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困难的事”，不在于背诵几句“故天将降大任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或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不在于写几个新年目标然后把它们抛到脑后。

我们采访了老同学和新朋友，深挖了自己过去的苟且和不堪，在诗和远方之外，回到原点、回到付出、回到爱和感恩。这些不是鸡血，不是励志，而是作为教育者、作为青少年、作为家长的平凡人的挣扎。以及飞跃。

第三期

张诺娅（Heidi姐姐）

优品教育学生领队

听外婆讲，妈妈离开的时候，我哭得天昏地暗宇宙洪荒。 可现在的我，对当天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任何记忆。

我惟一知道的是，那是1994年，我三岁。

妈妈，去了美国。

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十年之后，在泰国的短短五天。

“第三次见面”，是十四年之后，我来到美国读书。

在我三岁到十七岁的这段时光里，“母亲”这个名词，是每周从海外打来的电话、陪我练习英语口语，是她飘洋过海写来的《女人四十》的散文，是1：8的中美汇率，是她寄来的彩色照片：第一次买车，第一次买房，还有曼哈顿钢筋丛林里的笑脸……

我的爸爸在北京工作。在我妈妈去美国的第二天，他就把我送到了重庆的外公外婆家。从那以后，我每年只能在寒暑假跟父亲相聚在北京；即便是那时，我也经常是住在A阿姨B叔叔C老师D同学家里，很少有跟他一对一的quality time.

那时候父亲每年跟我相聚，少不了的是要求我参加他的饭局：应酬饭，大学同学聚会，ABCD阿姨叔叔聚会，等等等等。有时候我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来，拒绝他的所有饭局；而只要他跟我单独相处一天、带我买书或者逛公园，我就欣喜若狂。

在8岁那年的暑假，我下飞机不久，爸爸就把我介绍给一位挺着大肚子的阿姨。回到家，我发现墙上挂着他们俩的结婚照。第三天，我在抽屉里翻出了他们俩的结婚证和婚礼照片。没有任何解释。

暑假结束，回到重庆，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外公外婆；而是隐藏到了两年之后、我弟弟出生的时候。

我跟着外公外婆长大，住在重庆山顶上的公寓楼。外婆在我6岁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她所坐的大巴在雨中的高速路上翻车；一整排6个座位，只有她一个人生还。她从来没给我讲事故的过程，但在看望她的病床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温柔而坚强的女人。

外婆性子烈。在我八岁的时候，她东拼西凑了一万块，给我买了一台钢琴。在之后的三年里，我每周去上的钢琴课，都是一场煎熬 — 因为外婆并不知道，钢琴老师的进度，远远没有她催促我学的那么快。当她的急性子指望我谈到第80首曲子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停留在第20首。

对于很多人生的“第一次”，只要我第一次开始做，总有些手忙脚乱地笨拙之处；那时候，她就会指责我不够聪明或者灵敏。

令我十分感激的是，外婆给我留下了两个最宝贵的人生课——在阅读里的天地，可以用想象的世界搭建第二种人生；在勤劳和整理之中，有节有序地进行每天的生活。直到现在，我都还保留着每天看书和每天打扫房间的习惯。

我的童年生活可以算作丰富多彩，我也是安心快乐的：重庆楼下长到4层楼高的皂荚树，小巷里捡彩色弹珠，在语文课上朗读范文，在成都外国语结实了人生挚友……

直到渐渐长大，我发现了一些名词：遗弃、弗洛伊德、依附理论、心理学、家庭关系、童年阴影。

我开始不快乐了。

突然有一天，我理解了父亲把我留在外公外婆身边的原因。突然有一天，我开始怀疑母亲离开我的初衷。突然有一天，我在想妈妈为什么要生下我。突然有一天，我仿佛什么都明白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我，就能心满意足地接受现状、安心而快乐地拥抱家人给我的安排，而长大的那个我，却开始问责父母、疏远家人？

我究竟是真的“什么都明白了”吗？

十七岁的我，跟母亲在美国相聚时，知心话少只有少。

小时候的莫名感受，在终于有了“遗弃”和“疏离”这些名字之后，仿佛愤怒也有了形状，怪兽终于现形。

我不跟父母聊关于自己的任何事，而在潜意识里尽量跟母亲不同：我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在高中里广交朋友，在大学里为了研究转校、反而成为了系里最优秀的学生，还有四五个社团的活动。

在母亲还停留在原地的时候，我越跑越远，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直到2013年，大学毕业之后的那个夏天，我在科罗拉多的落基山脉里徒步了800公里。当我背着大包、满脸晒成高原红，出现在纽约家门前的之后，她甚至都还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而那800公里的远足，让我发现了我的治疗所、教堂和宇宙。在之后的4年里，我徒步了13000多公里，每年有半年的时间睡在帐篷里、膝盖留着伤疤、皮肤开裂、嘴角却露出最灿烂的笑容。

我睡在悬崖边、鹅卵石河岸、沙漠里、针叶林中，和几百个长距徒步者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每周6天，每天6点到晚上8点。

长距徒步带来的，远不是那400多个住在山里的星空、穿过的几百条刺骨的河流、爬过的几千个山峰所能概括的。我的生活有了很多人此生都难以拥有的名词：目标，探险，意义。

而对我而言，户外的意义还有更深的一层：我曾经的生活是完全“被动”的，父母的决定、我居住的地方、我上的学校，完全是由他人控制的。

生平第一次，我尝到了agency和choice的定义——主动创造，自我选择。

我在路上遇到了人生导师长沼先生，遇到了几任男友，甚至遇到了现在的老板。

我感觉有了力量。

然而故事，怎会这么简单。

在几年的时间里，我用半年的时间工作、另外半年时间徒步。在大学之后，我换了3个城市、8个不同的住所、在4个餐厅打过工，出过一次车祸。

到了谷底，剩下的路便只能是往上走了。

2017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夏天。在“三重冠”的最后一条线路“大陆分水岭”上，我和3个男生从科罗拉多一直走到加拿大，其中的一名德国男生成了我的男朋友。

我们在分水岭盆地上连续两天、走了200公里；我们在科罗拉多河的源头的冰冷湖水里游泳；我们见证了山火的浓雾、璀璨的星辰、数不清的日出日落，还有一场绚烂的日全食；我们以为自己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我们知道在旅途之后，这一切都会结束。

然而，回到“现实生活”之后的头两个月，我们却无法接受三重冠已经走完了。旅途已经结束了。

我们保留着恋爱关系，因为我们不想切断跟步道、跟大山的最后的连结。

哪怕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身处两个大洲、隔着一个大洋。

在我飞去柏林看望他的1天前，他发来短信，告诉我他劈腿了。

如果有人读到过心理学里的“哀伤的五个阶段”（Stages of Grief），一定对这些阶段不陌生：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denial, anger, bargaining, depression, acceptance）。

在柏林的那7天里，我27年来累计的所有心理重量，都从天而降，压在了我身上。

我回首自己的过往，发现这段感情的破裂，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在这之前，我就有了诸多的心理问题，总是难以维持稳定的亲密关系。

只是这次，我感觉背叛不仅是来自一个人，而是来自一整条步道、我过去好几年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我心爱的户外。

我开始推卸责任。对我的情况来说，推卸责任几乎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了——只用轻而易举地怪爹、怪娘、怪从小的教育、怪十几年的疏离、怪抛弃和背叛、怪没有沟通、怪外婆的苛责……

然而就像JK罗琳说的：对父母的责备，是有保质期的。

在所有的rationalization（理由化）之后，在把心理学的标签贴到所有情绪之后，把愤怒发泄到父母身上之后，冷战和撕破关系之后，没有任何问题能得到解决，没有任何心病能通过撕裂和隔离来治愈。

“家庭决定”论，只能带我走一程。过去的历史无法改变，但作为书写历史的人，我手中握着笔，我眼前铺开的是一张白纸。

该怎样去写这段历史、该怎样勾画未来，其实只有我一个人说了算。

从受害者转为自主者的这条路，十分艰难。我在很多个夜晚，眼前摆着《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眼泪打湿了纸。

但我还是写下了我目前的“人生剧本”，那些我自己给自己讲的故事：它们是我自己给自己说的话，是我这十几年来自我疗伤的药水。

回首一看，这些故事大都不合理，甚至非常荒谬：

比如，我坚信，一定要成为最后一个贴标签和做决定的人，才能让力量的天平朝向自己的一方；所有的错误都会让别人看不起我；在别人做出解释之前，就先进行猜测，来掌握主动权，等等……

一次一次地复盘童年，反而让我画地为牢，被禁锢在了童年的影子里。我把定义自己生命的权力交了出去——交给了自己的过去，交给了其他人，而不是我自己。

2018年的夏天，我在编辑的鼓励下，开始写自己的传记。上一次情伤还没有结束，我和户外的连结却不是那么容易断开的。

就像大学毕业时候的那个我，走进山林，去重新谱写自己的人生；现在的我，选择不去责备前男友，不去责备徒步，不去责备父母，也不去责备自己。

我要把故事写下来，用一个仪式，或辉煌，或黯淡，来去跟往事做一场道别。“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没有好好地说再见。”

《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的作者科维说：每个人的生命，都要经过两次创造。第一次，来自父母。第二次，来自自己。

可惜的是，有很多人放弃了第二次创造的权力，把写人生剧本的这支笔，交给了境遇、遗憾、家庭、情感、工作等等外界因素，而丧失了重塑自己人生的美好机会。

回望过往，我人生中最圆满的、给我带来幸福感的经历，就是我重新“握笔”的过程：

一次，是在户外里找到了跟自然的连结、跟同路者的连结；一次，是在现在的教育工作中，找到了跟学生的连结，跟自己童年的连结。

这两次“握笔”，不代表过去的创伤没有发生；但是我的力量，在于我能够说：它们已经发生，我无法改变，而我可以选择原谅自己、原谅家人、原谅过去，然后轻轻地画上一个句号，让它们不再影响我。

这条路还很长。

箭已离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