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批评比赞美更爱国？

导读：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是纪念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节日。屈原为什么伟大？因为屈原从不为帝王唱赞歌，他的作品全是批评和忧国忧民。今天重发这篇关于爱国主义的好文。

作者：风青杨

每一个中国人，似乎都在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在爱国，但究竟怎么样才算爱国？是拿金牌还是抵制日货？是批评还是赞美？现在的一些人，认为爱国就是要无条件对政府的行为说好话、唱赞歌。一见到批评者，他们立刻就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给你扣上。爱国，是否就意味着放弃对这个国家的状况、政府批评的权利？是否就必须千人一面、众口一词？难道批评者就不算爱国吗？

▌批评比赞美，谁更爱国？

批评这种爱国方式，不太容易让人接受的原因在于，批评这种爱国方式，往往与讲真话连在一起；而讲真话往往要担风险、付出代价了。有教师陈平福甚至仅因为发了几篇博文就要被审判了，用这种方式爱国你注定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不论是屈原的投江而死，还是魏征的数次涉险，中国历史上总是不断演绎着忠臣抬棺进谏的故事。相比之下，歌颂总让人比较舒服，别人也喜欢听，风险小，收获大，所以，往往歌功颂德者多。

总有人担心对国家的批评，会让国民产生负面情绪。但如今，主流媒体上已经大部分是“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声音了，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负面情绪占上风。我们好像总是在不断的歌功颂德！什么GDP又翻番了，人均收入提高多少了……反正天天看到媒体在不停的报道好新闻！中国是全世界最热衷唱强自己的国家，知识分子和新闻界几乎永远站在政府一面，唱红制度，唱红政策，唱红政府。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者，好像从来不需要知识界与媒体人批评。

从建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说，凡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失去了批评当权者的能力的时候，就是我们民族遭受最大苦难之际。每一个民族灾难降临之前，其实都有微弱的批判的声音，这种声音总是被打压下去之后，灾难就接踵而至了。回忆中国的文革时期，到处都充满了令人恶心的阿谀；永远都是形势一派大好。可实际情况如何呢？那些总是吹捧赞美的，又几乎无一不是心口不一和两面三刀的；因为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早就有大量这样的事例，证明误国误民的奸臣正是那些专会阿谀奉承的邪佞之徒。

▌古往今来的爱国者

要说“爱国”，古往今来，最受中国人尊敬的爱国者非屈原莫属。可是你看他的文章作品，什么时候为朝政唱过赞歌呢？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些批评、发牢骚的文字。按照当下某些“爱国者”的理论，屈原完全符合他们“带路党、卖国贼”的标准。然而恰恰就是屈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者。

屈原他既不像某个央视退休的主持人“从不给国家添乱”，更不像某个大妈“从不投反对票”那样去爱国。相反，他成天喋喋不休地反对、阻止楚王已经成竹在胸的既定国策，和那些只知道说好话的邪佞们做斗争。结果，他先是被逼走，继而又被逼疯，最后被逼到跳河里去了。按今天们某些人的理论，或许他应该是个汉奸、卖国贼。

也许爱国有方式有多种，从屈原大夫不堪亡国之痛而自沉汨罗江，以死明志，到苏武大使满含冤屈，顶风冒雪牧羊荒原19年，归国之志弥坚。但古往今来，甚至古今中外，可以说是所有的爱国者，都同时是当时现实的批评者而不是赞美者，几乎无一例外。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汤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句名言。但在中国，总有一些人把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归结于批评者。但批评者的作用，其实就如同“扁鹊之于蔡桓公”。蔡桓公正是因为一开始，听不进扁鹊的“说三道四”，结果病入膏肓。难道蔡桓公之所以病入膏肓，是因为扁鹊的说三道四？正是因为没有人说三道四，或者，你听不尽说三道四，才会病入膏肓。

一个社会，如果真是万众一心，众口一词，干什么都一边倒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是充斥着危机、危险的社会。我们的报纸越干净，社会则越肮脏。电台越和谐，世道则越可怕。电视越美好，生活则越难过。电影越高尚，真实则越虚伪。一个正常的国家，不是只许歌颂，而是可以反对，不是只能感谢，而是可以批判。一个拥有众多批评者的国家，说明它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光明的前景；而一个本国人都不想去批评的国家，说明它已经完全令人绝望，它的国民只想尽快离开它，移居到别处。

每一个当下的中国人都请牢记，当你密切关注民族命运之时，就是这个国家走向文明的开始；当你毫无恐惧地质疑政治机器的腐朽，就是这个国家不甘沉沦的萌动；当你自由投出心中神圣一票，就是这个国家融入世界的关头；当你强烈感受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就是这个国家成熟的征兆；当你接受了国家对你的爱，这个国家才值得你去爱！

所以，在当下的中国，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报效祖国，热爱国家的方法，就是允分发挥批评的作用，批评它各种不足之处，揭露邪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