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美合作所在对日作战中发挥出了不少作用。仅1944年6月-1945年6月一年的时间，中美合作所指挥的部队就击毙了2.3万名日军、击伤了9000名，俘虏了300名，摧毁了209座桥梁、84辆机车、141艘船舰、97个日军军需库。
中美合作所特工在开阳基地审讯被俘日军人员。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实习生 戴小河 发自重庆
“忙！太忙！”厉华额头一片汗珠，身上的白色衬衫都湿透了。他刚结束一个由他主讲的党史讲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作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频繁受邀到全国各地做“红岩精神报告”。望着每天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他笑称自己更像是一个上了发条的闹钟。
回到办公室，厉华经常加班至凌晨时分—他领衔研究的一个课题年底前将结题，并已和相关出版社签约，就研究成果著书出版，“时间非常紧”。
这个课题是关于中美合作所的。
“作为二战期间中美两国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中美合作所抗日有功，但长期以来它却成了‘美蒋罪行’的代名词，被不断妖魔化，造成了历史的误会。”厉华称过去国内出版的书，对中美合作所并没有全面而客观地讲清楚过。
这项课题研究已进行了两年多。厉华研究发现，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产物，中美合作所并非“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集中营”，它与军统集中营并无任何的直接联系。
梅乐斯被强行送回美国
在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红岩烈士陵园入口，两根高约4米、条石砌成的石柱，在静寂中矗立。其中隐匿在浓密树丛中的一根镶嵌着一块石牌，上书—“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
这就是中美合作所遗迹。中美合作所，全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和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共同创建的用于训练特工的场所。
厉华说，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闪电般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美国被拖入世界大战行列。由于美日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是在海上和空中进行，所以对太平洋上的气象、水文、军事等情报的准确掌握，便成为美国打败日本的主要保证。
早在1941年12月初，军统局就破译出日本海军将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将这份密电，通过军统美国站站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萧勃交给美国海军。但美方怀疑是中国有意挑拨美日关系，故未引起重视。
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检讨忽视军统局情报的严重失误。随即一面与萧勃秘密联系，同时也命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迪帕斯与军统接触，以寻求情报搜集的合作。
1942年初，在美国华盛顿大饭店，美国海军金上将、李威廉上校和梅乐斯少校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萧勃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萧勃代表军统局负责人戴笠表示：军统局可以为美军在中国提供各种方便；希望美国海军帮助军统局训练游击特工人员和提供武器装备、特工器材、军需物品。
梅乐斯根据双方会谈内容拟定了《友谊合作计划》的方案，规定：“美国提供给国民党军统局技术、器材、械弹、军用物资；国民党军统局提供人员给美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和被日军攻占地区，建立水雷爆破站、气象情报站、情报侦察站、电讯情报侦译站、行动爆破站。……”
1942年5月，梅乐斯奉命到中国，首次会晤了军统局局长戴笠。戴笠指示这次中美情报合作，一定要搞好，要将军统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毫不保留地全面合作。
1942年夏秋间，梅乐斯率领一批海军特工第二次访华，正式开始了与军统进行情报合作的活动。同年冬，双方决定共同建立一个情报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持中美情报合作业务，中方由军统局代表，美方由海军部情报署代表。
双方共同拟定《中美合作所协定》，1943年4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字。中方派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签字，美方派海军部长诺克斯代表签字。
1943年7月4日，在陪都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钟家山，军统局乡下办事处，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该所直接隶属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他们对中美合作所的工作都享有否决权。
此后，中美合作所一直从事培训和装备戴笠领导的军统部队，运作其下属的情报站，展开对日游击战，直到1945 年日本投降。
按协定的规定：“中美合作所系因对日作战而成立，如战争结束应立即宣告结束。”抗战胜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的中美合作所，要求在10月1日前停止全部活动。
1945年9月29日，梅乐斯被两名美军医生以神经衰弱症的名义强行送回美国。10月11日，在歌乐山下的军统局大礼堂，军统局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宣告中美合作所结束。
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 年10 月，美方最后一名人员离开中国，当时整个中国已陷入全面内战之中。
“抗日有功”
中美合作所下设秘书室、军事组、情报组、气象组、特警组、侦译组、心理作战组等，最多时全所人员高达6000多人。
中美合作所在歌乐山下纵横10余公里的群山之中，建筑有房屋800余间，将包括渣滓洞、梅园、造石场、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场、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杨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垭等地在内的大片土地划为禁区。
“在这个特殊禁区内，有戴笠、梅乐斯的宅院，有2000多名中美特务的宿舍、办公厅、餐厅、跳舞厅、大礼堂、军火库、仓库。”厉华说，当时，禁区内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
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至于鲜为人知。事实上，中美合作所在对日作战中发挥出了不少作用。
“中美合作所抗日有功。”厉华评价称，该所成立后以促进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努力打击敌人为目的，从多方协助美国太平洋舰队，攻击敌海军与所占领岛屿，最后直捣日本本土。
仅1944年6月-1945年6月一年的时间，中美合作所指挥的部队就击毙了2.3万名日军、击伤了9000名，俘虏了300名，摧毁了209座桥梁、84辆机车、141艘船舰、97个日军军需库。
首先在对日作战中，破译了日军密码。据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原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其二，提供气象情报。中美合作所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其三，中美合作所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如特种警察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军事情报训练班、气象情报训练班、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爆破训练班……此外，为在短期内为中国训练一支5万-1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对日作战，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
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
美国海军部对中美合作所的运作给予了充分肯定。1945 年9月13日，美国海军在一次官方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披露了一个“保守得最好的军事秘密”，即中美合作所，称它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彻底打击日军占领的岛屿、日本海军及整个日本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渣滓洞混为一谈
不过，因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外名声都不大好的军统局负责人、特务头子戴笠，美方副主任、反共分子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国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再加上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获得的美式武器与设备器材，后来都被国民党当局用到了反共内战中，因此，该所便有了一个“扶蒋反共”的恶名，遭到了来自中美两国一些人士的强烈批评。
美国陆军一直批评只服从战略情报局和海军部的梅乐斯违抗命令且无法胜任工作，指责其一再违背和抵抗美国政府不破坏国共关系的要求。
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更是指责中美合作所，完全是一个从偏激的意识形态和狭隘的美国利益出发，干涉别国内政的危险先例，别无可取之处。
比如历史学专家迈克尔•沙勒博士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评价中美合作所：“这个小组的活动，大大地把中国推向内战的道路，使美国直接卷入了中国的国内斗争。在战时中国政治和军事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带政治色彩的中美合作所人员，在影响中国两个派系的当前政策和未来前途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年曾以美国战略情报局雇员身份在重庆与梅乐斯共过事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亦评论说：“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正当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
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在其原址及其附近发生的监禁、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的罪责，便被新政权算到了它的账上。
1949年国民党溃逃重庆之际，在重庆秘密杀害了杨虎城将军、江竹筠、李青林、许晓轩、许建业等革命烈士，并在11月27日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革命志士进行了集体大屠杀，200多位革命志士倒在了胜利的黎明之前。
1950年1月，重庆市召开追悼大会，追悼殉难烈士们。在纪念大会期间发了一本《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会刊，副标题是：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会刊的第一篇文章是《中美合作所真面目》，它称：“中美合作所……就是美国特务指挥国民党特务如何监视、拘禁和屠杀中国人民的训练所和司令台。中美合作所内的两座集中营—渣滓洞和白公馆，就是蒋匪囚禁中国人民的最大牢狱。中美合作所的本身，就是一个举世罕见、骇人听闻的人间魔窟。”
“把中美合作所与军统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和大屠杀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有一些客观原因。”厉华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戴笠既是军统局的局长，又是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主任，所以两个单位被连在一起。按照当时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研究所受的时间、史料限制，再加上殉难于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戴的手铐、脚镣，为中美合作所撤销时给军统局的移交物，上面有USA字样和中美合作所的编号，故将两个单位混为一谈。
随后，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下，小说《红岩》及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渲染了中美合作所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中美合作所在这些文艺作品中成了一个血腥恐怖的法西斯集中营。厉华称，中美合作所作为反面形象的知名度，曾一度大大超过了同样在重庆而有着更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红岩村。
拂去历史的尘埃
其实，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一回事。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 1939年冬由军统局用作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
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
渣滓洞监狱，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1947年底又重新开张，改称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民革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
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原编研室人员邓又平，曾在《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一文中列举了他的调查统计结果：当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于歌乐山下的政治犯中，一些人（如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张露萍等）是在中美合作所建立之前关押于此的，另一些人（如杨虎城、许建业、江竹筠、陈然等）则是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才关押于此的，对政治犯的屠杀，全都发生于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
“中美合作所与这些逮捕、关押、屠杀等罪恶活动是完全无关的。”邓又平称，迄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
厉华亦指出，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集中营在地理位置上，都在歌乐山下，但是它们是两个单位。第一，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同处歌乐山地域范围内，白公馆属于国防部保密局，渣滓洞隶属于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第二，军统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是1939年开始关押政治犯，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至1945年在歌乐山建立的一个国际情报组织；第三，重庆解放前夕发生大屠杀时，中美合作所组织已经不存在。
“所以，中美合作所和军统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是两个单位，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厉华说。
重庆文史学家、《红岩春秋》原主编何蜀直言，长期以来，有关中美合作所的历史研究局限于政治宣传与批判美国支持国民党特务反共的范围。毋庸置疑，中国的改革为重新研究战争课题开辟了道路，但重新评价中美合作所仍不易。
他认为，对中美合作所的客观分析应是既反映其初衷又反映其实际后果； 既从历史的角度评价其实际作用，又用现代的眼光认识这段历史。
厉华称他领衔的中美合作所研究课题组，成员有八人，其中包括两位美国教授。研究资料全部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海军档案馆等。目前，课题组正加紧对搜集到的有关中美合作所的档案资料进行编译、整理。
“我们希望这次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能拂去历史的尘埃，澄清误会，还原出中美合作所的真实面孔。”厉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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