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有害的。盲目排外，夜郎自大，不利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拿清末的义和团来说，颇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义和团肇始于山东，起源于民间的白莲教，原名“义和拳”，是一个迷信和封建色彩很浓的秘密组织，以传习拳术来发展教徒，声称练拳后可以“刀枪不入”。其揭贴云：“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他们痛恨一切近代文明，大肆破坏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建设的电线、铁路等基础设施，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连戴眼镜、打洋伞、穿洋袜等“用洋货”者，也在格杀勿论之列。现在看来，称之为邪教组织亦不为过。
恰巧山东巡抚毓贤是个极端保守而且排外的人，他看中了义和团的疯狂排外和愚昧无知，认为“民心可用”，因此积极鼓励义和拳在山东发展，并且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此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清廷在列强的抗议下将毓贤撤职，毓贤由此更加仇恨洋人。
其实不仅毓贤排外，慈禧比谁都痛恨外国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到国外避难，慈禧对此耿耿于怀。她想废掉比较开明的光绪帝，却遭到了列强的反对，英法等国甚至以若废光绪帝便与清政府断交相要挟，这使慈禧对洋人恨之入骨。她将毓贤撤职，不过是权宜之计，在排外这一点上，她与毓贤志同道合。不久，毓贤便被起用为山西巡抚。
毓贤怀着对洋人的满腹怨恨上任伊始，便将义和团引进了山西，还给义和团提供了数百把钢刀。从此，义和团运动在山西如火如荼。义和团先后将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焚烧。毓贤则将44名外国传教士、17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7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分妇孺老幼全部杀害，竟至枭首剖心，弃尸于市。为了泄愤，毓贤亲手杀死了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这些殉道者，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从此以后，外国传教士把到中国传教视为畏途。
由于义和团扬言有能力“灭洋”，慈禧信以为真，电令各地督抚杀绝洋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竟悍然向世界上11个最强的国家宣战。当时，尚有个别比较清醒的大臣反对，认为义和团宣称的“刀枪不入”不可信、不足恃，慈禧气势汹汹地质问：“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在慈禧看来，凭着义和团这股极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虚火，就能够救中国。
有幸的是，两广总督李鸿章率先抗命，回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在李鸿章的影响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大部分思维正常的督抚都抵制了这个“乱命”，只有山西巡抚毓贤对在山西的外国人大开杀戒，据其“捷报”，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6060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山西教案”真相。
山西的洋人被全部消灭，这使慈禧非常振奋。她令清军会同义和团攻打各国驻北京使馆，欲将北京的洋人也肃清，于是演出了一场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闹剧。
有意思的是，号称“刀枪不入”的数十万义和团和清军攻打只有400洋兵把守的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区和只有41条枪的西什库教堂，攻了两个多月也没攻下来。直到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各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竟没有一处被义和团及清军攻下。
清政府宣战的11国中，英、法、德、奥、美、意、日、俄八国决定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陆续从天津大沽口登陆入侵中国，是年为农历庚子年，故史称“庚子之祸”、“庚子国难”。
就在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两个月后，1900年8月15日，不足两万人的“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惶西逃。数十万义和团则作鸟兽散。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捕杀义和团。
冲天的怒火、响亮的口号、表面的激进、虚幻的热情，到了关键时候，竟如此不堪一击！义和团满腔的热血，带来的却是国家的深重灾难。
慈禧在逃亡的路上，排外的“虚火”才消了下来，乃令李鸿章北上向各国求和，并痛恨于义和团“误国”，发布了镇压义和团的上谕。
导致“庚子之祸”的大“功臣”毓贤再也没有能力“杀光”洋人了，也跟随慈禧西逃。到了兰州后，慈禧太后将自己的愚昧和疯狂决策归咎于受了毓贤的“煽惑”，下旨曰：“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错谬凶残，着传旨即行正法。”毓贤随行的小妾也被迫自尽。
列强见“教训”一下清政府的目的已经达到，也愿意与清政府坐下来谈判。不久，李鸿章与八国签订了给中国带来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为什么要赔四亿五千万两呢？用侵略者的说法是：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一人一两，以示羞辱。
需要说明的是，这笔巨额赔款并没有如数赔付给列强。美国人深感中国之所以发生义和团运动，是因为下层百姓太愚昧。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致国会的谘文中，要求国会授权退还中国赔款，作为中国人的教育费用，这项提案在国会顺利通过。1908年，罗斯福签署此法案，这次退还赔款一千多万美元。主要用途有二，一是兴办清华学堂（即后来的清华大学），二是作为中国官派留美学生的费用（詹天佑即是靠此资助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之一）。此次退款尚有余额，后来又第二次退还。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实际上也是用这笔赔款建设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指日可待，中国北洋政府加盟协约国并对德宣战。次年德国战败，宣布放弃1917年以后的中国赔款；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赔款。俄国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20年12月，英国通知中国，英将退还赔款，作为中英两国共同利益之用。法国这时也通知中国退还赔款。比利时在1925年退还赔款。意大利于1933年退还赔款。
荷兰在1926年将赔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65%用于中国的水利事业，35%用于文化事业。在列强的影响下，日本也不得不表示愿意退还赔款，但坚持不将钱直接还给民国政府，而是由日本人在华搞“文化事业”。其实用于“文化事业”的款项只占赔款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以及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交流。1936年以后，余款甚至用于在中国建立伪政权的军费。
正如达摩西来和鉴真东渡一样，当年，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本着为宗教献身的信念来华传教。曾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过力的英国人李提摩太到中国传教时才20多岁，他认为，中国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区中最文明的一个。但是，义和团运动使李提摩太大失所望，因此，他坚持要在太原开办一所高等学府以使中国青年摆脱愚昧，在征得英美等国公使同意后，他用从山西罚得的五十万两白银建立了山西大学堂（即后来的山西大学），他说，建大学的目的是“专门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惑”。
古语说得好：“人必先自侮而后人侮之。”读史可以明智。回顾这段充满屈辱的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自省自警，自立自强，而不是夜郎自大、怨天尤人、虚火中烧、盲目排外。
遗憾的是，义和团已经覆灭百有余年，但其团民却生生不息。为了激起国人的排外情绪，他们不惜采取“自淫”和“意淫”的手段。
说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股“虚火”，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到了关键时刻，既不可信，也不足恃。这股“虚火”透露出的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经不起任何刺激的弱者心态。虚火中烧，会使人头脑发热、精神错乱、满嘴呓语、歇斯底里。多年来，世界上的反美热潮此伏彼起，网络论坛中对美国、美国总统的侮辱谩骂司空见惯，也没见美国人群情激愤、暴跳如雷。前苏联有个笑话说，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美国很民主，美国人可以在白宫门前骂美国总统。”勃列日涅夫说：“这有什么？我们苏联人也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门前骂美国总统！”笑过之后，我们或许还能思考些什么。
《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不仅指在物质文明方面自强，在精神、心理、心态方面也要自强，不必时时表现出敏感脆弱的自卑心态。厚德载物，需要有一种宽容大度的胸怀，虚心学习，取长补短，发展才是硬道理！
李大钊在其《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