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瑜
这是一个暴躁的时代。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吵架，说起来也是真名实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吵起来竟然也时不时冒出“你这个傻×”“×××这个蠢货”“你吃×××的屎去吧”这样的用语。如果真是像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了，但真要仔细去推敲，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即使是30%甚至10%的分歧，也往往导致“一言不合就掀桌子”。
这样的暴躁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在一个不习惯于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你死我活”传统的文化里，真理永远是独家经营。
我对迈克·桑德尔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所有论敌都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桑德尔被划分在“社群主义”这个理论阵营里，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开课里，以及根据课堂讲义整理出来的《公正》一书里，桑德尔对社群主义的竞争对手——功利主义、右翼自由至上主义、左翼平等自由主义、康德式的普遍人权学说——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阐释。当然他的论证最终引向了对这些理论的批评，但这是在对其作出最充分的辩护之后。
正是因为桑德尔这种“厚此不薄彼”的公允，《公正》一书教给读者的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困惑；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迟疑。但困惑和迟疑并不一定是坏事。当思想太多地被权力用来当作棍棒，困惑就成为宽容的前提。当人人争当杀气腾腾的真理代言人时，迟疑则是一种智性的成熟。“你知道得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比如，有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可能掌握了一个会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秘密，只有拷打他才可能获得该信息。为了获取信息，应不应该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应该，那么好，你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你认为为了多数人的福利，可以牺牲一个个体的权利。但是，如果无论你如何拷打他，他都不会招——除非你对他3岁的小女儿实施酷刑——你还愿意做那个功利主义者吗？在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和一个小女孩的权利之间，你大约感到了迟疑。
再比如，篮球巨星乔丹在运动生涯里，年收入曾高达数千万美元。政府应该对他强制征收高税收，以促进经济平等吗？你也许会说，应该，因为他每年交出100万分给100个贫困家庭，对他自己来说，不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却可能大大改善100个家庭的生活条件，甚至可能改变100个孩子的命运——这里促进的可不仅仅是结果平等，而且是机会平等。可是，那么，政府有没有权力——出于同样的理由——强制我们献血甚至献骨髓呢？毕竟，在体检合格的情况下，捐点血甚至骨髓不会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对于那些急迫需要这些医疗救助的人，这却是雪中送炭。在平等和权利之间，我们再次感到了迟疑。
又比如，一个叫比尔的人，碰巧知道一个叫威蒂的人的下落。威蒂是个毒贩，正被政府通缉。比尔应该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吗？当然应该，你可能会说。可是，如果威蒂是比尔的亲哥哥，并且从小两人相亲相爱呢？事实上，这个叫比尔·伯格的人宁可为了哥哥而辞去麻省大学校长的职位，也不肯配合警察揭发哥哥。事实上不少人被他对哥哥的忠诚及其牺牲所感动。可是，难道一件正确的事情，仅仅因为适用于你自己的亲人，就变成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在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和桑德尔式的共同体忠诚之间，我们再次陷入徘徊。
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如果“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愿意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伤亡率而将最高时速降低一半吗？如果只要不伤害他人，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女性可以将自己的子宫作为一个工厂，在淘宝上出售自己的婴儿吗？如果政府应该保持价值中立，那么政府应该花同样多的钱资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垃圾肥皂剧吗？……根据心理学上的“认知冲突”理论，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但是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正义标准可以放之四海且贯通古今，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正义原则。在读《公正》之前，我们也许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读完之后，可能反而变得糊涂，因为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导致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权利和福利之间，“绝对命令”和“人之常情”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自由和安全之间，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或更合乎时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没有代价的选择，那我们也许就需要提高警惕。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从立宪派到革命派，从复古派到西化派，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到民主万能论，有太多的观念传销者试图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遍体鳞伤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冲锋陷阵之前，表现出一点点的犹豫。
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不是绕过它们。有人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的确，在诸善之间，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公正》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思考哲学的方式。这本书并不讨论一个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引领我们发掘生活的哲学性。在桑德尔的带领下，我们发现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这个按钮，庸常事物收拢的意义就会“孔雀开屏”。大到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小到餐桌上的AA制是否合乎伦理，都可以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亚里士多德、康德、罗尔斯、诺齐克的思想不再是学院派的概念游戏，而是照亮现实生活的手电筒。
在这个意义上，桑德尔可以说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当然过于频繁地掏出“手电”也可能败坏生活的兴致。有一次我和城东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选聚会地点时，我情不自禁地思考：难道不应该在东边聚餐吗？一个人跑胜过两个人跑，这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凭什么要为两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个人的利益，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多数暴政？……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哲学家，千万不能轻易惊醒它，因为所谓理性，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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