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虎皮妈
微信号：hupima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仅仅17个月，美国人失去了超过四分之一的资产净值。
2012年，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下文简称DA）起诉了一家位于纽约唐人街的社区银行——“国宝银行”（Abacus），这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起诉的唯一一家银行。陪审团成员说：“我们的压力很大，如果我们让一家银行就这么无罪地走出法院门口，公众会怎么想？”
国宝银行（Abacus）的创始人孙启诚一家，用5年时间，花费了超过1千万美金，和DA对抗，最后240项控罪全部被宣判无罪。2018年，纪录片《国宝银行：小到可以进监狱》（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 ），获得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
在很多介绍这部纪录片的微信文章里，这都是一部海外华人以一家之力抗击美国司法不公的燃片。然而昨天看完后，我却觉得这个案子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
1、盗窃 Larceny
纽约刑事法条（New York Penal Law）155.42，“一级重大盗窃罪（Grand larceny in the first degree）”：当有人偷窃财产，并且财产金额达到100万美元以上，一级重大盗窃罪成立。一级重大盗窃罪是B类重罪。
2012年5月，DA办公室起诉国宝银行及银行内19名职员，多达240项罪名。诉状宣称，多名被告参与阴谋篡改贷款申请人收入、伪造数据，并最终将超过一百多万美金的贷款转卖给房利美（Fannie Mae），因此犯下了包括一级重大盗窃罪在内的多项重罪。
DA的逻辑很简单：那些贷款文件是假的，他们谎报申请人收入，给申请人虚涨了职位头衔，好让贷款顺利批准。如果是他们银行自愿放贷，无所谓，但银行最终将贷款转卖给了房利美，而房利美会再转卖给投资者。国宝银行在对方不知情的状况下，把风险转嫁给了他人。这就是盗窃。
DA的证据包括：
5年时间，他们找到了30多份虚假的贷款申请；
19名被告里有10名被告认罪，并愿意转作污点证人。
但孙启诚在内的银行和几名银行高管拒绝认罪。他们的逻辑也同样简单——银行和银行高层不知晓、没参与底层职员的这些勾当，并且在得知丑闻的第一时间，就开除了涉事职员，并且将一切向有关部门报备。
DA的证据链，确实追溯到银行中某一层级就断了。他们只能问：这是一项长达多年的犯罪，并且犯事者就在管理者眼皮底下活动，被告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孙启诚的律师说：房利美的职员，是业界翘楚，那么多年，他们日复一日审核这些文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既然他们都不能发现，为什么银行高层就不能没发现？
长达3个月的庭审，孙启诚一家反复在片中问：
我们卖给房利美超过3000个贷款，其中只有9个违约。这是全国最低最低的违约率。房利美没有亏钱，一分钱都没有亏，他们从这些贷款中赚了几百万几千万美元。请问，我们盗窃他们什么了？
这是片子里第一个复杂的地方。保证核实正确的资料，是为了准确评估贷款风险，把还款能力不够好的申请人排除在外。但如果事实已经证明贷款风险极小，那虚假的申请资料，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只要换一个名词，把不够格的申请者放到“次级贷款市场”，所有的贷款行为就合法了。
高盛、摩根斯坦利，华尔街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多年来动用各种高大上的金融工具、数学模型、专业名词，手段娴熟地将这些风险一次又一次打包转卖，金融街上的贪婪如逐腥的苍蝇。
然而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在金融危机后，没有一家大银行因此被起诉，奥巴马政府还用了8000亿美金纳税人的钱，来助华尔街渡过难关。这一切是因为，如果这些大银行出问题，将对美国的金融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Too big to fall。大不能倒。
而相对应的，一个唐人街上的家族小银行，同为银行，丑闻也和房贷有关，虽然没有人损失一分钱，但已经成为DA毕其功于一役的挽尊局。
Small enough to jail。小须入狱。
其实，中文根本不需要这样翻译。几千年前我们就有了更确切的表达——
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2 、唐人街 Chinatown
孙启诚，1935年出生于上海，16岁跟随父亲来到美国，一路求学，拥有会计和农业经济双硕士学位，随后上法学院，成为一名律师，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孙启诚说，我不需要开银行，我的律师楼做得很好，赚很多钱。然而为什么开始做银行？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唐人街。
唐人街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说粤语、说闽南语、说普通话、说东北话，黄色的皮肤隐藏在一个个海鲜酒楼、理发店、水果摊后面。在面对外界那个陌生的说英语的世界，看到那些白皮肤、黑皮肤的人们时，他们被惊动了，如惊弓之鸟，有时大声辩白，更多时候喃喃自语。
和很多移民社区一样，他们活在现金经济（cash economy）里。收现金，就没有W2，就不用报税。国税局是和移民局，都是让他们胆战心惊的官老爷。他们一分钱省成两半花，住在阴暗潮湿的楼底，钱藏在箱底，箱子藏在床底，那些血汗省下却又见不得光的现金，成为所有犯罪分子口口相传的好猎物。
直到2017年，你打开youtube，都能听到某些族裔的说唱歌手在歌词里手把手教授，如何打劫一个中国社区。
唐人街，是所有中国移民绕不开的一个印记。
很多很多年前，他们就来了，在严歌苓小说《扶桑》那个年代，妓女、下等劳工、强盗，他们最卑微地来了，加州每一条公路底下，都埋着无数华工的尸骨；在黑人争取平权的年代，在争论黑人到底是不是《宪法》里“WE, the People”中的一份子时，那些华人，那些麻木的、忍气吞声的、连公民权都没有的华人，默默回到了自己的唐人街，那个仿佛和周边世界隔绝的地方。
但这么评论唐人街，又是不客观的，仿佛唐人街只和卑微有关。不，中国的近代史，那些革命筹款、那些兴助义学、那些回乡投资，背后都是许许多多海外唐人街的身影，南洋的、美国的、欧洲的，那些面目模糊又形象统一的唐人街。
孙启诚说：回到唐人街，我就像回到了家。去上海人的理发店里理发，去中国社区中心听段粤剧，跟各路侨领打招呼。
片子里全家人吃饭的时候，孙的女儿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做银行，这是爷爷给你的影响。你觉得大家肯把钱放到你的手里，是对你的信任，让你有荣誉感。
说到底，是身份认同感、社群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那些靠现金生活的人们，是不可能有信用额度的。所有的银行都起中文名，但只是为了欢迎中国人的存款，等到唐人街上的人们想借钱买房做小生意时，没有一个会得到贷款。
从在国宝银行里租借一个保险箱，到把钱存在国宝银行，到开始收到利息，到置业的时候来贷款买房……那些徘徊在银行系统外的人，终于在唐人街，找到了自己的金融入口。
打官司的五年，孙启诚也是痛苦的。为了要证明银行不知情，必须不断地列证据——那些贷款人是主动作假的，而银行没有教唆参与。
“我怕，陪审团会有这种印象，中国人都是骗子，”孙启诚面对镜头顿了顿，全家人都沉默。
唐人街上是不是都是骗子？如果一个唐人街酒楼要问国宝借钱装修，孙启诚不需要看任何文件就会借给他。因为孙启诚自己每天在那家酒楼吃饭，他知道酒楼生意有多好，他知道老板的人品。这是只有社区银行可以办到的事。
道家讲权变，权变是中国人文化的底色之一。普通店员，银行不放贷，那我就说自己是店长；工资我只报2千的税，但我还有2千块现金收入呢？写成4千也没怎样啊。
这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欺骗作假？是的。但同时，这群人不也正是违约率最低，最克扣自己，无论何时都会咬牙把房贷还上的人么？
房利美代表写给国宝银行的信里说：我们意识到，你们社区的需求是十分独特的。
3 、裁量权 Discretion
我还没开始上法学院时，想象中的美国法律，应该是代表绝对真理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合法就是合法，不合法就是不合法，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勾勒出一个个小格，所有情况都应该丝毫不差地落入这些格子中的某个。
但后来知道，这个体系也是松动的，具体的松动在，每个层级每个角色，都可以有一个词，叫Discretion，裁量权。
唐人街上摆水果摊的阿姨，因为水果摊摆出来规定尺寸线3厘米，收到了一张1000刀的罚单。而同一个警察，看到豪车停在禁止停车的地方却没事。摆摊超过规定线，应不应该罚？可以罚，也可以不罚，这个叫裁量权。乱停车，应不应该罚？可以罚，也可以不罚，这个叫裁量权。
一个白人小伙在社区里晃，警察看到没反应；一个黑人小伙在社区里晃，警察看到拦住他查证件。可以查，可以不查，他想查就查，不想查就不查，觉得谁可疑，高兴查谁就查谁，这个就叫裁量权。
DA查案，根据手头证据多少，这个案情的恶劣程度，他可以决定，告谁，还是不告谁，这个就是裁量权。
就算起诉了，走到庭审前仍有漫长阶段，一般都会有控辩协议，为了节省双方时间、避免占用司法系统和浪费纳税人的钱，检方会提议可以撤销一些指控，以换取被告早点认罪或者早点认罚。但他们也可以不给你，这个也是裁量权。
这个案子里，陪审团成员之一说：
我很惊讶，检方查了5年，只查到这些证据，就把这个案子拖了那么久，推动到了庭审阶段。
孙启诚一家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花费了超过1千万美元，而动用了国家机器让数十个律师为此案奔忙的DA办公室，花掉纳税人的金额应该远胜于此。
孙启诚的律师说，一般控辩协议，检方会说，你可以提早认罪，或者提早认罚，但这个案子没有。从头到尾检方咬定口风，你必须认罪加认罚。他们要一场大获全胜。
在传讯（arraignment）阶段时，检方特地把已经经历过传讯的几个被告叫到了法庭。然后，将一长串被告用绳索牵着，走过法庭的走廊。
他们可以一个一个带被告，他们可以两个三个带被告，已经被传讯过的被告根本不必再次来法庭。但他们选择将十几个被告召齐，如同大闸蟹一样串起来，被媒体的闪光灯兴奋地捕捉。
所有律师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场景，这种明显有羞辱意味的场景。影片中，连DA发言人都必须避而不谈：这不是我的决定，这跟我没有关系。
片子最后，DA办公室发言人说：“国宝银行并不是无辜的，就算没有定罪，他们也没有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但辩方律师说，DA输了案子后，唯一得体的回答是：“虽然我不同意，但我尊重陪审团的决定。”
每个人都有面对媒体发表自己言论的裁量权，哪怕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告诉我们，刑事案件是无罪推定的，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在检方。
片中，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贷款欺诈部门主任，Neil Barofsky说：
世界上有两种贷款作假，一种叫为了房子作假（fraud for home），一个叫为了利益作假（fraud for profit）。有一些人，为了住进自己想要的房子里，作假了，技术上是不是犯罪？当然是的。但这值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动用所有的资源么？当然不是。
另一种贷款欺诈，根本从来没有人有意愿要支付房贷。（某些人）只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攫取收益，通过层层包装，绕过我们的监管。这些贷款，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可能会有人偿还，这才是值得花费精力的欺诈。
“我坦白，今天走路来上班的时候，我闯红灯了，我当然违法了，根据法律，可能收到一张罚款单。但纽约警察应该抽调他们用在其它犯罪上的警力，特地过来给我一张罚款单么？”
4 、回到唐人街 Back To Chinatown
孙启诚有四个女儿，一个医生，三个律师，其中一个女儿再去读了沃顿商学院，回到中国城接管家里的银行。
和热爱唐人街的孙启诚不一样，孙的太太作为中国移民，却讨厌中国城的一切。她说，那个城会让她头痛。
他们家住在离唐人街开车1个半小时的富庶白人社区里，四个女儿全部不会说中文。当两夫妻想要瞒着女儿交流时，他们彼此间就说中文。
他们的小女儿，Chanterelle Sung，孙仪林，曾经在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7年，她工作的部门，正是对国宝银行提起诉讼的部门。
在采访中，孙仪林哭了，她说，她工作的7年里，是整个DA办公室里有口皆碑最正直的人。她说，她没有想到针对自己一家的就是手把手把自己训练出来的官员。她说，that’s where I come from。
其实最让我感慨的就是这段。
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无论离开唐人街多远，总有一刻会忽然发现，原来我们从未离开唐人街。
我们中有很多人试过宣布——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是的，我们怎么会一样？
我们这一代移民，会说英语，会看英语，知道美国整个体制怎么运作；
我们是硕士，我们是博士，我们从经济已经腾飞的中国来；
我们工作体面认真纳税，我们在华尔街硅谷，我们讨论动辄几十万的年薪和几百万的房子；
我们的孩子不需要从小接触中餐馆外卖洗衣房，我们让他们上私校、弹钢琴、练冰球、参加辩论训练；
我们买LV，Prada，让店员下载微信然后通知我们上货
……
就像孙仪林，她一定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唐人街上的那些人，虽然都是黄皮肤、黑头发，但是完全没有关系。她在白人区长大，她根本不说中文，她学法律并且没想用法律赚钱而是当检察官（多么主流精英的抱负）。
可真正刺痛她的，也正是从这个案子里，从她那些同事的脸上，她顿悟过来：原来在他们眼里，她从来都是一样的。
无论英语是否流利，无论取得了什么学历，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做什么工作，无论是坐船来的还是坐飞机来的，无论多么“融入”主流社会，无论多想撇清自己和唐人街的关系，无论还说不说中文，对祖国报着什么样的情感——我们从未离开唐人街。
That’s where we come from.
今时今日在美国的华人移民，我们面对着很多挑战。我们开始说亚裔不再是“哑裔”；越来越多人参与政治，在面对歧视法案时候说不；参加听证会，推选自己信任的议员；不再惧怕游行和媒体，也愿意在法庭上为自己利益抗争。
我们开始慢慢感觉，我们不是一个个散落的、独立的个体，而是政治上，是一个community的一员。谁都不能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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