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的赌博业，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奸大恶。对于不少返乡人士来说，过年期间过几把“手瘾”更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因为赌博而闹得鸡飞狗跳、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以不小的频率上演。

针对这一现象，吕德文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样在近期做过深入研究。而他的研究则揭示了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在最近十余年间，“赌博”在多数乡村已实现去污名化。在他看来，如何认识今日中国乡村的赌博业态，虽非易事，却是大事。赌博已成社会之癌，不可不治。

今天将他的文章推荐给大家，希望有所启发。原文较长，有压缩编辑。

文 | 吕德文

来源：瞭望智库转载自“侠客岛”

我调研的乡镇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农村，总人口不到2万，共17个行政村，100余个自然村。因地处丘陵地带，人均耕地较少，且无任何工业。总的来说，该乡算是一个消费型社会，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年轻人（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则在家务农补贴家用。

该乡集市经济十分发达。除了少量几家农资、化肥店，街上全是为乡民“现代生活”服务的商店，包括超市、饭店、家具店，甚至于养生馆、五谷杂粮配方点、快递服务点等。不过，最大的产业当属“赌博业”。

根据笔者的调研，该乡的赌博业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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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当地的赌博业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茶馆准确地说，当地人所称的“茶馆”其实是麻将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单单是在集镇，就有近30家麻将馆。全乡的麻将馆大概在100家左右。茶馆的规模也不等，一般而言，集镇上的有十几台麻将桌，村里的有三四台麻将桌。

至于玩法，比较简单，根据胡牌大小，当地麻将馆分为三个等级：（1）打大牌的，胡牌在20元以上，每盘输赢可在几百上千元；（2）打中牌的，胡牌一般为5元或10元，每盘输赢在几十上百元；（3）打小牌的，胡牌为2元，每盘输赢只在十几二十元间。

在一般乡里人的认知中，“赌博”和娱乐的界限是模糊的。打大牌的茶馆，普通乡民都认为那是赌博场；那些打中牌的茶馆，对于大部分有财务自由的乡民而言，也算是一个合适的娱乐场所，但如果毫无节制地沉迷其间，则算是彻底的赌博心态。惟有打小牌的茶馆，几无乡民认为它是一个赌博场所。

（二）地下六合彩 六合彩在乡里也甚是普遍，其覆盖人群甚至比“茶馆”广。说是“地下”，主要是从法律意义上界定的；对于当地人而言，它是再公开不过的赌博形式。每个乡民都可以在邻居、亲戚、朋友那里轻易地找到“码庄”。再不济，村里的商店也兼着小“码庄”的生意。

在十多年前六合彩刚到该乡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赌博。但现在，六合彩却成了极具乡间特色的娱乐功能。彩民们天天盯着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动画片等节目，希望从中找到有关“玄机”。“运气”这个飘忽不定的东西，也被具象化了。比如，家中有个老人80岁去世了，其子孙立马会联想到下一期的开码数字必定和8有关。

现如今，大部分乡民都将六合彩当做“小赌怡情”的节目，甚至成为生活中的“盼头”。

（三）赌场乡间有两个大混混，都有黑道背景。一个大混混经营着大茶馆，不定期地在其茶馆组织超大规模的“局”，如50元或100元开胡。这种局一年大概举行三五次，每次个把星期。每次 “组局”时，“大混混”都亲自上门邀请那些目标人物去他的茶馆玩。

还有一个则专门组织“八点场”，运用乡间所称的“龙虎斗”（老虎机）和“掐八点”（推牌九）组织赌博。“八点场”也是一年组织几次，其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却未必有隐蔽性，因为普通民众都知道），每天打一枪换一炮，有时候甚至在山头野外搭棚。其规模一般在几十上百人之间，有积极参与的，还有纯粹是看热闹的，每次赌资都有几十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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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调研的乡镇，赌博业有一个较长的产业链。

在这个链条里面，处于高端的是两个大混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制定了“消费”及服务标准，其组织性也较强；处于中端的是那些打中牌的茶馆及各个码庄，他们是乡村赌博业的中流砥柱，在赌博的去污名化、培养基本“赌徒群众”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处于低端的，则是那些数量不多的小茶馆，客观上为赌博生态的塑造提供了掩护。

两个大混混在组织赌场方面都可谓是轻车熟路：

组织大麻将局者，在乡里人的形象中是一个“乡绅”，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组织的牌局也甚是“文明”，像是去一个高档会所。几乎从未听说过其耍什么黑招，所有人却都对其敬畏有加。有时候，乡里人明知其组织的是鸿门宴，却也得装得很高兴的样子前去“送钱”。

组织“八点场”的大混混，则风格迥然，其霸道、阴狠、血债累累是写在脸上的。2015年即有两起恶性时间：

一妇女因欠了“八点场”的高利贷，被逼无奈躲在一个山头两天，最后在山上自杀身亡。乡政府为了安抚受害者家属，让其丈夫及小孩吃低保；还有一位乡民被高利贷所逼，自杀身亡。其家人将死者棺材拖至乡政府门口讨说法。派出所出面调解，让债主赔了17000元，乡政府再“人道主义救助”了4万元，终于息事宁人。

但就该乡的赌博业而言，他确实做得很是成功，几乎达到了企业化运作的水平。一个成功的“八点场”，需要符合几个要件：

（1）安全。一是场所的的安全，不在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开设赌场，大大提高隐蔽性；二是现场秩序，在合适的地点安设明哨、暗哨，以防止公安机关的打击，同时防止现场有人闹事。

（2）组织。他有一个成熟的运作团队，其核心圈有五六名小混混，负责赌场的设备、坐庄、放贷、安保、服务等。外围还网罗了不少协助者，兼职帮忙网络赌徒，或者讨些“抽红”。

（3）赌资。为了让赌局维持下去，提供资金周转是非常必要的一环。而赌场上的周转资金，一般都是高利贷。在“八点场”上借钱：借1万，只能拿到8000赌资（2000元算是利息），且要求当晚还清；不能还清者，则每天再加500元利息，一月一结。

（4）利润。赌场的利润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正常的赌博输赢（或“抽红”）；二是高利贷。组织者既可以自己坐庄（有时伴随着出老千），也可以不坐庄。如果是自己坐庄，则可以从赌桌上获利；组织者也可以不坐庄，而是通过“抽红”来获利。

生态

赌场之存在，是以休闲娱乐之茶馆为基础的。乡里赌场之盛、组织者之明目张胆，实则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让赌博寄生的社会生态：

茶馆及六合彩之覆盖面之大，使得乡里人对赌博的接受度极高。尽管人们对赌场及茶馆之本质比较清楚，但在茶馆不劳而获的体验，与在赌场押注、在地下六合彩押“特码”企求一夜暴富的心态，并无本质区别。

本质上，茶馆为赌场培育了基本的赌徒群体。如果说茶馆是赌徒们日常生活的蓄水池，让其保持了赌博习惯的话，那么赌场就是泄洪区，积蓄日久的赌徒心态，可以从赌场中找到更大的刺激。乡里的赌场看似是不定期的，但春夏秋冬，避开农忙这些时间点都是很有讲究的。

茶馆培养了一种畸形的消费习惯。为了吸引顾客，各个茶馆绞尽脑汁扩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而今，一些大型的茶馆，其服务标准是：为打牌者及其家属免费提供午餐（午餐按照当地待客的最高标准定制）、茶水、接送小孩服务等；一些茶馆为了吸引顾客，甚至进门即发5元红包。

久而久之，茶馆成了很多乡里人的第二家庭。比如，很多人快到午餐时分，就拖儿带女找个茶馆消费去了。这种营销模式，和赌场如出一辙。那些“八点场”，对所有到来的赌徒，无论其是否参赌，都报销车费、进门即发20元（或一包烟），并设有好吃好喝招待。乡民们甚是享受茶馆及赌场制定的服务标准，以至于每个人都默认了“顾客就是上帝”的宗旨，吃好、穿好、玩好，是他们的潜在意识。

“癌症”

在以前的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物质匮乏，赌博是少数有闲有钱人的“特权”，少数无钱的“烂赌鬼”也会招人唾弃，大多数农民也不认为自己可以在赌博上浪费时间和金钱；然而，到了物质丰裕的时代，农民们早已被卷入消费社会的逻辑之中，他们身在农村，心在花花世界。赌博，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麻醉精神生活的作用。

而在大批人寄生于赌博场的过程中，它也将社会中最赤裸裸的两极分化呈现于人们面前。以至于，乡民们竟然不自知地有了一种对权势的畏惧感。

一种赌徒心态也在乡村社会蔓延开来。农民幻想一夜暴富，早已习惯于及时行乐，不劳而获也是普遍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人们对因赌而生的丑恶现象，丧失了基本的价值评判能力。哪怕是高利贷逼死人事件，乡里人也仅仅是唏嘘一番，甚至于，无聊者还拿这种事当做谈资，调侃茶馆关门歇业是全乡为其志哀。

至于赌博闹出的家庭纠纷，则数不甚数。比如，2016年发生了一件传遍全乡的丑闻。一位在家带小孩上学的奶奶，因天天在茶馆赌博，入不敷出，不仅私吞了在外打工的儿媳妇寄回来的人情钱，还不断编排各种理由索要儿子儿媳妇的血汗钱；不少留守家中的中年妇女，打牌之豪气远超男子。有一个女子，曾在茶馆连续奋战五天五夜，期间连脸都没洗一回。

赌博也在慢慢腐蚀当地政治社会生态。就在笔者下笔的前几天，一个逼死多条人命的“大混混”，竟然得意洋洋地到各个茶馆“宣传”中央最新精神：“像我这样的（组织’八点场’），是要被抓起来的；（我已经不干了）你们竟然还在明目张胆地开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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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值得警惕的是，赌博也在侵蚀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的公信力。

笔者在调研该乡的赌博时，意外发现早有乡民在当地网络论坛上举报该乡甚为繁荣的赌博业。每次当地政府都认真回复，如一个回复说，派出所经过暗访，这些茶馆基本上都是休闲娱乐性质的麻将馆，并无赌博发生云云。举报者、旁观者当然不服，一大堆抨击基层政府不作为的留言接踵而至。

就笔者的调研而言，基层政府的反应符合一般逻辑，却未必是全部真相。不可否认，赌博认定有一定的难度。它的认定主要有两个要件：（1）组织者是否以营利为目的；（2）数额是是否巨大。两个要件的认定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

然而，就乡里的几个赌博形式来看，除了“八点场”完全符合这两个要件（甚至还因涉黑原因而远超这两个要件），以及六合彩因“地下”之原因，可以认定为是赌博性质外，其他形式都多少有点争议，也易于让人钻空子。

而如果按是否“抽红”这个营利方式作为定性标准，则可能殃及一大批那些打5元麻将的茶馆。从主观动机看，绝大多数参与者，甚至于包括组织者，都无心从中获取“不正当”的利润，休闲娱乐的性质要明显得多。

对赌博业的治理和打击是两码事。一般而言，打击是专门机关的职能，党委政府并不参与。因此，乡间赌博业的治理主体实际上是乡镇派出所。可是，如上所言，专门机关打击农村赌博行为，存在非常大的技术困难。最直接的是，派出所并无足够的警力处理如此之多的事务。甚至于，单单“八点场”和麻将局，派出所也没有足够的警力和能力进行打击，只能对那些茶馆进行阶段性排查。

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久而久之，一些有经营头脑的茶馆老板，给派出所长送点小礼，请其在必要的时候提前打声招呼，也是常有的事。类似“微腐败”，更增加了乡民们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

如欲有效治理，则必定涉及到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总体改造。甚至于赌博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农民的闲暇方式才是治理的主要内容。我调查的这个乡镇，几无公共娱乐活动。一年一两次的庙会，也仅仅是高龄老人的娱乐方式，中青年并不参与。而有钱有闲的恰恰是那些中年人，以及在家带小孩的年轻妇女。

乡间这几年兴起了广场舞、腰鼓队等娱乐方式，乡镇党委政府也对针对大操大办做了些许移风易俗的工作，但从治理赌博这个社会之癌的角度上看，还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