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格律文化传媒集团全媒体平台携手上海东方网，联合全球多家机构、留学组织和华文媒体，跨越十余个国家和地区，隆重推出“中国留学生的四十年”大型专题报道，记录40年留学潮中40位中国留学生的命运与故事、奋斗与荣光。以海外学人的心路，见证中国崛起；以中国留学生的视角，回望改革开放。今日刊发第三十二期，康世昌：中国“冰川人”的科考人生
康世昌的座右铭。
坐在记者面前的康世昌，明显比照片上黑了一些，人也有些疲惫。他刚在瑞典参加了会议，直接去了位于北极的阿拉斯加，那里有中科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国际北极研究中心建立的长期观测站点，康世昌是该实验室的主任。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北极地区备受关注。
不是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便是在飞机上，要么就是在不同的大学授课，不分周六还是周日，累了就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康世昌这样描述自己如今快节奏的生活。
康世昌采访照。
自2013年来到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后，看上去离他曾经的工作地点青藏高原远了，但那片神秘又圣洁，让冰雪梦开始飞翔的土地仍让他魂牵梦绕。
从25年前，还是学生的他怀着好奇心第一次前往，再到2005年担任中科院纳木错综合观测站站长，日日与珠峰相伴，在惊喜、惊心中度过近10年时光。迤逦巍峨的珠穆朗玛峰记录了康世昌的步伐，也见证了中国“冰川人”的科考精神，成长速度。
看似与都市人遥遥相望的冰川此刻不再是谜。
初心
“特别苦，”跟随科考队，第一次前往青藏高原的康世昌面对缺氧状态下出现恶心、难眠等诸多不良反应时，心里只有这一句话。但与此同时，看似不可亲近的青藏高原正展现着不为人知的温柔——在阳光的照射下，冰川散发着晶莹剔透的光芒。
此刻康世昌才得知，已是海拔5000多米，自豪感油然而生。
冰川并非他的第一梦想，出生在甘肃农村的他，原本报考的是兰州大学的数学和力学系，可因专业调剂，误打误撞他去了地理系。随着野外作业时间增多，康世昌爱上了这个专业。攻读硕士时，在导师的建议下，他走入了冰川世界。
康世昌冰川科考照。
但很快他就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人烟稀少，我们去做冰川的地方，几乎没有当地居民，另外，对身体素质的要求特别高，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高原反应。”
几经思考，在硕士毕业时，康世昌已确定将冰川研究作为终身事业。除了与自身身体素质较好有关以外，他也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热爱挑战的人，“你想很多人做不来的东西，你要能做下来，你就已经获得乐趣了。”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冰川研究已基本赶上了国际步伐，从单一的冰川研究，发展到冰冻圈科学的研究。这背后有着“冰川人”集体的付出与坚持。如今更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康世昌这一批年轻“冰川人”头上，第一次登上冰川他只有24岁。
打开冰川奥妙的钥匙正是冰芯，取自冰川从表面到底部的芯。冰芯中不仅保留着历史气候环境变化的信息，还记录着人类活动对于气候环境的影响，因而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正是康世昌的研究方向。
恶劣环境、高原反应尚能克服，最大的挑战是在设备和后勤保障方面。
“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钻取冰芯做研究时，钻机都来自国外，到了九十年代，我们自己也开始研究钻机，但设备质量不是太过关，同时，据我所知，当时在喜马拉雅山、尼泊尔，他们在研究冰川的时候，一般是用直升机运输物资，但是我们是用人背，肩抗，用牦牛来托运，所以效率比较低。”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困难，还是我们靠人力去克服。”康世昌对记者这样说道。
此后的每一年，5月到10月的冰川科考季，康世昌几乎都行走在人烟稀少、空气稀薄的冰川地区。他曾先后9次攀登到海拔6500米的珠峰绒布冰川采取冰芯，最长的一根长达142米，是目前在珠峰冰川钻取的长度最长的冰芯。
因为他的优秀表现，2008年奥运会时，康世昌还被选为圣火传递的火炬手，这份荣誉对他来说更是对工作的肯定和激励，“我觉得只要你自己努力工作，大家还是认可你的。”
与珠峰相伴的日子
珠穆朗玛峰，藏语意为“女神”，海拔8844.43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峰。远离都市并非意味着不受任何影响，这里任何一处都可以看到人类活动的缩影，温室气体或污染物排放。
康世昌是珠峰的守护者，也是体检医生，他知晓并关心珠峰每一次细微的变化。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海平面升高，沿海地区民众的财产安全，也意味着是否能带来充足的水资源，让绿洲得以生存。
2005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纳木错综合观测站建站后，康世昌担任站长。与考察不同，监测意味着长期坚守，“也就是说，我作为站长，其实我真正的工作地点是在西藏，如果我有时间，或者北京有会议，我才回来上班、开会。”
这里海拔4730米，康世昌在这里前前后后工作了近10年时间，满嘴血痂、黢黑瘦弱。最长的一次，他呆了五个月。正在看电视妻子看到他这个模样时上心疼不已，但康世昌说自己对家人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康世昌冰川考察照。
让康世昌难忘的是2005年发生的险情，那年第四次珠峰科考队45名队员集结珠峰，他们的任务之一是配合重测珠峰高度进行综合科考，当时康世昌担任队长。
正在东绒布冰川垭口采样的康世昌突然掉入冰裂隙中，“大概走了四五米就陷进去了，那一瞬间，脑子是空白的，你根本想不起来是怎么进来的。”
好在这个冰裂隙不太宽，在慌乱中康世昌用脚蹬在了冰壁上，没有完全掉下去，但他的头已经完全进去了，只有手还能碰到冰裂隙的边缘，他只能在风雪中大声呼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终于有人来找了，用绳子把康世昌拉了上来。
“还是运气太好，”康世昌说。他并不感到后怕，认为主要原因是自己太大意。
在此之前，他曾多次来到这里采样，知道这里的冰裂隙非常多。“最深的有上百米，一旦完全掉下去生还的几率非常渺小，平常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我们在冰川上行走的时候，一般都打着绳子，这次确实是我麻痹大意，一大意就出现了问题。”
得救回到营地帐篷后，康世昌轻描淡写，像讲别人故事一样说起当时的危机的情况，吓坏了他的队员，因为在大家心里他不光是队长，还是老科考。
类似的危险时有发生，但被康世昌一笔带过，“有一次在念青唐古拉峰考察，夜间飞雪弥漫，找不到帐篷，4个人在雪地中站了一晚上，在去各拉丹冬的考察途中，在青海湖边翻车，断了6根肋骨。”
在他看来，危险正是珠峰冰川的魅力。他对攀登到海拔7200米采集样品的感受尤为深刻。“咱们人类，就是我自己，像一只小蚂蚁你吹一口气，就可以把这个蚂蚁吹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在珠峰北坳，海拔7200米的地方，一阵风来，直接吹下悬崖，连尸体都找不到。”
为何还要向前呢？就像乔治·马洛里，这位在攀登珠峰途中丧生的英国登山家说的那样，“因为山就在那里。”
8小时以外的功夫
2000年，康世昌主动联系了合作导师Paul Mayewski教授，提出了希望去美国缅因大学开展博士后工作的想法，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珠峰考察中合作。
关于去美国的目的，他想得很清楚，“他们的实验设备、样品分析能力是非常好，是我们赶不上的，第二，也是想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
几个月后，康世昌迅速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他能够用英文准确地进行交流，尤其是一些科学类的词汇。美国生活与国内相比要安逸很多，空闲时间他可以开着车出去玩，去钓鱼。
康世昌留学期间科考留念照片。
“但我还是想家，长安虽好，非久留之地，而且其实我刚去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回国的，因为毕竟是向别人学习，不是去美国享受安逸生活。”
三年半后，康世昌回国，他把学习到的实验室分析技术带了回来，他希望做一些自己感兴趣、想探索的事，而不是在导师手下打工。
回国后的生活节奏明显比在美国快了很多，除了要继续做科研项目，他还带研究生，包括留学生。让留学生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你晚上为什么还在办公室？”但对于中国科研者来说，晚上加班是常态，8小时外的功夫必不可少。
“科研工作者不可能说在8小时之内完成任务的，晚上必须加班，但这个留学生，一个老外，他就感觉到非常吃惊，说你为什么晚上还在办公室上班。所以，你就可以想像我们中国人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康世昌看来，这正是中国“冰川人”的精神。他有多次与外国科研者一起在恶劣环境下合作的经历。
康世昌研究冰芯照。
“比如说我可以在海拔六千多米，吃个十天的方便面，但是外国人就不行了，如果吃得实在不太好的话，他们就会抱怨，就会下山，找一点儿好吃的，另外，2003年，在珠峰上，我当时是胃出血，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肯定要下山治疗，最起码我没有，一直坚持。”
正是基于这种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冰川研究飞速发展，不但完成了第二次冰川编目，对中国冰川资源现状的又一轮系统和全面的普查，还建立了人才梯度，他们有的奋战在冰川一线，有的为青藏铁路的冻土难题出谋划策。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处于国际上的第一梯队，与外国专家的合作是更加趋于平等，而不是由他们来主导。”康世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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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伶羽
小编：小侨