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首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我们尽了力，算是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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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厉有为，辽宁省新民人，1983年10月后开始出任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职务，先后任湖北省十堰市委副书记，十堰市市长、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1990年12月调任广东省，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深圳市委党校校长。1992年6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同年11月任深圳市市长。1993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我们尽了力，算是不辱使命

文/厉有为

摘要
回顾在深圳的这些点滴经历，如果说要总结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说除了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把深圳建立成一座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城市以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是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认为我们尽了力，算是不辱使命。

1990年至1998年，这8年财政收入每年递增50%，这是个实实在在的指标。那时我们不但有速度，而且有质量，有效益。这是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释放出的红利，是中央和省正确领导的结果。

一

1990年，我在湖北省任副省长。当时湖北省和罗马尼亚有一个合作项目，罗马尼亚代表团已经访问过湖北，我率团去回访。回国后刚到北京，我就接到湖北省委组织部的电话，告知中组部要找我谈话。

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孟连昆把我找过去，他的第一句话就说组织已经决定派我去广东深圳工作。我一听是深圳，就问“深圳不是特区吗？”他说：“是特区啊，就是派你去特区。”可是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特区，我就问他什么是特区呢？他一时答不上来，说：“你别问我了，你去看看文件就知道了。”

我也不好再问了，心想组织上怎么派我去深圳呢？我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什么是特区我也不知道。我对孟连昆说：“你别派我去了，我认为我在湖北干得也还可以。”他说：“组织上已经定了，你马上就去，别回武汉了，深圳在等你开会。”

那时候我真“傻”，连去深圳干什么、任命我担任什么职务都没问。我说：“我出国刚回来，好多事情都没回湖北交差呢，我还是要回武汉交代一下。”孟连昆说：“那这样吧，给你一天假回武汉，然后从武汉买机票飞深圳。”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不好多问了。共产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有需要往哪里搬。事先连一点风都没有人透给我，更没人问过我的意见，如是否愿意去深圳等，找我谈话时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2月2日，我就到深圳报到了。这时才知道组织上要让我担任第一届深圳人大筹备组的组长。我在湖北的时候当过市长、市委书记、副省长，就是没干过人大。当时我51岁，到60岁退休之前，我还可以干9年，我就准备要在深圳人大干到退休。之后，很快就开了市人代会，经过选举程序，我被选为人大常委会主任。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我就来深圳工作了。

很多年过去后，孟连昆也退休了，我就问他：“孟部长你找我谈话对我而言还是个迷，谁提议让我来深圳的？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虽然已时过境迁，他还是不肯告诉我，说你不要问这个了，是组织定的。老人家的组织观念非常强，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初是谁提议安排我来深圳工作的。

二

在我来深圳之前，时任市委书记李灏就曾向中央申请过特区立法权。为什么深圳要立法权呢？因为深圳经济特区是在试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律保障，投资者就不敢进入市场。所以特区的改革，必须要有法律保障。

1990年12月，深圳市第一届一次人代会上投票选举，厉有为当选深圳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另一方面，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又是走在全国前面，全国都没有这么做过，你深圳在做，国家不可能单独为你深圳立法。这就决定了我们深圳必须自己立法，通过立法适应经济特区的改革试验，把改革的主张、政策上升为法律，保障市场经济在特区内可以顺利推行，试验成功，再全国推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者必需相适应，所以争取特区立法权是完全必要的。

但之前的申请提交到全国人大就被否决了。当时深圳经济特区有党委、政府，但是还没有人大，连立法机构都没有，所以深圳就马上筹备成立人大，成立立法机关。

当时对于我的工作而言，要立法权是其中一个主要任务，每个中央领导来，我们都要做汇报，一遍又一遍地解释。领导们还真听进去了，尤其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更是予以大力的支持。1992年6月底，授予深圳立法权之事，提到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上。

当时我们接到通知，要深圳人大领导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授予深圳立法权的问题，我就领了几个人去了。在去之前，我就打听之前没有通过的原因，原来上海、广东的全国人大常委都坚决表示反对。所以我到了住地，行李一撂下，就去找广东省人大与会的领导——时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立，我就问他来参加会议带来的意见是什么呢？

杨立说：“有为啊，我个人是完全支持你们有立法权的。可是我带来的是党组的意见，反对你们有立法权，还给我带来了发言稿要在会上作发言。我代表党组，我不代表我个人。林若主任访问日本去了，让我来代他开会。”我就问他能否把稿子给我一看，他说我就这一份要发言用的，你看完马上给我吧。我和我的秘书鲁毅（现任佛山市委副书记、市长）一看发言稿，哎哟不得了，稿子里有六七条，其中一条说授予深圳立法权是“违宪”，这问题就严重了。

紧接着我又去找上海人大常委，问他们什么意见。他们说，我们浦东也开发开放了，也建新区了，和你们一致了，所以完全赞成授予深圳立法权。

摸过底后，我马上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汇报情况，我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立要发言反对，连本省都反对，那这事儿不又要黄了吗？”曹志了解情况后又向万里汇报。万里随即作出三项决定：一是请专家研究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合法性，是不是“违宪”；二是由曹志协助做广东省人大杨立的工作，说明这是党中央的决策；第三，大会安排我发言，不让杨立发言了。

让我发言，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是列席啊。我就连夜加班写了发言稿。十分钟的演讲稿，讲必要性、可行性，讲深圳的情况，为什么要有立法权。但是违不“违宪”的问题，这我回答不了。万里说：“让法律专家马上研究提出意见，是不是‘违宪’。如果真的‘违宪’也不好。”

经过法律专家研究，把宪法搬出来，发现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并不“违宪”，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这个权利。找到了宪法的根据，第二天我的发言也很顺利，受到参会者热烈鼓掌欢迎。然后举手表决，表决的时候顺利通过，有几个弃权的，没有反对票。

要来了立法权后，我们就要为国家立法探路。为此我们下了很大工夫，甚至把香港的法律全套弄来，作为参照。我们首先研究市场主体——企业的立法。我们以前的立法是给企业按所有制立法，国有企业立个法，集体企业立个法，私营企业立个法。我们不能沿袭这个老路，我们按企业的组织形态来立法——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股份合作公司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合伙公司条例。按组织形态立法，就把各种组织形态的企业都涵盖了，不管是国有的还是外资的、私有的，这就给各种形态的企业创造了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

获得特区立法权后，经我提议，计划在全国招聘法律类人才100名，实招80人左右，他们现在都是深圳法律界和政届的专家骨干。我们根据发展市场经济、环境建设、科技改革、政府行政、社会治理等需要，不断地调整立法。特别是我们在全国是第一座城市颁布了保护外来劳务工权益条例，为外来劳务工提供社会保障。

三

1992年，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南方视察，具体的行程安排由我负责。当时提前一两天得知他要来，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深圳经济特区是小平同志提倡创建的，他要亲自来看看，有可能对社会上给特区的争论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们十分期待。

1990年代，厉有为和林祖基陪同谢非视察深圳。谢非视察后，决定在深圳召开全省发展高科技现场会，推广深圳做法。

当时深圳的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指责说“深圳姓资不姓社”，说“深圳就剩下五星红旗挂在那，其他都变颜色了”。还有人说老红军来看了深圳回去以后大哭，觉得“白革命了”，这些说法当时有所流传。特区还要不要存在下去？特区向哪个方向改革？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这些在当时都成了问题。小平同志来深圳，我们都渴望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得到明确、正确的指导。

老人家精神很好，刚到深圳，他就与我开玩笑，一句句话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当时我们想给他汇报工作，给他看看深圳的建设，深圳的农村、企业。那时他已经88岁了，我们觉得不能让他太累，汇报内容不能太多。没想到小平同志来了以后不听汇报，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就是来看看。

我们安排小平同志上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当转圈看深圳市容时，他就发表了讲话，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讲了一些对重大问题的态度。我们还去了皇岗口岸，让他看看对面的香港，在车上他也发表了一些讲话。

小平同志讲的话情真意切。他肯定了深圳搞的是社会主义，“特区姓社不姓资”；他强调了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还给我们的改革鼓劲，“是绊脚石就把他踢开，是拦路虎就把他赶走”。这些话让我们感到很振奋，他给我们撑腰壮胆，支持我们继续改革开放。有些话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观点，他一路上讲了好几次，反复地讲。他讲得最长的一次，也是讲得最全的一次，是在蛇口港上船去珠海、过伶仃洋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和我陪他过去，一上船，谢非就把一张丝绸做的广东省地图铺在小平同志面前的茶几上，想汇报广东情况。小平同志一看，就轻轻地用手把地图往旁边一推，不听汇报。然后他就开始讲，几乎把在深圳视察的讲话又重新讲了一遍，足足讲了50分钟。“谁不改革谁下台”“改革开放路线要100年不动摇”“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他讲得很细，我们都在旁边安静地听。谢非的秘书陈建华（现任广州市市长）很机灵，马上拿出一个录音机放在茶几上，小平同志也没反对。这盘珍贵的、完整的录音带原件现在还保存在陈建华那里。

多亏了小平当时南方视察的讲话，不仅拯救了深圳，更拯救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使改革开放的路线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也才有了深圳今天的繁荣。

小平同志的讲话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后来我们听到小平同志在其他地方说，要“在内地造几个香港”，我的理解是利用香港自由港的模式、政策，来发展我们自己的生产力。我们就想着把深圳打造成国内的首个自由贸易区，然后带领全国其他地区走向国际市场。

1994年，我们就开始设计深圳的自贸区模式，还抽调了几十人做研究，做了两大本材料。当时的想法是将南山、福田、罗湖这三个区设为自由贸易区，我们提出货物贸易不出一线关不算出口，出了一线关，进入香港才算出口，这个和现在的政策是一样的；货物进到特区来，不算进口，出了二线关以外才算进口。这样内地和境外两方面的优惠都能衔接上。我们提出在深圳实行双向合作、双币流通、双港起飞，内地和海外两边都合作，人民币和港币双币流通，空港和海港充分发挥作用。由于这个设计方案在当时而言不被领导接受，曾被领导误读为“厉有为要与香港合并”，此事从此搁置了。如今20多年过去了，深圳在前海红红火火地办起了自贸片区，我们当年的愿景算是成真了。

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视察过后，深圳到处澎湃着二次创业的激情，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高潮。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完全是党中央、小平同志的功劳，我们只是干点具体的事情，有时候还干得不太好，还要挨批，有时候还会得罪人。没办法，这都是形势使然，为了改革开放大局，我把个人利益都置之度外了。

1995年党代会时，我作为市委书记作了关于“二次创业”的报告，提到第一次创业为深圳经济特区打基础，第二次创业要调整产业结构，高速推进经济发展，发展高端服务业、金融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保护生态环境。

那时候我们提出建设龙岗大工业区，在坪山那边规划了190多平方公里，计划把原经济特区内的主要工业迁到那里去，原经济特区内主要发展金融、贸易、第三产业服务业。

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一定阻力。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伊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吸引来的投资商中不少是低端、附加值低、粗放型、污染环境的企业，例如小电镀厂、小化工厂、小印染厂等，生产中产生的“三废”严重污染环境。这些企业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转型升级、要么彻底淘汰。

但是要做到谈何容易？以当时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为例，都是当时各村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村民们依靠这些企业致富。但从全市层面来看，这些加工企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我们就要把他们或升级或迁移。这样一来，就会触动各个村的利益，村里就不愿意了。当时一些村主任联名写信，向省委、省政府和其他机关告我的状，说我主张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企业的做法是公然侵犯村民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唱对台戏，要把我赶走。由于告状信往省直机关到处发，省委书记谢非也收到了。他找我谈话，问：“有为，你底下闹地震了！”当时我还是蒙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下面的村主任都要联名赶你走，说你侵犯他们的利益。”谢非说。我明白过来了，是因为我主张来料加工等企业转型升级或淘汰，因此就向谢非汇报了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招聘科技人才的做法和想法，并说明不淘汰落后和低端企业，不但深圳不可持续发展，而且环境也承受不了。

谢非先安排时任省委政研室钟阳胜主任带队来深圳调研。经全面调研后，省政研室给省委的报告中完全赞成深圳的产业机构调整政策，并和我们深圳市委的意见一致。谢非还是不放心，他要亲自来深圳看一看。我陪他在深圳走访了两天，看了“三来一补”企业，也看了高新企业，他看完之后也很高兴，说赞同我的观点，他还决定推广深圳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决定在深圳召开全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场经验交流会。有了省委书记给我们站台宣传，我们的劲头更足、步伐也加快了，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相应制定了若干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在当时，村民不太理解，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但现在看，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大家都是获益者。

四

1994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他提出了“特区不特”论，并对特区享有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进行诘难。他提出要取消特区，说“特区是特权”，是“国中之国”，是靠“剥削内地”“经济寻租”“政治寻租”发展起来的。

胡鞍钢是一位学者，他不管提出什么主张都要有理论依据。他的理论依据是：搞市场经济要公平竞争，全国都要实行一个政策才是公平，不允许搞地区政策倾斜，特区就是地区政策倾斜。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就是企业所得税只收15%，这就是他口中的“地区政策倾斜”，所以他要求取消深圳的特殊优惠政策，不取消就是不公平竞争，就是剥削内地。

他这个理论表面上看似乎合理公平，实际对于中国来说是绝对不可取的。怎么可能全国都一个政策？例如西部大开发已经几十年了，西部就有优惠政策，这就是地区政策倾斜。全国支持西藏和新疆也是地区政策倾斜。中国地域之辽阔，导致不同地方的经济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既然各地发展的程度不同，怎么可能都实行一样政策？因此，胡鞍钢的这一套理论并不具有可行性。

有一次是黑龙江媒体团来到深圳采访“牡康模式”（当时牡丹江的一家亏损国有企业与深圳康佳集团合作后重新激发了活力），找我答记者问，深圳、香港的媒体也都来参加了。最后有记者问我：“胡鞍钢主张取消特区你什么看法？”我回答说：“我没和胡鞍钢见过面，我是东北汉子，说话很直。胡鞍钢说我们特区是‘寻租寻来的’，‘政治寻租’是在北京找代理人，‘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是在给我们抹黑，用东北话说，这是埋汰人。”说完以后香港的报纸就发了，胡鞍钢就看到了。因为提了他的名字，他就来劲了，喋喋不休地在新加坡、香港的报纸继续发表言论，攻击特区。这么一来就变成厉有为和胡鞍钢争论“特区特不特”了。他不停攻击我们特区，我当时找来了时任深圳特区报社社长吴松营，商量要发出我们的声音。《深圳特区报》随后连发两篇评论，质疑胡鞍钢是学者还是学棍。当时海南、厦门等地都写文章批驳胡鞍钢的观点，支持我们。

第三篇文章是我写的，题目是《棍子向谁打来》。我认为他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反对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中的试验作用。因为已经有领导人要把他的说法变成政策，我当时说得没留情面，直来直去。谢非看了特区报后，给我打电话说，你们不要再跟他争论了。我回复谢非：我们该说的话也说完了。因此，这事就到此为止。

随后，时任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视察深圳时，给深圳讲了“特区三个不变”，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不变。他说来之前和中央其他领导都商量过，大家都同意，这“三个不变”是代表中央讲的。

回顾在深圳的这些点滴经历，如果说要总结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说除了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把深圳建立成一座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城市以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是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认为我们尽了力，算是不辱使命。

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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