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是永无终止的追问，孔子则是提供结论却没有思辨的过程。前者激发学生，后者固化学生。
苏格拉底只是学生们通向更高思维历程的“助产士”，其身后有柏拉图（继而有亚里士多德）青出于蓝；而孔子的后学们却永远都活在孔“至圣”的笼罩之下。
西方的教育传统与中国的教育传统的差别，其实早在柏拉图对话录的苏格拉底与《论语》里的孔子那里早就奠定了基调。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与孔子的语录就是最好的标志。
没有听说苏格拉底读过什么经典名著，但学生一旦沾上了他，就不得不在他的不断追问下开始思考，不得不开动脑筋共同追索问题的根源，环环相扣，永无终止。这种对话方式也促使后人对前人思索的问题跃跃欲试，对前人未尽的思索代代相传，不断深入、递进、超越。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经验和智慧都得到创造性的激发，每个人也都获得思考和言说的权利。而在《论语》中，更多的是孔子以布道的形式宣告某种规则，以终审法官的口吻来公布某个结论，而没有呈现思辨的过程，也没有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更没有留给后人可以继续探索的问题，只是留下了可供后人反复背诵的格言警句。
在苏格拉底那里，教育就是对话、探讨，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与对未知领域的浓厚兴趣。即使强调阅读经典，也只是为提出或者解决问题而来的，而不是像农民的仓库里的粮食那样仅仅用来储备的。这种教育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学生好奇的天性，赋予学习中的创造性快乐。学生在这种方式的指导下，学会发现、思考和探究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具有极强的迁移能力，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生根发芽。一种不会培养学生问题意识与探究意识的教育，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创造力的。不被理解吸纳的知识，会妨碍正常思考。儿童的见解总是不同于成年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没有被知识过多填充。思维能力、思考方法，想像力与创造力是在记忆不是太多的地方才能够闪现。读书是为了促进思考，而不是为了记住而记住。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爱因斯坦的警告：只有将课堂上所学的东西完全忘记之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
在我们的传统中，这样的教育恐怕会被责问：“你究竟是在让孩子干嘛？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而且弄了半天，连个标准答案都没有。”我们总是害怕不能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总感觉如果学生没有记住与背诵出一些什么东西，那么教育就是空白的。中国古代的私塾几乎只有一种教育方式——捧来“四书”“五经”让学生不加理解地反复背诵，甚至要求倒背如流。这样，教育才算是有了成效，大家才放心。背诵与记忆虽然容易检验出“成果”，但是却很容易伤害学生的其他兴趣与爱好，更容易使他们的好奇天性、思考能力与想像力遭到破坏。
但是，现在仍有人哄抬诵经、国学，背诵、记忆这一套，他们似乎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尽快用垃圾将孩子的大脑填满，决不给孩子的生命有片刻喘息的机会。可怜我们的学生生来是为文本而活的，我们的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引导到文本那里去，其实，真正的教育是把文本引导到学生的生命里去。真正的思想智慧常常不是有形的结果，而是无形的过程；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一个问题意识，和探索能力；不是文字上面的那部分，而且是蕴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些灵动的思绪。
至今我们仍然未能超越孔子留下的教育方式，从崇拜孔孟、背诵经句、复兴国学，再到崇拜现实中的各种各色的所谓的“教育名人”，把学习当成背诵与记忆，把探索当成简单模仿，把反思与批判看成是“骂人”“吵架”的不和谐之音，把想象看成胡思乱想，把创造看成是捣蛋破坏。
天才人物的被扼杀，虽然不是今天才有的，但是，尤其以今天感觉令人痛心疾首。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清问题的症结，也看到了后果的严重性，但依然无法突出重围。我们读书似乎纯粹只是为考试，为了表演，为了在人前展示，为了得到可供呈现的即时效应。而真正的教育是一个过程，你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的体验、感悟与升华才是最重要的。同样经典与知识只有在有利于促进你去发现问题，促进你的思考的时候，这些经典与知识对你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苏格拉底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学生柏拉图已经表现了非凡的创造力，并且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我们的正统教育往往只培养出“立地书橱”，为前人留下的文字作注疏，既不注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不注重在追索问题中获得超越。仅有的一点不甘心，也往往必须打着“复古”的旗号，以向古人看齐为准则。今天被频频用以自夸的“四大发明”几乎都与正统教育无关。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教育似乎并未为个体蓬勃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和理性建构能力留下发展的空间。
苏格拉底的思想特点：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虽然执着于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找到一个事物的“定义”，但他也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自己心中预先并无定数（所以才“自知其无知”），唯有依靠自己的理性和“辩证法”去不断地有所发现。例如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讨论“美是什么”的问题，最后的结论竟然是“美是难的”。不过讨论并没有白费，虽然还不知道美是什么，但毕竟知道了美“不是什么”，思维层次有了很大的提高，而这正是苏格拉底真正想要达到的。又如在《普罗塔哥拉篇》中关于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双方在讨论中都从自己本来所持的立场不知不觉地转向了持对方的立场，颇具喜剧性，最后也没有结论，苏格拉底说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讨（注：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4页。）。但毫无疑问， 在这种开放式的讨论中，不但讨论双方的思维水平已不是讨论前的水平了，而且所讨论的问题的内在复杂性、微妙性也暴露出来了，这就给后人沿着思维已指出的方向继续深入提供了极宝贵的启发。
孔子的思想特点：
相比之下，孔子的对话看重的只是结论，而完全不重视反复的辩难，一般是一问一答为一小节，少有两个以上来回的，即使有，也不是针对同一个问题，更不是贯穿一条思路。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注：《论语·为政》。），又说“吾道一以贯之”（注：《论语·里仁》。）；但他是如何由故而“知”新的，他的“思”的思路究竟如何，他又是怎样用他的“道”来贯穿他所有那些论点的，却从来不曾交待。我们只能认为，他的“知”、“思”和“道”都只不过是一种内心的体会，所能说出来的只是结论，而不是过程。
所以，《论语》是中国传统官样文章中泛滥成灾的“要字句”的始作俑者。所谓“要字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的句式，有时不一定包含“我们”，常常连“要”字也省掉了，但意思每个中国人都懂。但西方人就不一定懂了，他们只可能将它看作“无人称句”，但西文无人称句不含“要”的意思，因此他们往往抱怨这种句子没有主语。随便举一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注：《论语·里仁》。），前面加上“我们要”三字（或只加“要”字），亦通。又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注：《论语·为政》。），“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论语·述而》。）等等，不胜枚举。在“要字句”中，“为什么要”是不能问的，一问你就成了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注：《论语·为政》。），因此这是一种权力话语。那么，一介儒生，权力从何而来？来自道德上的制高点，而道德制高点又是基于自己情感上的自信，即相信自己的情感合乎自然情理（天道）。
因此，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两种不同的对话其效应也是极不相同的。前者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大转折，刺激了后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后者则树立了无人能够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仰止”和不断地体会、学习。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到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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