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格律文化传媒集团全媒体平台携手上海东方网，联合全球多家机构、留学组织和华文媒体，跨越十余个国家和地区，隆重推出“中国留学生的四十年”大型专题报道，记录40年留学潮中40位中国留学生的命运与故事、奋斗与荣光。以海外学人的心路，见证中国崛起；以中国留学生的视角，回望改革开放。今日刊发第三期，走近不安分的乐天派李一诺。
正在接受侨报记者采访的李一诺，她很爱笑。
“不好意思，来晚了。”李一诺独自背着包，匆匆走到记者面前。
与外界所描述的气场十足的“女强人”形象不同，李一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爱笑、有亲和力，但她也从未真正“放松”，在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始终认真看着记者的眼睛，几乎不用思考，以极快的语速回答每个问题。
自2000年从清华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后，这个山东女孩从未停止“折腾”。赴美读博士、放弃科研进入完全陌生的商业领域——成为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中的一员，10年后已坐上合伙人宝座的她开始关心社会底层的贫困与饥饿，加盟盖茨基金会成为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李一诺的理想和野心非常大，也非常小——“无非是希望自己在相对有限的生命里面，因为你的存在，让你周围的人，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这是她与世界最重要的联结。
李一诺正在参加一土中芬教育之夜的活动，近距离对话中芬教育。
从一个有些怯懦、不敢表达观点的女孩，到自我认同感极强、浑身散发着自信光芒的职场女性，李一诺的“壳”剥落的并不容易。
2000年，在清华大学完成本科学业的李一诺选择赴美留学，这是她第一次出国。
申请签证时，李一诺排了很久的队。尽管当时出国留学人数大增，但这些学生只能获得一次往返的签证，她觉得这样的做法“太没人性”，“我从出国到第一次回来就是三年之后的事了，中间过年都不能回来。”
因为对当地情况不熟悉，李一诺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装在了两个箱子里，甚至包括了床单、毯子。不过，到了洛杉矶她惊讶地发现，只要有一辆车到处都可以去，而且东西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昂贵，美国孩子16岁就有驾照，而她需要从零开始。
需要重新学习的还有英语，“原来觉得还是优等生，学的还是挺好的，后来发现连基本的生活词汇都非常不熟悉。”她甚至一度很害怕去餐厅点菜。这种初期的不适应并未让乐观的李一诺产生挫败感，反而让她有了深入了解美国社会的念头。
李一诺座右铭。
2005年，刚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完分子生物学博士的她，拿到了全球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洛杉矶办公室的Offer。
李一诺是那一年麦肯锡招收的唯一母语不是英文的员工。这个看起来瘦弱的新人，开会时喜欢躲在角落里，“听听别人怎么说的，最好别人也不要注意我。”跟她一起入职的，都是MBA毕业生。少数族裔，还毫无商科背景，她突然从一个“聪明能干的学霸”成了“啥都不行”的边缘人。
她害怕站出来，害怕发声，不断质疑、否定自己脑中的想法——“你，凭什么这么说？”
“巨大的鸿沟。”回忆起当时自己所面临的困境，李一诺这样对记者说。
直到入职第一年的下半年，转机出现了。当时她负责一个极有挑战的数据模型，开会过完了这个模型后，她紧张得起身去厕所，当时麦肯锡的一位全球副董事—— 一个学数学出身、在日本待了多年的德国人追了出来，认真地跟她说，一诺，我想告诉你，你做得很棒。
来自他人的认可，是她建立自信的开始，也成了她在麦肯锡的重要转折点。在麦肯锡，咨询师、项目经理、全球副董事、全球合伙人是一条必经的晋级路径，而李一诺走完这条路仅用了6年， 2011年，34岁的李一诺成为了麦肯锡的全球合伙人，她当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
在美国职场，女性、中国人这两个身份会遭遇 “玻璃天花板”，但在麦肯锡，它却被这个外表柔弱的中国留学生轻松打破了。
李一诺和“一土”学生们在一起。
正当李一诺已在麦肯锡驾轻就熟时，一扇更让她着迷的窗向她敞开了，盖茨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的工作机会找上了她。
这个由比尔·盖茨夫妇在2000年1月创立的基金会，将目光瞄准了中国，并于2007年在北京设立海外第一家代表处。
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慈善和社会福利等众多领域开展合作。
曾多次赴华的盖茨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因为文化与体制的差异，盖茨感到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国家。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前首席代表叶雷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盖茨对中国有一些特殊的想法，觉得需要找熟悉这个国家文化的人推进工作。李一诺这个在中国成长，又在美国接受教育，且熟悉美国的职场精英，自然备受盖茨关注。
在麦肯锡工作了10年，成为仅有的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全球合伙人之一，要放弃这份工作，李一诺确实有些迟疑。她在面试时曾问比尔·盖茨——“在中国，你问比尔·盖茨是谁，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你问盖茨基金会干什么的，很多人也知道是‘做好事儿的’；不过你再问盖茨基金会怎么做好事，99%的人都不知道”。
不过，盖茨的一句话打动了她。他说，自己开始关注生意以外的事情之后，发现在解决全球维度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的空白是巨大的。
2015年，她接受了这份工作邀请，拖家带口从美国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
李一诺这样解释她的选择，“一开始可能加入一份工作，我当然希望这份工作我能做大，在工作的平台上做到比较好的位置，后来，我觉得还是基金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社会影响。”
三年期间，李一诺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基金会开始支持中国扶贫、中国药监局改革、中国农业经验支持非洲发展等创新项目。
李一诺工作的地方，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到北京之后，孩子上学这件在外国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却难倒了她——当地户籍、动辄千万的学区房……
她也担心，送孩子到公立学校，就等于把他填鸭式地培养成学习机器，而中国遍地开花的国际学校又太过西式，孩子的文化认同感都给淡化了。
既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那就自己办一个，把公立和私立学校的精华都融进来。她把找学校的经历和办学校的想法写成微信公众号文章《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短短一天就成了10万+，近千封邮件飞到她的邮箱，纷纷表示要“预约”学位。50天后，校舍、老师和课程都没有确定，学校就有了家长和学生。
经过170天的筹办，借寄在北京八十中内的一土学校诞生了。她想在一土实现她对教育的理解，“教育最核心的部分是对自我的认知。我希望教育培养的是一些内心充盈的孩子。”
今年，李一诺以个人身份创立的一土教育迎来了两周年，除北京、广州两个校区以外，一土硅谷分校也将于今年9月开学。
这看上去是她完成的另一次跨界，但难度系数要高很多。这种解决问题思维的养成或许与她曾度过的“苦日子”有关。
“我们生命的40年，中国经历的，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巨变。”在《生于1977》这篇文章中，李一诺这样写道。
“上小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山东济南，冬天很冷，那个时候也没有暖气，我们班大概50个孩子，大家轮流值日，在家里面带干树枝和报纸，学校里面应该有一些煤，生火之后，房间教室前面就是一个炉子，一方面能取暖，一方面烧开水。”
她把这段经历讲给了美国同事听，“你看我，穿得也还是挺职业的，看着可能跟一个美国的中产阶级或者是管理精英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小时候的生活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状况。”
李一诺认为这恰恰是这代人难得的财富。“我们这代人，有一种所谓的责任感。对于社会转型之后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城镇化、留守儿童，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贡献，需要很多创新思路去思考。”
“你总不能说，我下一步再换一个工作，换一个车子，换一个房子，这多无聊。”说到这里，李一诺皱了皱眉。
让她高兴的是，年轻人越来越关注环境、公益。新一代留学生不再像他们那时一样买一张单程票一去不复返，而是在理解与交流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下一次，李一诺将在哪个领域给大家新的惊喜呢？”面对记者的最后一个提问，李一诺露出了她标志性的笑容，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答案。
41岁的她，人生不设限。
采访结束后，李一诺又背起那个大面积掉皮、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太像话”的单肩包，大步流星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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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高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