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鲁克·拉尔默 译者：灯塔学院 刘舒婷
本文转载自：经济学人集团杂志《1843》
下飞机
当飞机在降落在爱荷华州时，范一佳（音译）看见一大片黄绿相间的玉米地延伸到地平线尽头。这位爱荷华大学的大一新生来自中国的浙江嘉兴市。从嘉兴飞到位于美国中西部这个地方，她用了二十四小时，中间还错过了一次航班。
疲惫的她早已习惯了大城市里四百万人口的拥挤，眼前开阔的玉米田反倒让她感到有点儿迷失，“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这里。”
在错过航班前，范一佳以英文名 Sophie 联系过“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一家由中国政府资助、学生自我管理的组织，到机场接机并将其送往校园。
但误机使她不得不取消接机预约，转而联系另一家可以到机场接机的组织“国际桥”，这是一家基督教福音会的扩展服务机构。
这家基督教组织在网上广告中说：“你是不是感到很疲惫且困惑？这时如果有人能在机场迎接你是不是也不错？我们很荣幸能在你抵达美国的时候欢迎你的到来。”
在行礼提取处，一位年轻的美国人热情地接待了苏菲并帮助她把手提箱装入面包车中。穿过以平原地形为主的爱荷华市只要半小时的时间，但他每一分钟都在谈论国际桥组织的所有活动，以及可以帮助她解决的一切生活问题，例如带她乘车到当地的商店、帮助她搬进新公寓、专人陪她练习英语等等，“他很友善”，苏菲说，“我觉得我不能说不。”
即使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变得更加疏远，但是民间关系的流动却呈现相反的态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涌入美国大学。
现在已经有 32.8 万的中国学生在美学习，这一数字是十年前的五倍。美国的教育系统对中国学生渴求极大，因为后者几乎占据美国一百万国际学生的三分之一。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中没有任何一点能够连接如此多的人口，也没有任何一点对于未来一代人。
这些出生在中国经济繁荣后的幸运一代，并不是来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有 120 名梳着清朝辫子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那时候，他们的皇帝要他们“向野蛮人学习”，以帮助鸦片战争失败后落后的中国现代化。
美国官方看到了向中国精英后代灌输所谓的美国价值观的机会：民主与基督教。
个人野心
目前中国学生大量涌入美国不是由国家驱动，而是由个人的野心驱动。
一方面获得一份外国大学学位在中国可以得到尊重，同时有些人也把它视为家庭发展的尝试，争取获得绿卡以便最终能够锁定在美国定居的身份。上海一家叫胡润的研究机构，它 2016 年调查的结论是六分之五的中国富裕家庭计划将儿女送往国外大学读书。
中国人的学费帮助资金短缺的美国大学存活下来。去年中国学生向美国经济贡献了 114 亿美元的学费和其他支出。“政治家总是谈论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 爱荷华大学政治系唐文方教授说在 1982 年赴美国攻读硕士时说，“实际上中国学生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
没有哪个州比爱荷华大学更渴望中国学生了，它对中国学生的痴迷源于当地毁灭性的水灾和州财政预算的削减。
爱荷华大学的中国本科学生的数量已经从十年前的 47 名跃升为今年的 2012 名，约占该校本科国际学生的 80%，仅学费和食宿费每年就增加 1 亿多美元收入。
如同美国其他大学一样，由于短时间内外国学生的大量涌入，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和美国学生都没有时间适应。其结果是，本来应该视为有意义的文化碰撞却成为机会错失。
数量过多的中国学生群聚反而致使一个相互隔离团体的形成。许多中国学生只讲中文，只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只参加中国人组织的活动，并且在只有中国人的汽车俱乐部里炫耀豪华车。
中国政府和基督教团体也许有意争取中国学生的关注，但是其他团体就没有多少兴趣。大多数中国学生最终漂浮在轻浮的泡沫中，远离了本来期望沉浸其中的多样化的教育环境。“走出自己的舒适圈需要极大的勇气，”索菲谈到，“大多数中美学生甚至都没有尝试去做。”
豪车竞赛
在秋季里十分干燥的一天，乔纳森·侯，一名染着醒目金发的二十一岁的中国学生，正开着他的新玩具：一辆价值 $86,000 美元的白色奔驰 C63S ,在校园里晃荡。
“这是爱荷华全城唯一的一辆，”他说，同时抱歉地看着车牌在后座地板上滑来滑去。因为审美的原因，他尚未把车牌固定在隔板上，他说：“我不想碰伤保险杠”。
奔驰 C63S 只需 3.8 秒就能从零加速到每小时 60 英里（每小时 97 公里），但是乔纳森·侯今天只能在老旧的克林顿街的铺面间缓慢行进，这是校园的主要干道。
他想炫耀自己的豪车，但是不成功，至少对那些正在过马路戴着棒球帽的美国学生来说。
那些年轻的美国小伙子们路过时扫视这辆车，看到里面是一个中国学生，不禁窃笑。
乔纳森·侯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对老市政厅前的饮食广场，当地人称为中国聚居区，那里聚集的中国学生更感兴趣。他沉浸在被中国学生羡慕的目光中，同时扫视着其他高档车。
他的特别版奔驰并不是这个城市唯一的豪车。高档奥迪、宝马、奔驰、玛莎拉蒂、米黄色的宾利，街上应有尽有，都是中国年轻学生在开。他向我确认这并不是特别的展示，“这只是爱荷华市最普通的一天。”
这一代的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教授 1982 年到美国读硕士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只有 40 美元，那时候的他还依靠洗盘子来挣学费，班里美国同学拥有的彩色照相机对他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富有。
“今天角色完全颠倒了，”唐说，“现在轮到当地的美国学生摇着头看着中国孩子们开着豪华汽车，这是很多美国学生一辈子也无法负担的。”
乔纳森的父亲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一名官员，母亲是个商人。他们曾听说过富二代挥霍着家长的钱在美国迷失自我。在他获得父母同意来美国之前，需要证明自己是有责任感的人，于是他在暑假里去福建省支教。
“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无法管好自己，”他解释道，“他们酗酒、打麻将、旷课。” 乔纳森不抽烟不喝酒，在 Tippie 商学院学习刻苦，始终保持 3.3 的平均分。“一学期后我的父母放心了，他们看到我能够把握好自己。”他说，“现在没人管我做什么，我自由了。”
豪车已经成为中国富二代在美国校园里耀眼的标志，并且成为美国和中国学生间日益增大的鸿沟。
根据爱荷华州统计，注册登记的豪车数量在 2012-2014 间增加了三倍，从那时至今，购车热潮持续增长，伴随着卡拉 OK 酒吧和奶茶店的兴起，其数量已经超过了爱荷华州内的星巴克。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生是有经验的驾驶者，乔纳森购买他第一辆车时，只上过四小时驾驶课。当地的售车经纪告诉我，他常常在交给那些中国客户豪车钥匙前，给他们上第一次驾驶课。即使这样，仍然有些人不购买保险。
去年，一位中国女学生买下 Porsche Cayenne ，但她没有买保险，其后不久车子就撞在了停车场墙上。这都不是事，因为她马上又买了另一辆。
乔纳森倒是很小心地给他的奔驰车上了保险，不过他的档案显示，这位富有的中国学生，有多项超速罚单、赛车记录，这使得他的汽车保险费远远高于本州学生的学费。
我再一次见到乔纳森是十一月初，他的头发已经不是金发，上面染成铁灰色，侧面剃得很短。“我在芝加哥理的这个发型，”他说。
他刚刚从中西部的最大城市回来，一次七小时的往返车程，目的只是取一条私人订制的嘻哈牛仔裤。理发是他给自己的奖励，正如开着 C63S 在高速上兜风一样。这辆车还只买了几个月，但是他已经盯住了下一辆，一台樱桃红的阿尔法罗密欧赛车。
他给我看 IPhone 上存的照片，“这是爱荷华城里唯一的一辆。”
乔纳森·侯与他的奔驰 C63S
语言障碍
但并不是所有中国学生都这么潇洒。
在 Java 大楼一间普通的住所里，Haddy Zhang 正在艰难地阅读一篇关于伊斯兰妇女的文献。因为不久之后她需要用外语写作一篇关于她所不熟悉的信仰问题的期中论文，但她的教授已经警告过她不适当地使用注解和抄袭文章的问题。
这和中国学生在国内所受的教育不同，在那里他们习惯于在考试时复述别人的内容。“很困难，”她说，“写不出自己的语言。”
Haddy Zhou 是前中国青年乒乓球运动员，曾经在北京什刹海体校学习过很长一段时间。但她的教练曾经为了纠正她正手抽球动作而打过她。
她的父母后来不让她在体校学习，因为他们发现中国的教育体制太残忍，所以他们给她报名上了一所国际学校，学费一年 15,000 美元。一旦上了这样的学校，她只能选择去海外大学读书。
Haddy Zhou 的托福成绩只有 78 分，对于大部分学校来说都太低了。
负责帮她准备留学申请的国内申请机构建议她申请爱荷华大学，这所大学不仅录取率高，国际生高达 70%，并且每年还有 150 个额外的附加录取名额给予那些托福分数低于最低录取线 80 分的人。
这些学生在正式入学前还必须参加语言强化课程，这样的录取方式也使得爱荷华大学收入更多的学费。在决定申请爱荷华大学后 Haddy 又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并取得了 82 分，最终她被正式录取。
两年前 Haddy 抵达爱荷华大学时，语言障碍还只是她所面对的困难之一。像许多留美的中国学生一样，她是个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女孩儿。“我那时想知道地铁在哪里，” Haddy 回忆道。
爱荷华州具有独特的魅力，包括美国最知名的作家研讨班，但是她的许多同学都来自乡村，那些第一代大学生还从未见过外国人， 7000 美元的学费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还很困难。
但 Haddy 作为国际生 28，000 美元的学费对她的父母来说不成问题，他们卖掉了北京市中心的一套小公寓，得到了几十万美元的收入。巧的是，买房者也是中国教育体系的狂热分子，他们需要学区房以便使他们的孩子有资格上当地最好的学校。
Haddy 在爱荷华清一色的中国留学生中找到了安慰。当她初次被分到临时住所时，大楼的过道里堆满了上下床，于是她给一位在飞机上遇到的中国女孩发短信，然后就搬到校外与她合住。她的朋友都是中国人，有时候 Haddy 在夜晚临睡时会意识到一整天都没有讲过一句英语。
如此与世隔绝的世界充满了诱惑。
论文代写和枪手
尽管 Haddy 的教授多次强调学术诚实的严肃性，她的社交圈仍旧被那些网络上用中文推销的学术论文和考试的“枪手”所包围，只需轻松点击一下，就能获得大学监考员所不能识别的枪手文书写作。
Haddy 并不受这些作弊手段的诱惑，但有时也会被“团结”的名义绑架。有些中国学生告诉她，一些富有的中国学生花钱支付中产阶级的同胞替他们写论文。一位一年级的中国学生说，她去年偶然发现室友在考试时从另一位同学那里获取帮助，“你们不能这么做！”她告诉她们，她的室友回答道:“是的，但是她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互相帮助度过难关。”
去年，一桩作弊丑闻在爱荷华爆发。
一家在线监考公司的报告称，在爱荷华大学发现至少 30 名学生曾有过作弊行为，这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学生，他们雇用冒名顶替者代替他们参加在线考试。这桩丑闻损害了在爱荷华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的声誉，同时也损害了了爱荷华大学在中国的声誉。
去年，尽管申请人数破纪录，但是爱荷华大学只录取了 366 名中国学生，比往年的中国学生录取人数少了 100 多名。“这件丑闻发生的时间很不利，” 学校的行政主任 Kirk Kluver 说，“很明显受影响。”
Haddy 和她的朋友感到很不公平地被抹黑了，“我很担心以后找工作，”她说，“他们会说，你也是作弊者么？”
因为去年那件作弊丑闻而被开除的学生之一是 Haddy 以前的室友，当时她的签证只有几天就要过期，于是她找到一家专门帮助中国学生处理问题的教育公司，这是教育产业的一个灰色但是蓬勃发展的地带。仅仅过了一夜这家公司就为这个女孩找到 Kirkwood 附近的一所社区大学。
现在这名学生除了被爱荷华大学除名外，仍然和过去一样，住在同一件公寓里，开同一辆车，与同样的朋友游玩，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与此同时， Haddy 却承受着来自父母的压力。
她的父母要求她考入爱荷华大学的商学院，但她的分数显然还不够。她本来寄希望于参加关于穆斯林的网络课程，因为她的母亲是回族人，回族一般被归为穆斯林，这有利于她通过分数限制。
但是现在，面对必须要写论文才能达到分数线的要求，她的信心正在减弱。Haddy 担心，即使她理解课程的内容，她也没有足够的词汇量来让她的表达足够达意，或者正确地引用注释。“我仍旧搞不清，也很担心摘录错误，”她说，“但是我不能违反规则。”
融入美国
自从四分之一世纪前，里根在后竞选途中到爱荷华市的汉堡旅店吃过一顿烤肉卷乡村晚餐，那里就成为了民主之地。当李明健，一位高年级学生，进到店内点了一份“馅饼摇”，一种冰激凌与在 12 种口味的其中一种甜饼的混合物，他和一位美国朋友刚好坐在里根的照片下面。
收银台旁边是“咖啡豆党团”，顾客在罐子里投进一粒咖啡豆代表他中意的候选人。川普可以赢得爱荷华州，但是希拉里以 4139 粒：2304 粒的比例赢得了咖啡豆选举。
Mingjian ，一名来自中国沿海山东省性格外向的商科学生，就拒绝呆在中国人堆里。“我不想浪费时间，”他说，“所以我尽可能参加所有我能参加的活动。”这位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的学生想要了解基督教，所以他参加了“国际桥”的校园会议，并且两次随“国际桥”旅行参加全国大会，会场有几百名中国人的中文分会场。他
成为校园的管理导游员和公寓住宿顾问。“一个中国人管理 38 个美国人，”他说。但是最让他引以为豪的是曾经两次获得大学学生参议员的席位。“我想知道民主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他说。
爱荷华大学的管理层当然希望每个中国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学校生活。像美国其他大学一样，爱荷华大学想尽了一切办法吸引中国学生参与校园生活，但是这一切似乎没有太大成效。爱荷华大学在中国甚至举行了一些介绍活动来促进文化交流，譬如商学院的一对一计划，称为“国际伙伴”，曾经在一次活动中吸引了 300 名参加者。
商科专业大二学生 Zhou Bo，正在上“亚洲政治”课
但是其他的尝试却失败了。曾有一门必修课，试图将国际留学生与当地的辅导员联系起来，“糟糕地失败了，” 政治系教授、前驻外大使 Ronald McMullen说，他曾经教授过这门课程。
“中国学生感觉像是被迫参加了这门课程。最糟糕的是那些自愿报名担任学生辅导员的当地学生，他们本来是希望借此了解外国文化，但令他们大失所望的是，他们发现中国学生毫无意愿参加这个活动。”一学期后，这门课被取消了，虽然现在仍然以选修课的形式存在。
实际上，校园中存在的生活隔离状态很难避免。对于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语言障碍难以逾越，加之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与同族人扎堆相处显然更舒服。
此外，同种语言的美国学生也并不为消除这一状态而努力。“这是一个双向车道，”一名叫 Amber Dawn Miley 的大三学生说，“当地人对其他文化的接触并不多，当我和国际学生外出时，我能感觉到其他美国学生的眼光，他们似乎在说‘你怎么和他们混在一块儿？’”
表面上看起来爱荷华大学很友好，但实际上，不满的情绪在学生私下郁积。
过去几年中，在社交媒体上针对中国学生的冷漠，甚至歧视者时有所见。例如在 2015 年末，就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称：“他妈的，我恨那些在图书馆里讲话、在考试作弊的中国人。”
这个恶意攻击的推文导致中国学生立即发起了一个文化敏感性研讨会。即使到现在，校园里一座主要的建筑物墙上标识字 “Van Allen Hall” 也被人用黑色签字笔改为 “Van Alien Hall（异族人楼）”
更令人沮丧的是，很多中国学生都会遭受到美国学生的炮轰质疑或者居高临下的鄙视，这其中甚至包括了中国在人权、民主和舆论监管方面的缺陷。
这种经历常常把中国学生推向更深的自我封闭的中国蚕茧中。“当美国人谈论政治时我保持沉默，”苏菲说，“不值得和他们争论。”
基督教牧师家的车库已经停满了车，所以 Haddy 把车停在街道一排早先抵达的车辆后面。她是最后一位到达的，这是爱荷华郊外周三晚上的活动，每周一次，帮助人们了解如何处理异国环境下大学生活中的孤独、压力和困惑。
“虽然我有很多作业要做，但是我还是尽量争取来这里。” Haddy 说道，她把身体缩进红黑字母图案的外套中来抵御夜晚的寒冷。“这有助于我适应这里的生活。”
像多数中国学生一样，Haddy 从来没有适应美国大学那种颓废的生活方式，疯狂的聚会和酗酒狂欢已经为爱荷华大学赢得全美顶级社交聚会学校的声誉。
宗教
即使在两年多后，她仍旧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和中国人待在一起，只有周三晚上例外，她会驾车去见 Jarol and Leah Duerksen , 78 岁的牧师和他的妻子。“他们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
Haddy 不仅仅是来祈祷的，也是来打球的。Duerksens 夫妇都是乒乓球爱好者，他们把他们家的地下室改造成了乒乓球室，配置了两张原木桌，明亮的日光灯， 12 英尺高的天花板。
“我们自己设计了整个屋子，” Jarol 说。墙上挂着一幅标语“ Jarol and Leah 的旋球小屋。”一张世界地图上钉满了大头针，标注着客人们的家乡；最大的一群大头针集中在中国东部，这对夫妇最近刚结束一趟乒乓球朝圣之旅。
美国的很多基督团体视中国学生为巨大的潜在皈依者，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宗教信仰空白的一群人，在那个国家宗教活动被禁止。正如 1890 年代时，青年基督会在中国异教徒中引进了肢体健美的基督徒，体育总是作为很有用的吸引方式被采纳。Duerksens 夫妇的名片上写着，“在找到天堂之前……是乒乓球！”
Haddy 走下楼梯的时候， Jarol 和 Leah 正在和两个中国客人在旋转和抽球中对打乒乓球。“厉害！” Jarol 大喊， Haddy 一边娴静地微笑着，一边拿出球拍，她是大学里女子乒乓球队的最佳球员。
去年， Duerksens 夫妇跟着她们参加了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Leah 还给球队织了球衣。Haddy 虽然尚未皈依基督教，但是她仍旧来参加教会活动，和牧师打乒乓球是少数几项能让她感到的确生活在美国的活动之一。
Haddy Zhang 在地下室打乒乓球
Sophie Fan 在抵达爱荷华的第一个晚上，就从机场到校园的路上经历了年轻的福音传教士不厌其烦的推销。
等到传教士帮她把行李放到公寓宿舍时，她已经感到无法拒绝答应参加“国家桥”的“破冰聚会”。苏菲渴望交美国朋友，既然基督教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学习更多当然无害。但她发现她的中国室友对与当地人交朋友并没有多大兴趣。“我的室友们不敢与美国人说话，”她说，“我问她们，如果你们不和当地人聊天，那为什么来美国呢？”
和其他外国学生不同，很多中国学生没有任何信仰，所以他们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基督教团体一般把宗教活动与免费食物、友情和美国文化结合起来宣传。
“大多数中国学生并不寻找神性，” Pearl Chu ，一位高年级生物化学专业的虔诚基督徒说，“他们参加活动主要是因为这些美国学生愿意主动接近他们、倾听他们。”
在校园外的破冰聚会上，苏菲发现自己和一些别的中国学生被一群热情的美国人包围了。他们玩游戏、吃盘菜。一位牧师先带着大家进行祈祷，然后就开始询问。
“他们想知道我的一切，”她说，“我感觉很不舒服，他们喜欢问诸如‘你在生活中做过什么事，自己觉得有罪孽感？’的问题，”苏菲带着恐惧离开了聚会，从此再也没有接近基督徒们。
苏菲来美国之前在嘉兴上高中，她靠看电视剧《绯闻女孩》来提高英语水平。她的父母是典型的中产阶级，都在国有通讯公司工作，他们省吃俭用送他们唯一的孩子去美国读书。
当苏菲欣赏电视剧里上曼哈顿东区那些漂亮又富有的美国大学预科女孩随心所欲的行为，包括偶尔嘲笑一下中产阶级的片段，她并没有把这些当成来肥皂剧看，而是当做纪录片：“我那时想，这就是美国人的生活！”
用不了多久她就意识到电视剧的情节和美国平原里的大学生活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她开始仔细观察自己的同胞：课堂里的巴黎世家出品的高跟鞋、街道上的玛莎拉蒂以及富二代们的小圈子。“我意识到我们正生活在中国版的《绯闻女孩》情景中。”
在她的大学第四年里，苏菲的学习成绩优秀，但是却更觉孤单。她的美国同学从来没有理解过她，只有那些喜欢追根问底的基督徒对她兴趣很大。
富有的中国学生对她很不错，但是他们的豪华汽车与衣着表明，“很清楚，你不是他们的一员。”她的中产阶级同学们觉得学习压力太大，所以不参加社交活动。即使有了友好校园的四年生活，加上成千的祖国同胞，苏菲依然说，“我没有真正的朋友。”
对于苏菲和她的同学来说，眼前的两难的处境更残酷：留在美国还是返回中国。美国的移民政策使得中国毕业生留在美国更加困难，同时，大量过剩的美国学位，特别是来自美国中西部大学的学位，在中国正在开始贬值。
取得美国学位的中国学生回国时被称为“海龟”，过去美国学位是事业发展的促进因素。但是现在，大量持有美国中部大学学位的留学生获得了一个新的昵称“海藻”。
我最后一次看到苏菲是十一月，她正弓着背伏在 Java 大楼的计算机前写作一部浪漫的小说。一家中国出版商读过她的博客，鼓励她写一本书。
在屏幕的另一个分割区，她正在提交硕士申请。“如果我仅仅持有爱荷华大学的本科文凭，回到中国并找不到好工作，”她说。几周前，她给我发了一条好消息，她已经被纽约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
也许在那里，在绯闻女孩的原生地，她将最终适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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