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3年前的今天，1916年1月31日 （农历腊月廿七），燕京大学成立，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任校长。司徒雷登前后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近三十年，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
司徒雷登，中国最对不起的外国人！
文/佚名
▋“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是我们感到陌生的。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然后，他远赴西安，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六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
这仅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冰山一角。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的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
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到大约2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连大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了2万银元。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 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燕园内名 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 家有萧公权，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华北地区英美人士一同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长老会乐道院），二战期间，日本在山东 潍坊建立了一座外侨集中营——”乐道院集中营”(潍县集中营)。作为国内最大的集中营，潍县集中营曾关押过2008名外国侨民，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人物。 这里有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蒋介石顾问雷振远、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另外， 美国《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始人鲁斯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也在潍县集中营度过了童年时光。
1949 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
可叹这位为了燕京贡献大半生的异国人，在回国前才有机会回去（杭州）看望亲人墓。谁知这竟是最后一眼，今后再无机会。
1946年10月19日，司徒雷登与教友们合影于父亲的教堂杭州天水堂前。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
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当大使时，月薪为1000美元，但他又要拿出相当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确实素无积蓄。
回到美国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爱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于北京。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中国北京，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 每月提供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其实，在回国3个月后司徒雷登即中风卧床，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后偏瘫了13年，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得全靠傅泾波帮助。待傅泾波体力不支、气力不济时，便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终年86岁。
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1980年代：中央批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 但北大教师联名反对
因为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在1980年代以前，被他亲笔批判过的司徒雷登是断无改善形象之可能的。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有所缓和，于是司徒雷登骨灰安放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这份遗嘱说得很明白，妻子死在中国，葬在燕园，他自己的骨灰也想安葬在燕园。如果不能葬在那，那就爱埋哪儿埋哪儿吧，他都无所谓。
1949年司徒雷登被定性为反面人物后，燕京大学的生命也很快走到了尽头。1952年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自此从历史上消失。学校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民族语文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
与院系调整同步进行的，还有校园的变更。北大从原来的地址红楼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园“燕园”。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都是燕京大学时期留下的。2005年，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北大演讲时曾说自己来到了“母校”，因为自己母亲曾就读于北大。其实那时他有意无意模糊了一个概念：他母亲毕业于燕京大学，而非北京大学。
作为给司徒雷登养老送终的学生兼挚友，傅泾波于1973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均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1986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然而，这一决定却招致北大工作人员的强烈反对。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称，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还是老问题——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1987年4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1988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1990年代：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入选课本，赞扬司徒雷登部分遭删除。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提到了被国民党暗杀的闻一多：“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这句话从鼓舞当时国民士气的角度讲没有问题，但在后来却引起了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
闻一多是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临死前，自知已被盯上，时日无多的他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痛陈国民党的种种恶行，言辞异常激烈，直斥他们“无耻啊！无耻啊！”。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演讲中狠狠夸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司徒雷登：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在一次明知自己将死的演讲里，使劲夸另一个人，只能说这是用生命在爱护了。从中也可看出司徒雷登当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声望之高。这篇演讲中处处彰显的爱国之情，使它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别了，司徒雷登》在教科书中，里边把司徒雷登骂成狗；《最后一次演讲》同样在教科书中，里边把司徒雷登夸成花。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
最终解决办法是删。《最后一次演讲》中有关司徒雷登的部分被尽数删除，这篇课文以删减版的面目出现在1992年通过审查的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并在1993~2003年间全国绝大部分中学统一使用，伴随并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
▋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归葬杭州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更多资料的公开，司徒雷登早年在中国办学的经历被更多人知晓。在人民印象中，他作为美帝“狗腿子”的形象在逐渐淡化，作为燕京大学二十多年的校长，为民国时代中国教育做出了大贡献的形象在逐渐加深。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多次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也渐渐为人所知。
这个时候，满足司徒雷登遗愿，让他的骨灰归葬中国的事又被人们提起。为他养老送终的傅泾波去世后，傅先生的后人继续为此事奔走。由于官方对他的定位依然偏负面，归葬北大的阻力依然在，傅家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在司徒雷登不能回到燕园与夫人合葬的前提下，回到杭州陪在父母弟弟身边，想必也是个相对可以接受的选择。
相对于北大的拒绝，杭州方面对这位“老乡”的态度很积极，由政府出面促成了骨灰归葬一事。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在杭州半山安贤园举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参加了此次仪式。
如果将中美两位高官在归葬仪式上的发言对照着看，能感受到两国对于此事看法的微妙区别。雷德大使的发言相对感性：“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相对而言，佟桂莉副市长的发言则理性很多：“今天，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人民在文化、经贸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这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
比照两段发言，可以看出美方更多是把司徒雷登看作在中国传教、办学的教育工作者，而中方则更重视他驻华大使的身份，将归葬一事提升到双边关系和两国交流的高度。这或许也能解释，在美国人看来很简单的“遵遗嘱下葬”一事，为何要在司徒雷登去世46年后，才以妥协的方式在中国完成。
▋结语
司徒雷登前后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近三十年，美国驻华大使只有三年。这三年让他心力交瘁，回美国后不久即中风，在半身不遂中了此残生。事实证明，他是个成功的校长，不成功的大使。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更多记住的是他不堪的大使生涯。
在历史研究愈加客观的今天，全面评价司徒雷登的日子想来不会太远。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杭州人说一句：“别来无恙，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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