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生活久了，难免会感受到美国和国内生活中偏差，这种偏差有好的，有坏的。今天，分享一位赴美多年的读者，和我们发享她的故事。
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给留学生办的英语课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鹿湘。鹿湘是个小巧的女孩，有大大的笑脸，说起英语来清晰又响亮，碰到事情，很习惯地对人解释“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
课程的内容有一项是写博客，她写道，她的梦想是做一个中国文化的“沟通者”，让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
事实上，要沟通，就先得了解外界。我和鹿湘的身份，都是这所学校学生的配偶。理论上来说，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适应本地的生活。但就这一件，我们也完成得踉踉跄跄。
有一天，鹿湘向我提起了她在国内的生活：在一个二线省会城市，在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下向同事借了几万块钱误打误撞买下了一套小公寓，现在房价已经翻番；就凭一份本科学历，一个女孩子能够挣到独立的生活，能过得特别硬气，一点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再说起现在的生活，她的眼神黯淡下来：“国内中等收入群体一年收入20万元的生活，比这儿的中产有意思多了。”这是我在美国两年，常常听到年轻一代表达的一种观点。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问对方，是不是忽略了美国生活某种丰富的可能性。但同样地，我并不奇怪，所谓“美国梦”勾勒出来的物质生活画卷，单调，有局限，对现在出国的年轻人来讲没什么吸引力。
每当有人问我“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究竟怎么样”，我都想跟他们讲讲姚医生和肖先生的故事。
这两位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的那批年轻人，身揣着少得可怜的积蓄来到美国，如今，都过上了典型美国中产的生活——拥有郊外独立屋、汽车，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份体面的中产阶级职业……
但让我感到新奇的并不是这些。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在房与车之外的生活。
要等到成了比尔·盖茨之后，才关注社区和改变世界？
第一次听说肖先生，是在一个留学生公众号上读到了他在“第二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上的发言。
这位清华大学1981级计算机系的毕业生，将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解释成两点：“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要回馈和改变自己的社区、国家和世界。”
“我觉得我们几乎每个校友都做到了第一点，也就是照顾好了自己和家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清华人，从总体来讲，经济收入、子女教育不输给任何学校的毕业生。”
肖宇在校友大会上问道，“但我们每个清华人是否做到了第二点？我们是否要等到成了比尔·盖茨之后，才想要关注社区和改变世界？”
肖宇是个身材壮实、肤色黝黑的中年人，北京人，大嗓门，说起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就滔滔不绝。读到这篇发言几天后，我在亚特兰大一间韩国烤肉馆里见到他。
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体会到“服务社区”的概念，是刚到美国那时候。他在佛罗里达州上学，有天听说当地华人团体急需一个翻译，目的是为一批因为偷渡被抓捕的华人提供法律援助，他自告奋勇地去了。
等见到了那个“华人团体”，他大吃一惊：对方看起来完全不是东亚人面孔。
他问：“你们会说中文吗？”
对方不会。
“你们去过中国吗？”
没去过。
“那你们还要管偷渡客能不能得到法律援助？”
这些都是来自牙买加的华裔。虽然这辈子没踏足过中国的土地，也不会说中文，却还有那股子“同气连枝”的劲头，义务为偷渡而来的华人提供援助。
“美国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表面上看貌不惊人的——高楼大厦也没多少，电线杆还是木头的……实际上，讲究多着呢。”他说。
在美国生活的这20多年，肖宇迷上了研究美国人生活细节里这种别具一格的“讲究”。
比如，社区里每家的花园形态各异，但都遵循着“没有裸土”的准则，家户都得买树皮或松针覆盖住花坛里的土，因此风刮过不会起尘土；路边的木头电线杆，看着都特别破，一条条电线晃晃悠悠挂着，看着好像一百年没动过的模样，但其实维护成本特别低，特别省纳税人的钱。
政府要在社区里建商场，大家都跑去反对：不欢迎商业机构进驻，晚上会吵着我们。
孩子从公立小学读到公立高中，都是免学杂费的，家长要负担的就是每天2美元一份的午餐；这午餐的饮料，还不准碳酸饮料公司来赞助，得是橙汁或牛奶这种健康饮料。当然，要是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午餐也是免费的。
每天早上，校车接人也是不同的：小学的校车会停到每个学生家门口，中学的校车则会停在路口，大孩子们需要多走一段路，但因为停车站点少，校车效率也更高。
在肖先生看来，国内一些人提起美国，总爱讨论什么“民主的细节”，这其实不是他的美国邻居们在生活里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自由”与“公平”。
当然，自由也意味着责任，每个人都得把自个儿的事情处理好。如果忘了在花坛里撒树皮，会被社区罚款，如果毫无理由地不让孩子上学，也要面临国家“暴力”机关的问候。
类似的细节会给生活添不少麻烦，但老肖觉得值：“给你免费校车，给你免费午餐，课本也给你免费了，你再不来上学，我把你逮了，也不算冤枉吧？”
即便到美国多年，肖宇还是能发现新的、意想不到的细节。前两年，外甥来美国，肖宇稀里糊涂地带着他去了一趟家附近的公立高中，原本只是想问问学校：外甥这情况能在这儿上学吗？要办什么手续？
询问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学校的老师说，按照义务教育的规定，学区里的孩子来了就必须得上学。问题是这会儿都快期末了啊，让这孩子现在考试，貌似不大公平。
“要不这么着，你们就当今天没见过我，这孩子你带回去熟悉下英文，等下学期开学时候再来，怎么样？”一番思索后，老师决定卖老肖一个人情。
房子，或者钱，在生活中都还排不到最前面.
去年圣诞，我在休斯敦见到了父亲的挚友姚医生。在机场上，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斯文的中年人，虽然出国已近30年，身上还有挥之不去的江浙人气质。
姚医生和我父亲，都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考上苏州医学院(现苏州大学医学部)的应届高中生。
报到第一天，在一群大龄同学之中，我父亲敏锐地找到了这个和他一样才16岁的小伙伴，便与对方商量着说，要不一块儿去观前街转转。
“从学校里走到观前街要多久？”姚医生问。
“为什么要步行？坐公交车啊。”我父亲很惊讶。他后来才知道，姚医生的老家是长江中心的一个小岛，岛上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
姚医生的前半生，更像是一个励志典型。来自乡村的少年，考上大学，又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然后获得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
1988年，姚医生第一次见到美国留学生住的宿舍，被满屋子的家电惊呆了：有电话、空调、小冰箱，还有电视机——这不是高干宿舍才会有的东西吗？
放假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开着一辆漏风的N手车去佛罗里达州旅行。几个30岁左右的大老爷们儿，在迪士尼乐园里流连忘返：天底下居然还有那么好玩的地方！
像小蛋糕似的美式松饼，把蜂蜜或果酱浇在上头，味道可香，姚医生一下就喜欢上了。
他领着2000多美元的微薄工资，但德克萨斯州物价便宜，一个月房租只要400美元。剩下的钱换算成国内的货币，在当时看来，就是一笔巨款。
到美国一年多之后，在北京当护士的妻子告诉他，医院要外派她们出国，去约旦工作。沉吟片刻后，姚医生问：“如果非得要出国，为什么不来美国呢？”
夫妇俩现在都很感激，医院没在办护照的事情上为难她。
其实说到这儿，命运最难测的部分就展露出来了：他们离开，也就错过了国内接下来30年的飞速发展期。
现在，在美国做研究的学生月薪还是在2000美元左右，但在国内，几乎找不到什么东西，还能维持30年前的价钱。
上世纪80年代末，肖宇在中关村见到过联想公司开出1000多元人民币的高薪招人，而他毫不犹豫地出国了；当姚医生咬牙下苦功夫用英文考取美国行医执照的时候，与他同一届的大学生，在国内普遍受到重用，如今正是国内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我不止一次见过国内的中年大V发网帖讨论这一现象。大体上，人们比较后得出结论：现在国内的生活水准都赶上去了，有些地方比国外更便利。
从表面上看，在国内的同学们，与姚医生在美国的生活条件，差别已经不大：他在郊外的房子连地价，也就40多万美元，和国内二线城市的别墅差不多；老家家里开一辆中高档品牌的车，也和他的差不多。
看起来，姚医生的日子过得还更朴素点，他的别墅内部只是简单的瓷砖或地毯铺地，油漆刷墙，没有大理石地砖，没有水晶灯，没有富丽的墙纸，没有任何看起来彰显财富的标志。
但当姚医生一家去教堂庆祝圣诞时，某种显著的差异出现了——华人社区一年给教会的捐款，是一个令我咋舌的数字。
当地人的解释非常平淡：“慈善捐款可以抵税，大家就倾向于捐钱了。”
除了捐款，姚医生也在业余时间参加当地的义诊活动。曾经乡村里走出来的少年，如今每次回中国，几乎都是为了去某个不知名的山沟、农村做义诊。
这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业余时间里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说，年轻时，也曾日日焦虑，总觉得生活里所有的成就都得靠自己去奋斗努力，但在某一刻，突然就放下了这些执念，相信命运自有好的安排。
我想这真是很有意思，这些从两手空空到步入中产阶段的中年人，他们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也在尽情享受，并不排斥物质。只不过，要是把他们生活中要关心的东西排一排，房子，或者钱，都还排不到最前面。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还带着股焦虑，总会跟人聊房子。渐渐地，我发现这个话题没有听众。
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在美国多年的华人，都不理解我的焦虑——既不能理解没有房子时，从一个出租屋流落到另一个出租屋的辛苦；也不明白冒出买房的主意后，一颗心跟着房价起起伏伏的煎熬。
这不是因为他们修为深厚看破红尘。只不过是，多年习惯了宽裕的生活，这些人的注意力，早就不在物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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