，配合前面供应的牛肉，更证实了是西部城市。

在普通人大约每月二十七斤半斤的定量中占六斤，说明不算很珍贵，不属于细粮。

富强粉：每人调剂三斤

一看见“富强粉”这几个字，本能地想到国家繁荣富强，这就是时代强力打下的印记吧。

北方人没有面粉好像不能过年了，总不能用米粉或者玉米面包饺子。

富强粉是白得晶莹的麦子精华，平常的月份每人只供应一斤。当年把全麦叫黑面，它比富强粉粗糙，比玉米面要好。当时的馒头多是混合面的，玉米面加黑面。

带午饭的学生们暗中窥探别人的饭盒，馒头的颜色是白还是黑，就是区分家境好坏的标准。

黄豆：每人调剂一斤

黄豆可是好东西，可以生豆芽，可以磨面，兑在面粉里会微微发甜。在常以物易物的农村，还可以换豆腐，换小件生活用品。

插队时候，有一次参加农田水利建设，我在敬老院住过。1970年代的敬老院，形容那些老人可远不止是白发苍苍，甚至不止是衣衫褴褛。老人们哆哆嗦嗦，移动到秋天的田地里，捡收割后漏掉的豆粒，稀世珍宝一样一粒粒装进随身的小布袋。到了冬天，在暖阳里靠着黄土墙，豆粒换来的一块嫩豆腐托在手上，一大口全吸下去，满脸的皱纹，满脸的享受。

农妇们用黄豆磨成面兑进黄黏米面里做成“扛饿”的干粮，冻硬了储藏好，春天，丈夫下地做重活儿时才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